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时间性与突现时间性

从阈限时间性进入事件概念，尽管从社会-情感的角度提出了解释力，但是其自身概念得以成立的几点仍然有待被康德式质疑：“事件的内部时间性”何以可能？进一步讲，休厄尔将之视为一段时期、一个延展，意在为交织的较早-较晚铺设基础，但是这种延展何以可能？如何不将事件视为一个瞬点而是一段时期？行动者又如何能够体验到自己的发明是在“事中”或者现在之中？这涉及要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中的“现在”进一步和历史结合起来，也涉及事件定义中的第二部分：

事件是：［……］被时人认识到是重要的。（Sewell，1996b：844）

休厄尔强调“时人”这个概念，隐含地避开了将事件作为结构自身运动，进而纳入行动者视角的可能性。实际上，埃利亚斯认为之所以有较早-较晚的继替秩序，就在于人具有特殊的综合能力（capacity for synthesis），能够将不是在同时发生的事情加以联系并比较：

处理时间和时间测定问题的主要关键其实在于人的特殊能力，即一连续事件序列中“较早”和“较晚”、“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一同加以注意，从而予以联系的能力。在此表象行为中，亦即把不是一同发生的事予以合观的行为上，记忆扮演了奠基的角色。……更精确地讲：在此报出此刻是四点，如果人们没有马上意会先前有过两点且稍后会有六点，这个报时就没有意义。像“较早”和“较晚”之概念，就是人的能力，亦即把不是一同发生、甚至被体验成不是一同发生的事一同加以设想的能力之体现。（爱里亚斯，2014：113—114）

埃利亚斯在这段论述中颇为激进，甚至认为他提出的“较早”“较晚”也是人的能力。确实，如果要把“不是一同发生［……］的事一同加以设想”，这已经不再是社会世界本身的继替发生的问题了，而不得不回到行动者本身。但遗憾的是，埃利亚斯并没有拓展他对这种人的综合能力的设想，反而在稍后对这种构想大加批评。

他进一步比较了继替序列取向的“较早-较晚”和“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观，认为前者“表现了在某序列本身之内不同位置的联系”，因而不像“过去、现在、未来”那样依参考群体的改变而改变（爱里亚斯，2014：118—119）。

埃利亚斯自相矛盾的论述，唯有到《论时间》（An Essay on Time）的后半部分才被偏袒地化解：转向发展社会学，研究不同历史／地域的继替时间秩序及变迁（如美洲的部落社会），放弃了自人之能力到社会继替的论证路径，而只剩下他所说的，从“众人”（the many）角度论证沟通媒介或象征符号（如仪式、习俗、钟表）所带来的个体化作用（爱里亚斯，2014：40—46）。

埃利亚斯的取径，不仅使得人的能力没有澄清，更使得人如何设想、如何比较这一过程失去了理论空间，无法回答事件定义中的第二部分。如上所述，我选择追随休厄尔，不放弃这个子定义。因此，下文需要继续补强时间性理论，把人的能力和事件的“被时人认识到是重要”这一特征联系起来。

埃利亚斯将人之能力摆在综合式联系的后果，则必须面对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在《忏悔录》（Confession）一书提出的问题：较早的发生和较晚的发生被综合联系、一同比较，那么较早和较晚，是真的发生了吗？是否存在？奥古斯丁（1963：245）指出，将来尚未发生，过去已经逝去，因而唯一的存在是现在。奥古斯丁（1963：247）可能认为埃利亚斯是略写了其反对对象，更完整的说法在于：

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即：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这三类存在在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

埃利亚斯曾举过的例子——“在此报出此刻是四点，如果人们没有马上意会先前有过两点且稍后会有六点，这个报时就没有意义”，却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说法，反而符合奥古斯丁的上述看法。埃利亚斯想由此例指出人之能力——“把在一连续事件序列中‘较早’和‘较晚’、‘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一同加以注意，从而予以联系的能力”，但该案例意味着：人们意会现在是四点、回忆有过两点、期望后来会有六点。较早与较晚是在现在中被加以注意、予以联系。因此，过去与将来，都成了过去的现在、将来的现在，并且都在现在的现在之中。

