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社会与政法研究成果

巢小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业者崛起，她们在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令人瞩目的，这促使妇女创业活动变为长期的发展因素。在联合国关于妇女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研究中，认为妇女的未来是同她们增加参与制定经济决策相联系的，而这种参与又同妇女企业经营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确定这种认识绝不是偶然产生的。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女性创业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女性就业的新趋势，在企业界这个十足的男权社会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企业家，而且其成就越来越不容忽视。在上述背景和趋势下，国际组织支持妇女创业的力度在加强，正在努力将性别视角融人主流社会，特别是在宏观管理中要具有性别视角的分析与决策。同时，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支持妇女创业，并制定了一系列规划来扶持和促进女企业家的发展。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情况调查结果显示，GEM的女性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为6.90%，中国女性全员创业活动指数高达11.16%，高出平均指数4.26个百分点。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女性自主创业已经成为经济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0多万成功的创业女性、女企业家正在形成一种“女性经济”，她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此，女性创业研究成为了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众多学者在创业激励、创新思维、女性发展、女性角色变迁、创业经营模式等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将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女性创业的影响及其构建路径。

（一）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降低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但是，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大部分社会和经济生活是受非正式规范治理的。埃里克森批评科斯仅仅强调正式的产权法律，他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非正式规范已经包含了正式决策和执行的一大部分成本。诺斯强调非正式规则为正式规则提供了合法性。一个正式制度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非正式制度，如习惯、传统和行为规范的支持，社会关系资本通过维持非正式制度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得不到经济学家的关于正式制度的合理解释，于是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关系常常作为一个社会资本的嵌入来解释经济问题，弥补正式制度的过于刚性。

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肇始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开创性地给予社会资本概念以现代性的系统分析，指出资本更像是一种权力形式，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一种控制能力。他关注劳动者及其获得的资本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认为外在的社会结构对产生这种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在布尔迪厄的思想观点中闪现的是社会资本理论最早的火花，此后，科尔曼（Coleman）、帕特南（Putnam）、福山（Fukuyama）、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林南（Lin）等学者将其发展充实，社会资本逐渐成为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

美国经济学家洛瑞（Loury）是第一个从社会学意义上认识社会资本的学者。在运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美国低收入人群——黑人群体时，他把种族性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分析了社会关系的嵌入性网络在其求职和就业后待遇、升迁机会等方面的作用。这是一次摆脱原有研究视角探讨失业和种族歧视问题的大胆创新。科尔曼是方法论上比较倾向于经济学的社会学家，他强调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通过界定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的功能，指出社会资本概念有助于揭示个体行动者层次的不同结果以及从微观到宏观解释的过渡。其引进社会资本的概念也正是为了弥补两个学术流派在描述和解释社会行动时的不足：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以及社会学的受社会规范、规则以及义务等约束的社会化的行动的假设。可以说，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真正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佛大学的普特南，普特南对意大利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他讨论了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制度绩效的不同，以及社会资本对于南部和北部制度绩效的影响，从而得出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的结论。此后，格兰诺维特建立了“弱关系”假说，在关注群体间关系的基础上，弱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总是比强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前者更有利于信息和影响力的传播。边燕杰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修正了格氏的“弱关系”假说，提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强关系”假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的逐渐成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以农民工、下岗职工、高校毕业生以及女性创业等不同研究群体为对象的社会资本研究方兴未艾。

