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萍鲜
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仍然是居主流地位的民主意识形态.然而.出于着手解决当代社会中公共生活衰落、“公民唯私综合症”泛滥、政治冷漠等困境的需要.西方左翼理论界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一种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对立的参与民主理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创造了空前宽广的公共空间.市场化培养出规模空间的公众群体，所带来的舆论浪潮给政治体系带来强劲的冲击，参与民主逐渐在西方各国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参与民主是一种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的主张：如仅从字里行间研究.参与民主与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诸多的群众运动.有极其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当代西方参与民主是基于对西方民主实践深刻的反思.它有着深刻的理论来源：首先，其基本思想源于古典民主理论。强调民主政治的道德目标，倡导公民的积极参与.主张只有积极参与政治，才能强化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完善个人的政治美德及其政治能力：这些民主吁求和参与理想对西方参与民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也有极深的渊源；此外，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一些民主参与思.里，如美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杜威、汉娜·阿伦特以及英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G.D.H.柯尔和A.D.林赛时民主参与的构想和设计，也是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直接的思想资源：
基于对强调“代议制”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分析，参与民主理论家建立起“参与性社会”的理论框架。他们的民主设计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参与，，是当代参与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参与民主理论家认为，参与是作为本原意义民主的固有内涵。因为在纯粹的民主原则下，政治系统中的所有公民都应该自我做主、自行治理公共事务，而不应委托他人。同时，本原民主概念中的参与和平等也是相容共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参与是实现个人平等的基本方式。没有参与，就没有平等，没有平等，也就没有公正的参与。因此，对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恢复本原意义的民主概念的当代参与民主理论而言，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析通过何种方式来推动积极的公众参与，进而完善民主的平等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第二，公民直接参与“有限环境”中社会关键制度的管理。当代参与民主理论大都建立在人民主权论的基础之上，但与把人民主权视为共同体成员亲身参与所有共同决定的古典民主理论尤其是卢梭的民主理论不同，参与民主理论并不认为直接参与可以延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等各个方面，而是把人民主权理解为公民在地方社区以及工厂或企业等有限环境中参与组织、管理和决策，将其蕴涵于公民平等自由地参与协会活动、讨论对话以及电子参与的过程之中。它强调公民权或公民身份正是通过政治参与的各种制度，公民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孕育出设身处地的能力及互尊互敬的态度，从而共同介入政府决策，一起承担行动责任的过程来实现的。它还主张人民主权不是来自于卢梭式的道德基础，不是由每个共同体成员的良好心灵集合而成的公意，而是来自于一种“辩论的共识”，来自于每个人自由平等地参与的交往活动，来自于话语过程本身。
第三，民主参与致力于极大地提高普通公民的民主素质和能力，进而作用于促进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发展。参与民主理论家认为，在社区、工厂等领域中积累的参与经验，能够培养人们的团体认同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促进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府事务更有兴趣的公民。而所有这些能力的养成，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强调参与的经验至少使普通公民能够更好地评估其国家的成就，以及国家政策对于自身生活的影响。
第四，当代参与民主理论主张将参与民主的发展与公民社会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致力于培育能够切实承担及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公民。参与民主理论积极反思自由主义的民主产生的负面作用，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缺少共同体的特征，制造了大批的消费者、工作者、信息传播者、享乐者，而不是公民，公民身份仅仅被看做是一种法律地位以及法律上对权利的消极保护，其核心在于获得权利和保障权利。参与民主理论主张，真正的公民不仅在形式上要求人们应该是某一特定政治国家的成员，而且在实质上还要求该政治国家的成员能够行使公民责任和义务。当代参与民主理论强调公民社会对促进协商的积极作用，认为对协商政治而言，公民社会在形成公共舆论，并将其传达到制度性决策论坛如法庭和会议等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五，参与社会的民主政治实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参与民主理论家不是彻底的直接民主论者，他们并不主张在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强调参与民主不是要代替代议制政治，而是对代议制的必要补充。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由于地域、人口等方面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实行古雅典式的直接民主，而间接的代议民主又不能充分体现民主的参与精神。因此只有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才能既使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地方层次的决策，实现个人对日常生活过程的真正控制，又能保持政治统治的效率，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
从参与民主理论的主张中我们不难看出，参与民主实践对提升公民民主素质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但同时对实践者的民主素质水平也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承认，虽然参与民主理论着手批评的是“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理论所指批的困境。毋庸置疑，在传统民主政治中增添参与民主因素已成为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我国在基层民主实践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就拿浙江省来说，社区直选，基层“民主恳谈”等等，都展现出参与民主的中国身影。
但是，由于未能把参与民主当成历史发展的趋势去看待，也可能是基于对“文革”群众运动的余悸，或是对如同泰国般民主政治运行失控的担心，我国的参与民主实践还如星星之火般点点燃烧，仍未形成气候。本文作者认为，既然建设参与式民主是当代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就不应该因为某种原因犹疑不决，而应该抓住此历史发展的机遇，把参与民主作为打破我国传统政治束缚的有力武器。实际上，我们只要能够抓住它对公民民主素质的提升和要求这个关键点，在建设参与民主的时候以其对公民民主素质提升的要求作为建设重点，不仅能摆脱“文革”或“泰式民主”的困境，还可使其成为我们打破传统政治消极影响的利器。就宁波市而言，我们在经济、思想、文化和民主实践方面有建设参与民主的许多优势，应该积极推进参与民主建设，并在建设中消化各种当代政治民主建设的障碍。
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但市场经济的建立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宁波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后，市场化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为宁波带来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民主政治观念的形成以及中产阶级的发育等民主发展条件。
