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造型艺术地域文化研究成果

气候温和，山环水绕的苗岭山脉和武陵山脉中，苗族村寨点缀在大小田坝之间，苗族各支系在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山高林密，交通不便，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使得长期处于封闭生活状态的苗族造型艺术，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原生形态。其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十分完整。

气候温暖的黔东南州是贵州苗族的主要聚居地，全州总人口近400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黔东南各族群众为适应生活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创造出种类繁多的民间造型艺术。其中的刺绣、蜡染、银饰被称为贵州“三宝”，剑河锡绣、思州石砚、黄平泥哨、雷山土陶等传统手工艺术，无一不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在建筑艺术方面，苗族地区的吊脚楼营造技艺高超，造型优美，别具一格。

图2　清水江型高坡苗绣

黔西北毕节地区是贵州海拔最高又较贫困的高寒山区，地形地貌复杂，自然生态环境较差。当地少数民族以苗族、彝族、回族为主，还包括一些散居的其他兄弟民族。黔西北的苗族常穿戴用麻布和羊毛毡做成的衣服和披肩。其服饰刺绣多为几何图案，常为表现当地地形特征的“地垄田块”及表现苗族迁徙历史的“九曲江河花”“城墙花”等，线条粗犷古朴，色彩单纯，简洁大气，体现出农耕文明中对土地的依附情感，高原特征尤为明显。散居威宁大山深处的苗族，服饰以强烈的大红色为主调，挑花工艺精致，色彩艳丽，与黔南州龙里、贵定一带的苗族挑花在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民族之间的流动与文化融合的相互影响（图2）。黔西北地区还拥有历史久远的大方漆器、风格细腻的蜡染工艺、织金石砚、砂陶等民间造型艺术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布依、苗、侗、水、瑶等民族聚居地。黔南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地貌多样，高山、丘陵、坝子、河谷相互交错，河流较多。总人口366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4.5%，其中主体民族布依族、苗族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32.5%和11.98%。黔南苗族约有20余个支系，服饰以挑花装饰手法的较多，如龙里、瓮安、长顺等地的白苗，其风格兼有黔西北苗族的粗犷朴实，又有内在含蓄和爽朗明快的地域特征。另外，以刺绣和织锦为主要装饰的苗族居住在三都、都江、都匀、坝固等地；以蜡染为主要装饰的苗族服饰分布在普安、都匀等地。黔南苗族铜鼓文化较有代表性。铜鼓既是苗族民俗生活中的重器、乐器，也是艺术价值很高的金属工艺品。据该县文物部门的调查资料显示，目前散存在该地区保存较好的铜鼓约有500余面。铜鼓在黔南荔波及省内其他地区也有分布（图3）。

黔东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的过渡地带，武陵山脉的主峰、著名的佛教圣地梵净山纵贯南北。东部为低山丘陵和河谷盆地，西部多为高原峡谷地貌。黔东北是土家、仡佬、苗、侗等民族聚居地。

图3　苗族铜鼓

图4　德江傩戏面具

黔东北地区的德江、黔东松桃（图4），黔北的道真、务川、正安等地是贵州傩文化最为集中之地。其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图腾、鬼神及祖先崇拜仪式，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用以驱疫避鬼、消灾纳吉的祭祀活动，并外化为傩仪、傩戏、傩舞等艺术形式。具有长期历史传承的象征性木雕工艺傩面具艺术，充满原始、古朴、神秘的巫文化气息。

图5　贵州安顺蜡染

安顺地区地处黔中腹地，素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全区以高原丘陵地貌为主，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走向错综复杂，是贵州岩溶地貌最为典型的地区。主要有汉、布依、苗、回、仡佬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7.4%。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充分，当地群众就地取材，形成独具一格、以石结构为主的民居建筑，比较典型的如镇宁扁担山、黄果树瀑布附近的滑石哨等地的“石头寨”建筑形式，其风格质朴自然，富于美感。

流行于镇宁一带的苗族蜡染均是贵州最有代表性的蜡染艺术之一（图5），其产业化程度较高，形成商业品牌的安顺蜡染在国内外有很大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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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安顺地戏

明代时期，由于“调北征南”^[5]的需要，黔中地区军事地位突显，成为军屯^[6]要地，有大批移民以军屯、民屯等形式迁入，形成以屯、堡、哨、所等具有军事意义的村寨群落。从中原地区带入并在黔中一带沿袭下来的安顺地戏（也称军傩）（图6）至今仍广泛流传。在地戏表演中，由于需要表现不同人物的形象，演员会戴上雕工精到、色彩艳丽、造型夸张的木雕面具（俗称脸子）进行表演，与黔东北、黔北一带的傩戏面具有很大区别，当地俗称“地戏”。

贵州地处高原，民族众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使得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且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样式。从地理位置看，贵州文化虽受到周边地区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古滇文化的影响，但由于自然状况险恶、山高林阻交通不便，省内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较为缓慢，难以形成整体的文化态势。

从历史文化的形成上看，贵州经历了几次较大的移民^[7]活动。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大搬迁”，将农耕技术、工艺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佛教、道教、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整个汉文化体系完整地移植到贵州。较为复杂的人口构成及汉、苗、土家、布依等各民族混杂居住，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相互影响，从而改变贵州原有的文化面貌。某种意义上说，贵州是以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中原文化既相互吸收交融，又相对独立、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