社会资本观视角的创业研究认为，价格机制失灵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给企业家留下了创新空间，创业家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来获取相关信息，从而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Casson.1982；Kirzner；1997）。一般说来，创业家和新创企业都缺乏财务资源、人力资源、经营信息、社会支持乃至创业必备的创业能力等，而创业者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他们部分地或完全地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资本观的创业研究最重要的派别是组织社会学学派和社会经济学学派。前者着重于网络分析，考察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后者认为网络结构性资源和关系性资源，如信任和规范等，同时影响着创业家的创业活动。组织社会学学派的创业研究代表学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伯特，他认为“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是错综复杂的个人网络"（Bert,2000）。他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理论出发，提出了有关创业研究的三个假设：从连接结构洞的个体横截面看，具有强联系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他能更早接近各种广泛的观点、技能和资源；同样的原因，创业家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企业就越有可能撰脱困境；创业家拥有可利用的强联系社会资本越多，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从文化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在福山的著作中，他着重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他的社会资本理论，即建立在社会信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理论。福山认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同，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他进一步指出了社会资本获得方式的特殊性。福山从文化角度出发研究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信任的重要性，为我们研究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

企业家被认为是创业进程的核心，创业进程中的社会因素所产生的重大意义也被广泛承认。经济活动被现存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社会嵌入代表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代表了社会关系的实质，以及深度和广度，这些都被认为是创业进程的定型因素。因此，一个公司的建立和发展与这个公司建立者的背景有关，也与和社会背景相关的主要因素相关。由于社会资本是一个结构紧密的机制，所以理解社会资本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关系。社会资本狭义上是指个人用来发展人际关系的资源，广义上指可产生再生资本的一种资产。但是，社会资本仅仅以人为依托而存在，它被广义地定义为社会关系网所形成的资产。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这一有效的资源使个人行为和商业运作变得容易，从而产生资本效应，所以说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我国江浙一带的块状经济中，民间商会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社会关系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在企业的创业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弥补了企业家创业中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市场需求的不足。社会关系类型可以大致分为四种：家庭关系；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基于感情基础或交往基础的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新建立的业缘和朋友关系。这种关系网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为内核，先向外延伸到本家族的各种亲缘关系（如姻亲、远亲等），再延伸到聚族而居的地缘关系（如同村、同乡等），进而扩展到同学、朋友、战友、同乡和同事等关系。其基本规则是，“依赖人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互相拖欠未了的人情”。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社会资本是企业家求得生存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其动员企业存在和发展所需的关键性资源的能力。然而，由于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是不同的。那些拥有社会资本存量大或拥有特殊社会关系的个人或群体，就可能在获得社会资源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鲍伯·爱德华在《超普特南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一文中指出：“对各种资本的获得基本上是由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决定的，不管这些资本是以种族、阶级、性别、地理还是以别的显著因素来划分的。”根据费涓洪（2005）学者对上海30位私营企业女性业主的个案研究，社会资本在女性创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性创业者需要储备大量的社会资本，她们往往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来获得其所需的资源。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理论上，社会资本体现出的是体制化的网络关系，而不是由亲属关系、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自然联系，它是在特定的工作关系、群体关系和组织关系中存在的，并依靠制度性的关系得以加强。而在现实的实践环境中，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包括体制化的网络关系，一些由血缘、地缘和业缘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也包括在内，并且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以及情感资源，尤其是对于女性创业者来说更是如此。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源，企业家通过社会资本直接获得了物质资源。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和自发的社交能力具有重要的经济后果。”布辿厄（1980）也指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次，社会资本是企业家获得商业信息和商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企业家在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后，还必须具有创立企业和经营企业所需的其他各种资源，其中信息资源尤为重要。许多创业女性本身和她们的父母亲及丈夫大部分都具有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经历，而且她们现在所经营的行业大多与她们自己原来的职业或家人的职业有关。这些亲朋好友和老同事成为向她们提供有关的商业信息和商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他们的忠告和信息对于她们正式制订创业策略前的非正规市场研究尤为重要。另外，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家获得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技术人员是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关键性人力资源，这些人员的来源往往与女性创业者家人以及亲朋好友的职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从性别角度而言，感情支持是创业女性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作用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支持作用。创业是艰巨的冒险活动，对于创业女性来说，他人尤其是亲人的理解和在感情上的支持是十分需要的，它往往比创业活动中的财政支持更为重要。总之，创业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创业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她们获得了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机会和支持。