首先，经济的现代化带动了宁波社会的进步，其突出表现就是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参政意识较强的中产阶级，而这样的市民社会是参与政治产生和扎根的沃土。其次，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变了宁波社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群体的人数激增，受教育程度提高，宁波逐渐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相互信任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也越倾向于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仅有利于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而且大大提高了民众参政、议政的能力。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公民素质，换句话说，“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它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
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培养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设与迅速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以等价交换、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为主要原则和特征，因而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形成。宁波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愿望明显增强，参与性的民主政治文化逐渐孕育和成长，这为民主化准备了思想基础。
再次，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了关心政治的主动性。虽然财富的增加本身不能构成向民主转型的条件和原因，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民关心和参与政治生活需要一定闲暇，而闲暇只有在具备一定财富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公民只有有了闲暇之后才有可能主动去关心、参与政治生活。
自明清以来，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就成为浙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传统商业文化中也包含协商理念等前民主精神。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浙江省适时制定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战略建设任务，为宁波市成为培养公民民主素质的沃土提供了全方位的保证。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八八战略”、“平安浙江"、“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所构成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宁波市营造了一个较为扎实的民主索质成长环境。浙江省于2006年推出的“法治浙江”建设战略.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追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使公共权力系统及其成员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实现对公共权力系统的规律控制”等建设目标，并要求浙江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以及完善的监督机制，确保各级政府的权力受到人大的监督，受到程序的制约，受到人民权利的约束，受到司法的审查。在扎实落实“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任务的过程中，以上这些民主精神逐渐融入宁波各个建设战略活动之中，形成了以经济促民主、以民主求和谐、以民主促法治、以文化求民主的互动局面，这一局面与20多年基层民主建设所形成的基层民主制度环境和村民自治民主事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宁波市建设参与民主的合理宏观大环境。
浙江省在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遵循内在需求触动、政府有效规范的原则，既敢于直面基层民主传统缺位的问题，又坚持了基层民主需求源于民间的信念，把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认可和宏观指导、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民间力量的主动需求及实际探索三方力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发挥民间、中央和地方互动、交汇和共同作用，创建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扎根于本地土壤的各种民主创新模式。2008年初开始的“选聘分离、社工职业化”就是城市社区直选中的“宁波模式”，通过社区直选，城市居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现了更多的民主权利。从2004年开始，宁波市以“基层民主建设示范村”为平台.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涌现出如因州区古林镇耦池村的“周末信访制度”、“村务提议制度”，奉化市的重大村务公决制、村级事务听证制、村级财务公示制、村干部工作报告评议制“四项制度”，江北区白沙街道着力于解决社区居民矛盾纠纷的“民声决策机制”，为参与民主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微观环境。
虽然宁波市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取得许多成绩，但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其演绎、延续的传统文化，也必然会潜意识地渗透到人们的民主生活之中。传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的厚土上生长的，其“官文化”和“民文化”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对民主发展不可能不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宁波市在建设参与民主的过程中也存在以下的困难与障碍：
其一，民主参与的盲从。受“官文化”、“官乃民之主”及“牧民”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尽管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积极，但由于民主建设过多强调政府和党员干部主体作用，在实践设计方案中留给民众的空间也不大，导致部分群众民主主体意识滞后，表现为民主自主性缺失，又表现为民主独立性缺失。笔者去年所进行的一次浙江省基层干群民主素质调查数据显示，70%以上的民众认为民主建设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能认识到公民本身是主体的仅占调查人数的15%左右。部分民众在民主参与中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盲目从众，理性思考能力不足。
其二，民主权利的滥用。我国传统的“民主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小农经济演绎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的个体性、逐利性和普遍性，加大了民众树立民主主体意识的难度，极易出现民主逐利、个人崇拜等问题。在参与民主实践中具体体现为部分公民权利意识淡汕：，目光短浅，被眼前利益蒙蔽双眼或被蝇头小利收买，为少数投机分子拉票贿选提供机会。有的群众不珍视权利，把民主权利当儿戏，在行使选举权利时随意而为。一些地方宗族、人情等因素渗人民主生活，使民主背离了初衷。
其三，民主责任的模糊。由于部分民众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进而导致民主责任模糊。有些人仅仅把参与民主的过程当“过场”，不是重在履责，而是重在参与，对结果怎样漠不关心。在基层民主选举和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环节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四，民主意识的缺失。笔者所做的浙江省基层干群民主索质调查数据显示，基层民众对宽容和妥协等民主手段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而基层干部在这方面意识的缺失程度更是令人担心，在10%左右民众掌握一些参与式民主手段的同时，仅有不到5%的被调查村干部认同宽容和妥协等民主手段。