目前，贵州苗族造型艺术广泛分布于民间，主要包括：剪纸、刺绣、编织、银器、服饰、雕塑、竹雕、民间绘画、建筑等等。从生产工艺来看，由家庭、个体作坊、小规模的加工厂构成的手工生产形式，散布在众多的民族地区和乡镇、村寨，其参与者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因此，这些历史遗存的艺术在内容及表现形式上基本遵循了传统习惯，尽管因现代技术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变异，但制作工艺仍沿袭世代流传的方法技巧，仍在总体上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如蜡染、枫香染、土布、织锦等在现代生活中仍然使用；刺绣、银饰依然是少数民族盛装不可缺少的重要服饰；土陶、砂陶等生活器具还在一定的地区流行。

近现代，贵州民族民间造型艺术同样经历着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传统文化动摇和涣散所引发的危机，地理位置及经济环境的边缘化，偏远封闭、经济发展滞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偏僻地区的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跟几十年前甚至更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传统的民俗习惯仍然主导着基本的生活方式。例如，历史形成的现实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为传统工艺的遗存提供了条件；贵州一些手工技艺依然保持着古朴甚至原始的风貌，传承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地方，变革的迟缓，文化环境也相对稳定，这也说明了区域社会与原生文化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彼此需要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的状况下，许多地区仍然适宜于民族文化的生存，民族造型艺术则表现为相对的丰富和完整。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也将得以保存。贵州民间美术因此得以偏安一隅，至今仍保存完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回归，贵州苗族刺绣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喜爱，刺绣工艺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开始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例如，贵州施洞地区的苗族刺绣交易一直很活跃。在施洞塘坝村，几乎家家都从事过刺绣经营活动，当地苗族妇女人人皆能刺绣，其中不乏刺绣能手。不少经营刺绣的专业户（走村串户收购者），其刺绣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上海、西安、云南等地，以北京、上海为多。可以说苗族刺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以松散的个体方式进入市场的纯民间手工艺之一。同时期还有安顺一带的地戏面具、傩戏面具也大量进入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并一度成为市场热销品。近年来，贵州苗族银饰、刺绣作为主要旅游纪念品进入市场，并因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精致的手工技艺备受欢迎，成为开发利用最多的民族工艺品，而在过去，它们并不是传统的工艺美术商品。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趋同，网络与现代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正迅速进入中国每一个角落。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现代化建设，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愈来愈快。几千年来形成的农耕社会结构在高度商业化的今天迅速土崩瓦解。贵州虽地处偏远山区。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革，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通讯的日趋发达，贵州山区与外界的交流沟通日益频繁，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支撑其运转的民俗环境和传承机制在许多地区难以延续。贵州苗族造型艺术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文化环境遇到彻底改造。伴随着苗族青年走向城市的步伐，苗族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逐渐被抛弃，这些依附于农耕文明的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生存空间逐渐萎缩，生存条件更加艰难。传统的工艺品种虽然基本保存下来，并继续在特定的区域和人群中发挥作用。但整体处于被轻视、被消解的地位。

【注释】

[1].“九黎”是五千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

[2].《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所以，称之为“蚩尤九黎”或“九黎蚩尤”。在五千年历史变迁中，苗人一直将蚩尤奉为先祖，将九黎部落联盟视为先民。

[3].流官，就是由中央委派，到地方任职，并且有一定任期，任期一满，便会调任，到另外一个地方任职。在永乐年间，西南的土司造反，被镇压后，明成祖开始了“改土归流”，撤销土司制度，推广流官制度。到康熙年间平“三番”之乱后，为改土归流扫除了阻碍，改土归流才真正大规模地进行。

[4].图片来源：http：//pic.sogou.com/.2016.8

[5].明朝政府推行了“就宽乡”的移民政策，即鼓励百姓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到经济滞后的地方，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在“鼓励”的同时，也强迫大批内地破产的流民和平民迁往贵州。迁入的平民，按照给予的土地，划分区域管理，成为“民屯”，也被称作“调北填南”。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南和中原一带，根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年间进入贵州的移民在160万人以上，永乐年间在35万人以上。

[6].“军屯”即兵屯，为我国古代屯田制度中的一种。即大军在平定战乱，镇守交通要地的同时，为减轻朝廷负担，缓和军需后勤供求矛盾，让驻军中的部分将士就地安家，不再随军调动。“屯田”士兵“三分耕种七分操备”，有战打仗无战务农，以兵养兵自给自足。当时军队屯田组织严密、强制性极大，参屯者“军世皆藉”。一旦从军终身为伍，世代继承，本人病故、阵亡、残废，必由其子继承。

[7].明代从洪武四年开始到贵州的军事移民“分屯置堡”就有80万人。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屯堡之中，因此称“屯堡人”。清代经济动因招来数十万“客民”。移民大潮在清代再次涌现，但已不是如同明代那种通过政府行为组织前来“实边”的屯民，而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招来的自由移民。建国初期的18万三线建设者迁黔。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从全国各地会集的建设大军陆续迁入贵州。仅1964年到1978年三线建设停止时，迁黔建设人员已超过1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