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宁波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分析

厉云飞 叶剑彪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农民工是指户口仍在农村、户籍身份仍是农民，但是长期生活在城镇或城市，长期或临时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以此来获得主要收入的劳动者。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有1.2亿。政治权利的实现和政治民主建设离不开公民合法合理有序地参与政治。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既不能参加原居住地的政治活动，又不能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因而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状态，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浙江省作为劳动力输入大省，如何实现农民工合法合理、有效有序地参与政治，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笔者于2010年3月在原宁波火车南站（已搬迁）、海曙区西门街道等地进行了“宁波市进城农民工政治生活情况”的走访和问卷调查，希望通过调查反映当前宁波市进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由于农民工人数多、居住情况复杂、职业流动性大，此次调查采用了抽样调查法，在样本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等因素。考虑到文化程度以及理解能力不同，问卷填答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自填问卷法，由被调查者亲自填写，适用对象一般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被调查者；一种是调查员按问卷内容逐一读题，由被问者回答，这一般适用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或不便于亲自填写问卷的被调查者。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份，收回有效问卷7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3%。被调查者中，男性为40人，占调查总数的57.1%；女性为30人，占调查总数的42.9%。

政治认知是指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和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输人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作为政治认知的对象一般包括政治象征、政治典则、政治程序等。

调查显示，只有5.7%的农民工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委会组织法》很清楚，并主动深入了解过其中的具体规定。45.7%的人回答“知道有这部法律，但对具体的规定了解不多”。有20.0%的人“仅仅听说过，但对其中的具体规定一点也不知道”。28.6%的人回答“还没有听说过”。政治典则是一个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它告诉公民有什么权利，同时要履行什么义务，因此，公民对政治典则的认知关系到他们政治权利维护的第一个步骤。另外，宁波市在2007年底成为了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并规定外来人口只要居住一定年限就有选举权，只有15.7%的人回答“知道有这件事”；有48.6%的人回答“知道一些”；有35.7%回答“完全不知道”。由此可见，农民工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不关心，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项权利，因此也就很难想象他们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的情况下去实现自己的权利。政治典则的知识缺乏映衬出农民工公民意识的淡薄。

当调查农民工在自己和身边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时会向谁求助时，12.8%的被调查者回答的是家人、亲戚，11.4%的人选择了同乡；只有2.9%的人选择了朋友，很多没有选择朋友的人说，“选择朋友没什么用，又不是打架，打架是犯法的”，或者说在这里没有朋友。50%的人回答的是“政府有关部门”,9.9%的人选择“法院”；8.5%的人选择了“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其中很多人提到自己经常收看浙江民生休闲频道的“1818黄金眼”节目。4.3%的人选择了“工作单位”。由此可见，超过半数的农民工能够正确地选择维护自身利益的对象。农民工在自身权利或身边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找到正确的对象来帮助维护自己的权利，否则，就很容易造成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不少法治报道中，许多外出务工人员违反法律就是因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但是又不能利用有效的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

公民的政治态度就是其主观方面所具有的政治特征，如政治关心、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和政治义务感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农民工是否愿意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参与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政治就是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政治，缺乏自下而上的回应性，这样，政治组织对于公民来说就像一个“黑箱”，公民无法得知政府行为的用意，而且很可能使政治成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

政治关心是政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关心政治的公民很难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调查显示，42.9%的被调查者回答“十分关心”或“比较关心”社区的公共事务，41.4%的人回答“偶尔关注”，只有15.7%的人回答“不管不问”。因此，有85%的人至少是关注社区公共事务的。另外，在回答是否关注国家政治和政府事务的问题时，18.6%的人表示“很关注”；32.9%回答“关注热点和焦点问题”;34.3%回答“关注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政策”;4.3%回答“有时关心”；7.1%回答“很少关心”；只有4.3%回答“不关心”。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关心国家政治和政府事务的人达到90%以上，说明农民工对政治是感兴趣的。他们中很多人谈到了“金融危机”等一·些比较专业的政治经济词汇。可见，农民工对公共事务是比较关心的。