如上论述，健全和稳定的现代参与民主不仅依赖于其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于其公民的品性和态度。在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参与式民主倡导恢复参与在民主中的核心地位，而参与的主体是公民，因此参与式民主的复兴必然伴随着公民身份的重塑。实现参与式民主、重塑公民身份的要求使公民身份不仅仅意味着权利，更意味着责任；不仅意味着纳税和选举，更意味着参与和自治（自主）；不仅意味着法律上的身份，更意味着参与的行动。因此，在宁波市建设参与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优点和缺位之处，绝不能仅把其当做可以提升公民民主索质的手段，而应该在参与民主建设过程中把培育公民民主素质当成同等重要的任务来完成。
第一，把建设参与民主的过程演变为培育具有民主法治精神的政治参与主体的过程，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维护政治主体的利益，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度，为公民参与民主提供充足的动力。首先，要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为确保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充分保障广大公民的结社自由，大力培育各种适应新型政治参与的社会组织，加快推进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最后，培育新型的政治参与主体，必须使公民确立以民主理念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列宁说过，政治是人类的高级性需求和后天性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奠基。因此，我们应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为公民的有序化政治参与创造必要前提。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规则，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提供坚实的规则基础和制度保证。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亨廷顿认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加强制度建设，要有制度创新意识，借鉴西方国家的公民越来越多地行使创制复决等权利来直接影响政府组成及其决策的经验。在瑞士，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举行了300次全民公决和135次公民创议，而公民复决权的行使则更为频繁。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士平均每年就重大政治事项举行10次复决。当前的实际条件并不允许宁波也举行大规模的创制复决等活动，但是建立健全一套听证制度却是势在必行，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的决策符合民意，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这对促进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是极为有利的。
第三，建立新型参与型政治文化，填补公民文化缺失，发挥政治文化价值观的主导作用。这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民众史观，打破权力至上观念，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对公民进行民主、平等、参与、法制等现代政治意识的教育，抛弃附庸、臣属、恩赐、依附心理，增强主体意识，强化参政意识，争取把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公民改变为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二是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让公民准确地掌握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备应有的政治知识、参政技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技能。三是培养公权力运行中的宽容文化，推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
第四，进一步完善对公民政治参与过程的控制，为确保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体系。首先，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参与控制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有效促进公民的有序化的政治参与。其次，完善政治整合机制，保证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和谐发展，维护有序化政治参与的正常运行，既能反映民众的利益，又能顺利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路森·派伊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是由一系列危机引起的，其中就有整合危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缺乏政治整合能力，无力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因此，宁波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整合机制，在充分调动各方面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不同的参与行为而形成公民政治参与与政治有序化的和谐统一。(www.xing528.com)
第五，谋求扩大参与、健全法制与政治稳定的协调发展，推动宁波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顺利实现。其一，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健康扩展，这显然离不开有效的法治。而一个稳定有序社会的实现，不仅需要法治调解机制的核心地位，也有赖于政治改革的渐次推进。其二，法治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只有让参与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进一步扩大，或者随参与的扩大渐进地对现有制度作适当的改进，才能对法治的深化和落实起到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其三，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发展需要在法治轨道上为公民参与提供动力支持，只有通过扩大公民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得到聚合和表达，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次根源才能得以遏制。
在我国，民主是一个敏感的、风险较大的政治实践活动。而国际经验证明，如果公民民主素质等方面未能与民主发展的需求步调一致，那么就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卜分不利的影响。在民主化进程中，由于过分注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公民民主素质和社会民主风气的培养和提高，结果是我们接受了民主理念，并在本质上赋予了社会主义民主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性质，但在民主的操作、工具性民主的继承中表现出明显不足。痛定思痛，宁波市在建设参与民主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利用其对公民民主素质的提升作用，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氛围，使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与公民民主索质提升达到正向互动的局面，为和谐宁波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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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基金项目：2009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基层民主的实践与创新重点研究深题成果之一（编号：2009XZ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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