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孤儿的生活风险与社会救助：抗逆力理论的启发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在研究精神病患者的子女时发现,尽管处于如此不利的家庭中,许多孩子却仍然能健康发展。这一发现促使研究者们认识到,风险不一定会破坏个体的发展,因为个体面对风险可能出现不同的反应(Luthar et al.,2000)。一些儿童会遭受永久性的伤害,一些儿童会出现延迟反应,还有一些儿童则会表现出抗逆力,能够较好地适应和应对逆境(Rutter,1993)。此后,有关儿童抗逆力的研究蓬勃发展,研究者的视角逐渐拓展到各种不利于儿童成长的环境,如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在暴力多发社区、贫困、虐待、长期患病、遭遇重大意外等,试图从中区分出适应不良和适应良好的儿童,进而发掘那些有助于儿童适应逆境的因素(Luthar et al.,2000)。

抗逆力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1)抗逆力是指个体积极地适应逆境的动态过程(Luthar et al.,2000)。逆境也被称为风险,通常是指消极的生活环境,例如,长期生活在暴力事件多发的社区就构成高风险。积极适应则是指个体行为中所表现出的社会能力,例如,儿童能与主要照顾者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能获得良好的学习成绩等(Lutha&Cicchetti,2000)。(2)逆境中的个体既具有脆弱性(vulnerability),也有能够减轻其负面影响的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s)。这些保护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积极的个人特质,如智力水平高、性格随和、高自尊、独立等;二是支持性的家庭环境;三是家庭以外的支持性因素,如学校、同辈、教堂以及制度支持等(Luthar et al.,2000)。(3)抗逆力研究的重点不仅是发掘儿童生活中的保护因素,还要分析这些保护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从而设计出恰当的预防和干预策略。

抗逆力理论为法律孤儿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现有儿童研究的任何一个理论视角出发,缺乏父母的照顾和陪伴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正因为此,有关法律孤儿的研究大都在探讨他们受父母服刑所影响而出现的各种负面结果,而他们积极应对问题的可能性则鲜有研究提及。事实上,当研究者从抗逆力的研究视角去观察法律孤儿,就能发现脆弱性和保护因素并存的现象。一项针对童年时期父母服刑的非裔美国人的研究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理论:尽管受访者们都认为自己曾经艰难地承受着父母服刑的负面影响,但却没有一个人屈服于困难,并且,他们在成年后都致力于为像自己一样处于困境的儿童提供服务。研究者认为,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一积极结果:(1)强有力的家庭联系,如祖辈、亲属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在家庭中生活而不是进入寄养机构;(2)学校的庇护,如教师的鼓励和启发,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自由,缓解了家庭状况带来的焦虑;(3)社区的关怀,如他们可以在教堂中对人倾诉、获得接受感和安全感,甚至在教堂中遇到替代父亲作用的重要他人(Ming,2011)。(www.xing528.com)

由于抗逆力理论关注儿童在逆境中的保护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因此它对法律孤儿社会政策和实务具有启发意义。首先,它指出法律孤儿具有积极适应逆境、应对风险的能力,避免了为法律孤儿贴上统一的“问题儿童”的标签。其次,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抗逆力并非儿童的个人特征,而是一种由外界保护因素塑造出的应对逆境的过程。因此,对法律孤儿最有效的支持不是在出现问题后才做出应对,而是加强家庭、学校、社区、社会、文化中的保护因素,提升儿童抗逆力,从而减轻父母服刑的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抗逆力理论将法律孤儿的救助重点从问题矫正转向初级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