将“现在”放回到埃利亚斯的论述中，意味着所谓的综合能力，不是将较早的过去与较晚的将来放在较早与较晚之间的当下现在，也不是将较早的过去放到较晚的现在，更不是将较晚的将来放到较早的现在，而是从唯一存在的现在“延展”到过去与将来。因此，人的综合能力实际上是人的延伸能力（human capacity for extension）。

奥古斯丁（1963：257）说道：

但将来尚未存在，怎样会减少消耗呢？过去已经不存在，怎样会增加呢？这是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存在心中。谁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心中。谁否定现在没有长度，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

奥古斯丁充分阐释了人的综合能力是一种从现在的现在（注意）出发的延伸能力，从主观或思想上把较早发生理解为作为过去的现在的记忆、较晚发生理解为作为将来的现在的期望，使得“三个现在”成为存在事体，形成了“现在时间性”（temporality of the present）或本书第5章中所说的主观时间性。

奥古斯丁的现在时间性提供了将阈限时间性和继替时间性的衔接关系加固的方案。休厄尔与埃利亚斯的综合方案是将历史事件看作导致持久的结构转型（子定义3）的交织序列（子定义1），但是让埃利亚斯和休厄尔成为可能的人之综合能力、事件的内部时间性，都依赖于事件的子定义2，将结构层次的事件转化为行动者层次的时人注意，理解为人基于“三个现在”的延伸。

事件是：1．诸种发生的交织序列；2．被时人认识到是重要的；3．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Sewell，1996b：844）

从奥古斯丁的现在时间性角度看待休厄尔的阈限时间性和埃利亚的继替时间性，整个过程变成了行动者何去何从的决策过程。阈限时间性提供了并置的选项，让行动者处在全局偶连与路径依赖交织的不安全感之中，迫使事中的行动者有所发明或选择，做出决断。继替时间性则在事后判定行动者的选择，而选择与判定都在行动者当下此刻的注意、回忆或期望之中。

因此，休厄尔《历史事件作为结构转型》一文，既可以看作是以结构转型（革命范畴作为衔接集体暴力和人民主权）为主题，也可以视为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为主题——将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这起集体暴力事件的理解从群众骚乱到人民主权的表达。

休厄尔（Sewell，1996b： 852-860）描述了7月14日这起事件对结构失位感受的深化：国民议会成员在次日回顾这起事件时，认为这是非理性的事件，对时局感到悲观，认定国王将来会借此加强反击，瓦解议会权力。然而，这种悲观的期望没有被证实。赴巴黎观察时局的议员对井然有序的场景印象深刻，而国王声明放弃驻军离开首都，解散内阁等投降举动也使得议员们重新注意时局的可能性。议员们逐渐把7月14日事件重新理解为对专制王权的反抗，具有革命正当性，并注意到这起事件的蔓延性产生了其他的集体暴力骚乱。为了巩固新时局，议员们进一步区分了作为人民主权表达的集体暴力和作为群众骚乱的集体暴力。

尽管休厄尔（Sewell，2005e：362-370）在该文的后记中，从方法学角度阐释这个决策过程，但是却缺乏理论上的说法。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1978：40-62）早在休厄尔提出其方法论构想的前30年，便从理论上提出了“人之抽象模式”（the abstract model of man）设想，可解释其故事。

斯廷奇科姆在总结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所论述的政体转型之中，随着新的信念的传播和制度化，行动者在信念上会对旧政体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新的替代政体的可能性进行“概率估算”，从而革命过程所关涉社会结构变迁，降解为“分子过程”（molecular processes）。