（三）

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和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女性自主创业不但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妇女适应社会变迁而做出的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而社会资本是女性创业的必要资源，因此，大力提升女性社会资本、促进女性创业是全面推进就业促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结构等诸多因索的制约，妇女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社会资本的两性差别使妇女在诸多创业领域不仅是少数，而且处于一种“边缘”地位。

一方面，女性受到结构因素的制约，她们构建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先赋性的和依附型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她们普遍从事的是社会声望和职业地位都较低的工作。因此，她们缺少结识身居高位的同事和朋友的机会，这就从组织结构上限制了妇女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尤其是建立高层次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从而限制了她们获得通向创业道路的社会网络的可能性。根据费涓洪（2005）学者对上海30位私营企业女性业主的个案研究，成功创业女性之所以能够成为女企业家，这与她们及家人大多具有较好的职业地位，有利于她们构筑一个有用的关系网，以获得创业的机会和关键性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业主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实力仍是不充足的，她们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她们创业过程中起主要支持作用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关系网络，而非主流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与男子相比，妇女缺少通过自己的职业地位来加入高层次正规网络的可能性，她们构建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非理性的社会联系，较少是理性能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传统的社会文化认为创业不是妇女传统的事业道路，更不赞成不相干的男女共同参与习惯上的非正式交往。即使在非正规的网络接触中，女性不仅被排斥在男人社交圈之外，还要注意防备商场上的性骚扰和应酬太多招来丈夫的不满及旁人的非议。这就造成了女性关系网络的范围狭小和动员资源的能力的弱小。正如国外文章所说的“多数女性不打高尔夫球，不认识银行家”，这是女性创业很少得到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由于传统角色定位和长期以来社会性别分工制度的影响，女性仍然是繁杂的家庭内部事务的承担者，社会交往圈子狭小，生育和养育孩子使得女性不得不阶段性就业。我国女性因性别原因和职业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广义而言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我国女性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相对狭小。网络规模指社会网络成员的数目及其空间分布。社会成员交往的人越多，涉及的职业类别越广，其社会资本量就会越大，即网络规模与社会资本量呈正比。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中可能蕴涵的资源就越多，就越容易获得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另一方面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同质性较高。女性拥有的社会网络中的成员的异质性不明显，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跨度不大，没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成员具有类似的背景经验，成员间的信息交流局限在某一层面。这样的社会资本特征决定了女性创业者难以获得所需的重要资源，正如布拉什等人（2004）所指出的，原因可以从两个相关的方面来解释，一是女性不是主要的商业社会网络的“付费”成员——在她们以往的工作经验中，未能和掌握关键资源的人、重要的介绍人进行频繁的交往，社会和文化的陈规往往限制了女性可以间接通往金饯和融资的圈子。二是女性缺乏和商业关系网络进行交换的合适的社会资本。

（四）(www.xing528.com)

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现实性，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概念，它的实现要凭借个体的主观努力和客观实践，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个体行动加以建构，社会资源多少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网络中成员的资本数量。因此，女性创业者需要储备大量的社会资本，当创业者要扩展业务时，她们就要利用各类组织、社会网络或者社团中的关系。这些关系网络和联系人是获取信息、招聘员工，通常也是获得资金的关键所在，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女性在创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以及社会资本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当前促进女性创业的一个根本措施在于增加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并提升资本质量。

一方面，从女性自身来说，女性在创业过程中，要加强重视基于血缘关系、以信任和互惠为载体、借助社会地位来构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资本。中国被称为家庭主义的国家，传统的以亲情为基础的道义信用这种社会资本十分深厚，中国人只信任其家庭成员，这种态度反映到创业活动中来，则表现在企业以家庭企业为主，尤其在创业初期，家庭关系成为企业配置资源和扩展业务的主要途径。因此，建立在血缘或亲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的家庭关系网络是广大女性创业者获得感情支持、财政支持和企业决策方面的主要支持来源；而一定的职业地位及其关系网络，是使她们方便且有效地获得创业所需的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根本动力；因此，女性通过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来提高经济参与水平，提高自身社会地位。一定层面的就业不仅是个人获取经济收入和争取经济独立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自我实现、社会公平感以及各种因工作而结成的网络关系等社会资本的途径和手段。在就业中积累的社会资本还可以为人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社会资本。