政治效能感是公民（自下而上）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以及政府有关部门（自上而下）行为对自身影响力的主观评价。从理论上讲，政治效能感越高，即公民认为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政府的行为造成影响，公民会越积极参与政治，反之，则对政治不关心。在回答一个普通人是否应该参政议政的问题上，22.9%的人认为“即使参政议政了也只是形式，政府不会重视普通人的意见”。农民工渴望政府能够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他们对政府能否保护他们的权利表示怀疑。因此，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不高，他们对政府机构和人大代表的信任也不高。

农民工受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心理、文化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在政治行为上表现出其特定的形式。他们的政治参与形式一般是成本低、风险小的。

议论性政治参与是当下最流行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成本低、风险小，只要在适度的范围内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同时，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普及和进步，广大群众都有机会了解政府新闻和政治热点问题。再者，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一般都敢于在私下里甚至是公共场合谈论政治。在调查的过程中，那些能够顺利接受调查的农民工朋友只要了解了问卷的内容之后，就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们敢于言说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敢于对国家政治和政府事务提出意见，对领导人提出要求。他们的政治参与形式更多地表现为纸上谈兵式的议论性参与。

选举虽然不是政治参与的唯一形式，但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重要标准。“由于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工作生活在城市，这种‘人户分离’的居住状态使他们无论参与输出地还是输入地的社会公共政治生活的几率都非常低。”农民工远离家乡，一般不会回去参加选举，因此他们的选举权在打工地实现比较适合。在调查中，22.9%的人参加了工作单位或所在城市的选举，但是有高达70.0%的人没有参加过，7.1%的人回答了不清楚。

31.4%的人认为不利于宁波市农民工参加居委会选举的主要原因是“选举是本地人的事，与外地人无关”。他们认为自己出来只是为了挣钱，再加上自己又是外地人，来别人土地上有钱赚就不错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非常高，64.3%的人对自己目前在宁波的生活非常满意或满意。一位来自江苏的环卫工人说，在宁波比在家强多了，居委会给他安排了工作和住房，女儿在宁波九中上学，儿子也进了幼儿园，自己白天打扫卫生，晚上给别人送货，辛苦了点，但是很满意。大多数农民工处于一种做好普通人就够了的心态，很多人还将政治权利看成是一种负担，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总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并不乐观，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政治参与比较被动，不主动去了解政治知识，更没有积极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恩格斯曾经指出：“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或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产生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因而应当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揭示政治。”农民工不关心政治，是因为他们太关心经济了，而关心政治不能给农民工带来即时的利益。笔者走访农民工的住房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都住在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里。调查显示，占调查总数68.6%的宁波市农民工每月收入都在2000元以下，很多人必须为生存花掉大部分时间，也就很少有精力去关心政治了。只有农民工的经济地位提高了，他们才会，也才能主动去靠近政治。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化和断裂。户籍制度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障碍，即我国的选举法规定只能在原籍选举，而农民工大多属于背井离乡但又没有脱籍的身份，他们长期在工作地居住，远离原籍但户籍又在原居住地。他们只能参加原籍地的选举，但由于回原籍选举的成本高，而原籍的政治活动对他们自身的影响又不大，因此，要农民工费那么大劲去做一件与自己利益不大相关的事恐怕不可能。

一般而言，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文化水平的落后使得农民工在掌握政治信息、利用参政渠道时遭到许多难以克服的技术上的问题。然而，宁波市的农民工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是较高的。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为初中和小学的占调查总数的47.1%，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以上的占调查总数的52.9%。目前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大部分80后和90后都是直接放下书包就到城市里来谋生的，因此，文化水平已不再是大问题，关键是文化结构。虽然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但他们仍然比较缺乏政治法律知识，这是最主要的症结所在。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些常识或者谋生手段，政治这种公共性比较强的事情，他们很少投入精力去掌握。所以说，他们的知识结构相对畸形。