斯廷奇科姆理论构想中蕴含了时间性的想法（如“不可避免性”）尚未得到足够的澄清，因而仍然难以提供衔接休厄尔—埃利亚斯—奥古斯丁的完整方案。我认为，可以引入乔治·米德（George Mead）的突现时间性（temporality of emergence），为三种时间性的理论沟通提供中介。

第一，现在时间性之所以具有社会性，是因为现在在突现中。阿博特（Abbott，2001： 221-223）借用并认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观察，指出社会与相互关系在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中几无体现，以致滑入了主观主义（subjectivist）和精神主义（mentalism），过于强化了“现在”对过去的建构作用，忽视了社会关系和“切实时间性”（actual temporality）。不过，在阿博特（Abbott，2001： 226）看来，米德的《现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却可以弥补这一缺点，因为米德同时承认过去的二重性：既有不可唤回性（irrevocability）的确实发生，又对行动者来说是开放构想的。(www.xing528.com)

尽管米德和奥古斯丁一样，也只接受实在或存在现在之中，但是却通过“不可唤回性”和“突现”的连接，比奥古斯丁更向社会学迈进一步。比较来看，奥古斯丁（1963：255）通过时间度量问题进入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因为凡是度量必已过去，因为度量的只不过是心灵中过去的印象。奥古斯丁（1963：255）希望以此说明“当前的意志把将来带向过去，将来逐渐减少，过去不断增加，直到将来消耗净尽，全部成为过去”，但是在米德看来，这个议题又意味着另一个观点：

我们置身其中的过去既是不可唤回的，又是可以唤回的。至少，出于经验的目的，诉诸一个所谓“真实的”过去，认为我们不断从“真实的”过去有所发现，这是徒劳的。因为过去必定依据某个现在作为背景，从这个现在中又会出现突现的东西，而我们必须从突现的东西的立足点看待过去，这样，原来的过去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过去。当突现的东西出现时，我们总是发现它来源于过去，但在它出现之前，根据我们对突现的定义，它又并不是来源于过去。（Mead，1932： 2）

米德看到了过去在现在中，但也看到现在不在过去之中，这意味有一个“原来的过去”，也有一个在现在之中的“不同的过去”，而后一种过去通过参与到现在之中，产生了相较于“原来的过去”的不同之处，从而使得现在具有突现性。因此，尽管米德也认为实在或真实不在过去中，但借用阿博特的说法，米德已经迈向了“切实时间性”，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和主观之中。

过去作为回忆而带入注意的现在中，产生了突现的现在，使之不同于不可唤回的过去，反映了过去也是切实的；那么将来作为“有距经验”（distant experience）[6]，迫使现在以“延迟回应”，相当于把因果作用也赋予了将来，使得将来作为期望不仅在主观主义和精神主义的范围内。

米德（Mead，1932：74-76）认为有距经验就是预示着某种接触经验的发现，是未来已存在流逝的现在之中的明证，因而行动者对此“有目的的反应”。这种反应未必是个人的随意而为，而可能是与现在所处情境有所脱离的“组织化态度”（organized attitudes）或“习惯性反应”。脱离于情境是他论证的重要一步，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要借助观念或符号表达自己的目的性，更意味着这种反应是具有共相、可以沟通的，或者说个人也可以采用其他个人的角色，甚至“概括化他人角色”（the role of the generalized other）（Mead，1932：83-85）。一旦米德将个体回应的有距经验连接到社会化的内在交谈，意味着“将来”对米德来说，是温和／弱版本建构论（moderate/weak constructionism）而非强烈／激进版本建构论（strong/radical constructionism），并非个人主张、“怎样都行”（anything goes），而是接受集体作用下社会文化脉络的重要性，与实在论可以和解（Smith，2010： 121-122； Elder-Vass，2012： 4-8）。

