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苗族银饰艺术与地域文化相关

苗族银饰艺术审美有极强的生命力，显现出苗族银饰图案独特的艺术魅力。大多数苗族有佩戴银饰的习俗，苗族先民认为银饰可以避邪，去毒，防止瘟疫。银是一种贵重金属，佩戴银制品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其中特色最鲜明、式样最复杂的要数台江施洞、雷山、丹寨和凯里。“以大为美、以多为美、以重为美”成为苗族族群的审美共性。姑娘们把十多公斤重的银饰穿戴整齐，谁的银装最重、最大、最多将成为芦笙场上所有小伙追逐的目标。

以大为美的银饰艺术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是佩戴者身高的一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例如，雷山苗族妇女戴的是一种用银花、银链、银铃组成的帽子。施洞苗族妇女则戴着富丽堂皇的银冠，丹寨苗族姑娘盛装时妇女挽髻于顶，用自织的红、蓝、白花格帕包头，帕外围一圈银花带，髻上插高约30厘米的银冠，冠下两侧插有各式银花和银簪，髻后插有银梳。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佩戴的银牛角，是妇女最重要的头饰之一，角长58—70厘米，重达15公斤。佩戴时高耸而华丽。形如水牛角的银饰是苗族图腾崇拜的物化，但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代表神性的图腾崇拜内涵逐渐减弱，体现人性的装饰与审美意象逐渐加强，最后形成了贵州苗族独特的水牛角银饰。同样，苗族佩戴在脖子上的颈饰也体现出以大为美的审美倾向（图144）。黔东松桃苗族妇女的银项圈，造型主要是“扁圈”和“藤圈”两种，一组颈饰由多个项圈组成，银项圈宽度约10-20厘米不等，最大的直径约30-40厘米，几乎等同于佩戴者的肩宽。无一不体现了追求“以大为美”的审美原则。

图144　施洞苗族银项圈

（二）以多为美的银饰艺术

苗族银饰佩戴上呈现出“多”的特点。苗族各支系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例如，黄平苗族的大银帽最有特色，银帽由四层银花堆砌而成，精雕细镂，玲珑剔透，显得璀璨夺目。雷山地区的苗族妇女头上戴着高高的银帽；两耳戴筒状银耳环，脖子上佩戴的银项圈多达四、五只，娄花银项圈淹没了嘴鼻；胸前戴半圆形的银压领、银锁，上衣的后背、前摆、两肩及袖口装饰有银衣片、银泡和银铃；手腕戴三四只不同式样的银手镯。每逢节日便倾其所有，悉数佩戴。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数量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复之美。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

（三）以重为美的苗族银饰艺术

银饰作为苗族妇女最重要的服饰之一，既是姑娘成年的标志、也是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从女孩出生开始，父母就会倾其所有为女儿置办银饰，直到出嫁为止。苗族姑娘盛装所穿戴的银饰包括头饰、颈饰、胸饰、背饰、手饰等，不仅品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全身银饰的重量一般在20斤左右，有的竟重达30多斤（图145）。例如，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再如，黔东松桃红苗妇女佩戴的银项圈每个约2斤左右，一套银项圈的重约五至六斤。贵州苗族对银饰的“以重为美”的集体无意识的审美习俗，使苗族的银饰造型能够长久不衰地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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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繁复的苗族银饰

（四）苗族银饰的造型与构思

从银饰构图和造型上看，它们多以粗细不一的线条，似是而非的形象再现自然为主，并在写实的基础上适当夸张、变形。使之既富于变化而又和谐地组合在银饰图案之中。在装饰手法上，苗族银饰图案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神话传说与现实物象交织、抽象与具象手法并用。常常是将现实生活在的物象打散，将具体的对象肢解后重新构成新的艺术形象和审美空间，表现出一种我们只有在现代艺术中才可能见到的抽象构成意识。如苗族银饰上的对鱼纹，造型与汉族太极中的阴阳鱼相似。苗族服饰中的鱼因多子往往是生殖观念的表达，鱼纹实际上是生殖符号的象征。对鱼的外围用芒纹（铜鼓纹）将其包围其中，实际上是把对鱼纹置于有如日月的核心地位，这就赋予了“对鱼纹”符号的特殊意义。一个简单的纹样，不仅具有特定的符号意义。从银饰的动植物图纹上反映了苗族的文化习俗；从图腾图纹中折射出苗族原始古朴的思想；从自然景物的图纹中表现出苗族的文化习俗和崇敬自然的理念。纹饰细腻古朴，组合繁杂的牛角银饰，最初是源于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或自然神、图腾神崇拜意识（图146）。其造型及纹饰往往又是区分苗族分支的外部特征，具有区别于其他分支族群的标识功能。

苗族银饰与服装纹样系统的封闭性有所不同。苗族银饰是服饰体系附属的艺术样式，它的纹样系统却呈现出“封闭性”与“开放性”相互交融的特征。一方面，苗族银饰与其服装一样，纹样系统也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凝结，比如银饰中直接借用了大量苗族服装和刺绣里面的纹样图案，如“蝴蝶妈妈”“久保杀龙”和各种变形龙等等；而苗族银帽上执刀武士，银衣片上男子骑马奔驰的造型，还有刀、枪、剑、戟等造型的吊饰，所表现的是对苗族过往历史的远古记忆。另一方面，苗族银饰纹样又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特征。不仅其传统纹样常常会因时因地而变，而且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表现内容。如苗族银锁中的“福禄寿喜”“双龙戏珠”“八仙过海”“双狮滚绣球”以及莲花纹样等，这些纹样的整体风格同汉文化的价值观异曲同工。

图146　松桃苗族头饰中的蝴蝶与鱼纹样

苗族银饰最初常常用“钱饰”。一些地方的苗族“直接把银币拿来作为衣饰，钉于胸襟上”，这一习俗并非为了炫耀财富，而是苗族缺乏获取白银的渠道。有的时候，苗族还会把银币打成各种形状钉在衣服上，即使银币遭到损坏也在所不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白银才是苗族银饰必不可少的信仰价值和审美价值所在。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服饰作为联系苗族群体生存的依据和经验，被视为本民族凝固的历史。服饰既是美的创造，又是历史的记录和族群的认同与追忆。透过服饰我们可以追溯到苗族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延续。它不仅是外化的苗族服装的知识和技巧，而且还渗透着历代苗族人的心理情感、社会习俗和审美情趣。我们应该尊重这份历史的凝重感和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继承学习和重现这份凝重。

在人们对本土文化日益重视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征，研究它的人文精神与地域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回归乡土、寻根溯源的文化思潮。但是，继承和发扬并不仅仅是几个形式化的视觉符号；更重要的是理解隐藏在这些原生态文化符号背后的，能够真正体现民族精神的本质。只有在继承各民族传统艺术的形式语言和特定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其文化内涵，才能在多元文化日益凸显的当代，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拿出来与世界共享，在全球化平台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