法律孤儿教育劣势与社会救助

在访谈中,法律孤儿的实际抚养人无一例外地表示出对孩子学习的高度重视,正如嘉余的外婆经常对他们姐弟俩所说的:“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学习学好了,将来自己有好的工作了,什么都不怕了。”但是,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他们没有能力对法律孤儿的学习进行指导和协助。为了给嘉余和嘉欢默写英语,从未学过英语的外婆只好硬着头皮自学英语,困难程度不言而喻:

我原来是老三届,学的俄语,英语不懂怎么办?后来有录音带,但是质量不好听不清楚。我就等他们睡了,自己听,然后用中文标起来,再教给她们。再到后来,太快了,我实在太累了,不行。(JYF1,2017.10.14)

与嘉余外婆一样,小允的爷爷对小允的教育也非常上心。我们来到小允家的那天,一进门就看到床脚堆放着高高的一摞学习辅导书。小允的爷爷告诉我们,他自己只有小学文化,没办法辅导孩子的学习,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买书。他抱怨说,现在的书太贵了,买不起。小允所在的学校推行电子书包,老师发布通知、布置课后作业都是通过手机进行,许多作业也需要用到电脑,而爷爷对这些新科技却是一窍不通。为此,年过八旬的他甚至尝试去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学习电脑。不过,他付出的金钱和精力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如今,小允上初一,每次考试成绩都在七八十分。老师告诉爷爷,以这样的成绩来看,小允以后深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现在爷爷的最大希望就是让小允初中毕业后读个职业高中,早些出来工作,“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XYF1,2017.7.21)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可以通过竞争和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体制内的重点学校和市场上的教育服务)、更多地参与和支持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来提升儿童的学业成就(李忠路、邱泽奇,2016)。而经济能力不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庭则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不断降低教育期望,任由孩子的学习成绩被进一步拉大。在我们接触到的法律孤儿中,小洁可能是学习成绩相对较差的孩子之一。在她的学期评价册上,各科目评价中几乎看不到A和B,尤其是数学,每一栏中都写着E。^[2]小洁的外婆心急如焚,也想为她报名参加补习班,但迫于经济压力还是放弃了:

因为她基础太差,我们过去想给她报补习班。他们学校对面就有,每个月是1 000元,监督协助做作业。结果人家老师一看,成绩那么差,他说最起码要2 000元。后来又说2 000元也不行,要开3 000元、4 000元。那我说我受不了。这怎么受得了?我一个月工资都交掉了!后来想想就算了。(XJF1,2017.7.12)(www.xing528.com)

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来说,送孩子参加课外补习也许是提升孩子学习成绩的最有效途径。现有研究表明,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的确具有正向影响(方晨晨、薛海平,2014)。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低的学生增加补习时间后的数学成绩提升更大(薛海平、宋海生,2018)。然而,面对高昂的补习费用,小洁最终没能进入课后补习班。与此同时,放学后到补习班接受“第二次教育”已经在她的同龄人中蔚然成风。2017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小学生中补习的比例为57.36%,初中生中补习的比例为84.23%,高中生中补习的比例达到86.18%。在孩子参加补习的家庭中,过去一年的补习费用平均为16 788元。家长的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与学生是否补习显著相关,社会经济地位占明显优势的家庭,孩子补课的比例突破了90%(杨雄、陶希东等,2018:106—108)。目前正在补习英语和数学的法律孤儿婷婷就告诉我们:“我在我们班算是补得最少的。他们都要补文言文、毛笔字,什么都补。”可见,课外补习是学校教育之外的一种非正式教育,在学生学业发展中扮演着“补差”和“提升”的重要作用。因此,萱萱的表舅提出,国家应该在课外补习方面给予法律孤儿适当照顾:

在生活方面,我们的家庭条件基本上是可以的,不可能让她过苦日子,多养一个小孩没有问题。因为她有个低保,街道也有一些补贴。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她学习上的问题。如果要给我一些帮助的话呢,就要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她)现在还小,才一年级、二年级,但是再往上呢,学习辅导的问题,这个很重要的。每天如果有两个小时的辅导,那她的学习成绩就可以保证。我建议呢,国家对于这样特殊的孩子,找一些专家,每周抽一两天的时间,做一个补习功课或者作业上的指导、学习上的指导,这些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支持。我说的这些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你说是吧?合情合理的。(XXF1,2017.7.19)

萱萱的表舅坦言,虽然目前家里经济状况还过得去,但自己的女儿也即将升入高中,同时要负担两个孩子的教育支出确实压力较大。他在法律意义上并没有抚养萱萱的责任,接过这个重担纯粹是出于亲情,如果因此而削弱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似乎也不合乎情理。因此他认为,由国家来为法律孤儿提供学习方面的辅导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