尽管米德和奥古斯丁一样，都只接受实在在现在之中、现在作为延伸可以有回忆、注意和将来，但是米德更加社会学化的操作，发展了现在的社会性：在过去之于的不可唤回性、将来作为有距经验的期望与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德能够接受过去与将来具有实在性。借用实在论者对建构论的区分，如果奥古斯丁是激进的现在时间性，那么米德则是温和的现在时间性。就事件定义中的“时人注意”来说，如果说奥古斯丁重在阐述了“注意”，那么米德则将“时人”的意味带了进来，使其更具限定性，也更为温和。

第二，阈限时间性的去神秘化，有赖于连接米德的突现时间性。休厄尔的阈限时间性依赖于社会情感的事中发明，描述了历时转型中的交织序列。为了避免这种社会情感解释陷入“半神秘”的腔调（Stinchcombe，1978：121），休厄尔也和斯廷奇科姆站在同一边上。在评述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夏威夷土著在库克船长抵达和离开后产生的种种打破禁忌的行为时，休厄尔（Sewell，2005f：212-213）说：

以结构的多重性假设为基础，不同的个人的经验、能力和知识也必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人生史将从不同的视角、产生关于不同文化结构的独一无二的混合体……我认为，结构的多重性概念让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更易于解释……任何个人都能混合他／她自己的诸多不同的情境主体性、关于行动的动机、计划，而不同主体性所关联的思考模式从未能够严格地限制在特定的情境。

休厄尔（Sewell，2005f：220）没有对情境或局势给出确切定义，以致他在评述萨林斯的最后部分出现一个分歧：情境或局势，与结构的关系是宏观与微观的区分，因而才会说发生于情境或局势的事件反映了“微观条件的宏观效应”。如果结合休厄尔在论述阈限时间性或事件时间性时所说的历时的异质因果性，那么与微观-宏观关系不同，而是与引文中的“人生史”有关。换句话说，人的一生会历经不同的结构，有所积累也有所筛选，因而面对迎面而来的特定情境时，使用的策略往往会是混合的，从而产生了人的创造性或所谓的“事中发明”（invention-inhappening）。

从这里可以看出，休厄尔从结构一端出发，在丰富了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只将人的创造性作为了被解释项，可说之处乏善可陈，而结构与行动者共享的“历时的因果异质性”并没有在人生史中充分说明。为此，我再引入米德的突现时间性，强化这一点。借用和拓展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话，人的形象不仅是“多重社会角色”（Clemens，2005： 509），也是“历时异质的多重社会角色”。正如休厄尔或斯廷奇科姆的案例所述，在法国或俄国革命中，都呈现出值得行动者概率估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能性，这二者并置并非只是结构的多重性，而是历经了旧制度的行动者在人生又面临大革命时所产生的何去何从的不安感。

米德之所以在此有用武之地，是因为他将结构所具有的多重性放在现在时间下的行动者身上。他区分了两种情况：在“一瞬”（an instant）的情况下，系统成员相互之间具有多重关系；在“流逝”（passage）的情况下，行动者既处在限定性的流逝的过去之中，也处于新颖的现在事件之中，因而新系统与旧系统具有交叠共存关系（Mead，1932： 76-77）。换句话说，如果把每个一瞬的多重人际关系看作现在的情境，那么行动者形成的情境定义，既无法为过去所决定——这里也带着过去的多重人际关系，也无法只由现在一刻所解释，而是理解行动者在现在中唤回过去的同时，又容纳新生的现在。举例来说，在一场革命集会上，讲者说话缺乏感染力，甚是无聊，以致听众开始在底下调侃地扮演讲者的说话风格。这个扮演他人角色的现在“一瞬”既呈现了听众-讲者关系，也呈现了听讲者说话（过去）和调侃讲者（现在）并存的情况。回到休厄尔的案例，国会议员、巴黎人民、国王这些群体间在每一个一瞬中的相互关系，都在流逝的现在中不断地产生新旧交织的突现情况，以致国会议员要不断地报告巴黎的秩序、国王的决定，并进行新旧关系比较，促成自己的当下决定。