不但如此，随着自身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及就业的增加，夫妻的分工模式变为以共同承担家庭生活负担和家务劳动，并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活动为原则。在这种分工模式下，由于妇女参与了劳动力市场，她的社会网络关系不再限于亲戚网络，而且包括朋友、同学以及在工作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等。婚姻不再是妇女获得社会资本的唯一途径，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由于拥有发展能力和社会地位而拥有控制和支配婚姻以及由婚姻产生的相关社会资本的权利和能力。此外，在许多时候，社会资本是非理性的社会联系，是人们预期之外的自动合作的副产品。同时，社会资本也常常成为投资策略的产物，是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人际交往中的信任、互惠和相互帮助都是社会资本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因此，女性要留意在早期就业及创业的过程中结识的许多朋友和商界同伴，靠相互间建立起的信任，以互惠和相互帮助的方式构建、培养和维持起来的社会资本对于其创业生涯的发展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就社会层面而言，基于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而生成的大量社会资本是女性创业赖以依托的关系资源，因此，公民社会组织成为妇女建立社会资本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妇女转向相互间的力量、支持和帮助的强烈趋势。她们以行动团体、网络等形式来帮助个体妇女组织起来，把各种努力和资源结合起来，以改善她们的处境。其中有的是帮助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妇女获得社会保障，如印度的妇女个体经营者协会开展了一项由政府、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的社会保障项目，为数以万计的妇女个体经营者提供了社会保险；有的是帮助妇女建立自己的市场，使妇女不受中介商的剥削，如秘鲁“女手艺人之家”的妇女市场为土著妇女销售她们的传统手工艺品提供场所；有的是帮助贫困妇女获得贷款，如孟加拉国最大的民间组织“乡村银行”以小组押保贷款的方式使面临生存挑战的贫困妇女获得谋生和发展的机会。密集的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必要条件，妇女在社会上是弱势群体，女性个体的力量就更加弱小，个人通过加入群体和参与群体活动，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集体性别身份，也将增加其机会和收益的获得，而且网络关系的范围越广，就越可能接近支持系统。因此，创业女性不能局限于个人网络，要突破亲朋好友的范围，通过建立女性群体和女性组织的社会网络，充分发挥女性网络在创业中的特殊作用，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范围，形成强有力的支持性网络，努力由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意义的社会资本向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化。可以预见，通过实现网络的社会化和提高女性的网络程度，将大大增加女性的创业资本，使女性创业的势头更加强劲。

由此，社会要建立扶持女性创业发展的组织网络，改变传统、陈腐的人际关系模式。建立一个以扶持女性创业发展为目的的组织网络，架起政府与女性企业家对话的桥梁。这对落实政府优惠政策，反馈女性企业家的要求，探讨女性特有困难，分析市场变化，分享创业成功经验等等，无疑将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要加强各级妇联组织在女性创业中的指导作用，另外可以在各地成立女企业家协会、女性行业协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持女性创业发展活动，收集、传递国内外女性集中行业产业或其他影响到女性企业家发展的市场信息，组织开展专门指向女性的职业培训，帮助女性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此外，成立女性企业担保公司以发放担保贷款，调查反映女性就业创业人员特有困难及意见等对扶持女性创业发展也有较大促进作用。上述三条线相互之间进行联络并与妇联组织、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加强联系，构成一个组织网络。与此同时建议主管机构采取配额制方法，使各管理层面都能保证一定数量的妇女参与，也就是说制定政策的人或高层管理人员，有意识地在高层，包括各个层次，特别是中高层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使妇女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决策和经济工作中去。不断增加与提升女性创业的社会资本，开创女性创业创新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行管教研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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