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信息接受者无法有效地利用信息。调查显示，84.3%的人知道一点或完全不知道在宁波居住满一定的年限就有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权利。信息问题不仅仅是“软件”问题，即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心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硬件”问题，在城市中，农民工不清楚自己会待多久，一般不会花钱去购买诸如电视机等传媒工具，再加上居住的环境恶劣，比如房屋太小，容不下太多东西，以及他们本身很忙，没太多时间来休闲看电视，造成了信息来源狭窄的不利局面。许多被调查者都说，“我们哪有时间看电视啊？”而有的是没有电视可以看。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他们本来就很微薄的政治资源白白浪费了。调查数据显示，有47.1%的人没去参加选举是因为没有人通知，或者认为自己没有机会。没有人通知，以及不知道自己拥有选举的资格就是信息缺失或信息通道不畅通的表现。信息的不畅通使农民工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失去了表达自己要求的机会，更由于长期缺乏政治生活的陶冶，他们很可能会与政治生活渐行渐远。

人人参与，每个人的合法权利都得到应有的保障，政府与民众之间应该是一种良好和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公民不是天生的，具有良好索质的公民更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锻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地位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政治生活所需要的“闲暇”、政法知识、搜集信息的工具和技能等都必须在经济基础上获得。目前，“民工荒”、“招工难”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收入过低，生活成本又高，他们已经很难在城市生活下去了。生活在贫困中整天为生计而费尽心思的人是无法顾及政治生活的。政府要在以往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方面加大调整力度，让企业提高劳工成本，改变劳资双方利益失衡的格局，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实施处罚，在政策或立法上规定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实行市场禁入制度。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来，尤其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另外，政府应组织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经济生活的手段。(www.xing528.com)

农民工数量庞大、职业结构复杂、流动性强等等，造成了农民工特殊的政治地位。虽然在宁波居住一定的年限就拥有居委会的选举权，但是却被农民工忽略了，并且对于他们而言，今天选举了这个人，或者自己竞选了，可是过几天自己走了，之前的行动就成了泡沫。农民工“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地位要靠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才能得到改变。仅仅拥有社区直选的权利很难消除长期以来由户籍制度造成的障碍，并且这项权利对于农民工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因此，笔者认为，在宁波市居住一定年限并且有相对稳定收入的农民工可以申请转为宁波市户口。

农民工把握法律知识的多少、法律意识的强弱体现了他们综合素质的高低。农民工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中，大部分关系靠风俗习惯、道德礼制以及传统等非制度方式来调节，基本不依靠或者较少去依靠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农民工对国家正式法律把握不够，法律知识缺乏，轻视法律，有时候甚至害怕法律。义务教育应该强调政治和法律教育。农民工转移到城市之时，举办政治法律知识培训班，开展好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政治法律知识培训，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搞好普法宣传活动，积极鼓励在校大学生参与普法宣传活动，帮助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以及参与意识。鼓励农民工健康上网，给农民工利用网络监督政府的机会，增大权力运行和法律实施的透明度，构建阳光政府，拓宽农民工的政治活动空间。将一些有能力的农民工吸收到政治机构中来，为城市的重大事务投票表决，出谋划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给政治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报纸、电视等媒体所采用的传播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选举进程和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度。政府应利用互联网组织好政治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立农民工所需的政治信息内容的公共数据库，安排人员对农民工进行指导，鼓励农民工查询。积极搞好政务公开和政府发言人制度，让农民工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对积极参与的农民工给予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奖励。居委会在事关农民工切身利益的信息上必须扎实地做好工作，保证将信息真实、及时地传达给他们。对农民工实施“政治信息补贴”制度，即给有稳定住所但又无法购置传媒工具的农民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给他们发放收音机或者购置电视机等。规定企业要给农民工提供良好的政治信息通道，给在厂员工配备相应的传媒工具，鼓励农民工收听收看新闻，从而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总之，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三农”以外的“四农”问题，积极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中来，促进农民工合理、合法、有序和有效地参与政治，使他们在城市中享有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履行所应尽的义务，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农民工自身权利得到保障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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