由此，米德的突现时间性，通过“关系的一瞬在流逝的现在中”，促进解释了事中发明的逻辑，避免了集体欢腾解释的半神秘化问题[7]。

第三，突现时间性为继替时间性补充了调适过程（adjustment process）。上述的两点——突现时间性作为承认过去与将来实在的温和版本，现在时间性、突现时间性反映在历时异质的社会角色，都是社会学式转换操作：把奥古斯丁更加社会学化、把半神秘的阈限性更加社会学化。在这个过程中，斯廷奇科姆所说的“人的抽象模式”论证的背景搭建了起来。而他进一步所说的概率估算，则是突现时间性在联系继替时间性时的意涵：人在现在中，面对过去与将来的调适过程。米德甚至激进地将突现的社会性到调适过程视为同一回事：

现在的社会性来自于现在的突现性。这里的突现性，涉及的是重新调适的过程……我们可以在生态学上找到突出的案例。在草地或森林的生态群落中，任何新进入的形式只要能够幸存下来，都会引起生态群落的反应。当新形式在生态群落中占有一席之地时，植物学家向我们展示了相互调适的过程。由于新的到来者，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我所指的社会性实际上是在旧系统和新系统之间的阶段。如果突现性是实在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个调适阶段也同样是实在的一个特征。这个调适阶段出现在突现事件产生前的有序宇宙和随着新来者而产生的新的宇宙之间。（Mead，1932： 47）

米德没有把这里的调适只是看作系统的自身继替变迁，而是将之视为由于“新来者”导致的生态变迁。这意味着对调适的理解要回到行动者的层次。这一举动将回到继替时间性的生成性基础。用米德的话讲，对于过去与将来的理解，要超越流逝中的接邻关系（contiguous relation in passage），就是要理解过去与将来的表征作用，通过理解回忆与期望，回到心灵的思维过程（Mead，1932：24）。

对于这样的思维过程，米德进一步提出了假设检验式构想：

已经发生的事件，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方向形成了确定未来的理性方式的基础。不可唤回的过去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我们联系在一起推测未来的两个因素。经验中进行的这一进程的特征就是概率性（probability）。不论我们多么急迫地寻求这种只需演绎就可以承认处在这一进程中的事物的关系不能被化解为数量因素……我们在过去中寻找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先决条件，然后根据这些事情和先决条件的关系来判断未来。（Mead，1932：14）

米德继续说：

我们检验我们有关过去的猜想（conjectures），是通过限定现在的方向，以及通过考察未来将要发生事情来完成的。（Mead，1932：16）

对于将来的某种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如大革命，国王向巴黎市民投降），米德的做法是以猜想、推测与检验的方式，理解其发生的概率性（如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不过，这里的概率性和斯廷奇科姆的说法一样，都不是数量关系，而从“人的抽象模式”的角度理解其中的抽象运作。也就是说，在米德看来，判断未来在于寻找先决条件（从现在到过去、现在的发生），以及理解这些先决条件在影响未来时的概率性。由此，人在突现的、社会的现在之中，所要做出的调适过程，是一种时间化的假设检验运作。

回到上述的阈限时间性和继替时间性，历史能否从新旧并置的交织序列产生结构转型，形成新的共时脉络，也就在于从人的延伸或综合能力出发，理解在现在的现在（即注意）之中，在关系的脉络之中，结合回忆过去与猜想将来以做出调适的判断。

由此，通过米德的突现时间性，事件的三个分定义——交织序列、结构转型、时人注意所涉及的三种时间性——阈限时间性（休厄尔）、继替时间性（埃利亚斯）和现在时间性（奥古斯丁）的关系得以说明和巩固。同时，从突现时间性作为一种温和版本的现在时间性出发，历史的辩证两面（作为历时转型和作为共时脉络）也落实到了现在之中，从而说明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另一重关系：历史的现在或现在历史。

图8.1　四重时间性与事件的三个子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