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逻辑：结构历史与历史结构

这一部分分析结构与历史的结合，亦即结构与过去／共时脉络、时间性／历时转型的结合。

事件是：［……］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Sewell，1996b：844）

首先，历史作为过去或共时脉络，体现在“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这个部分中。因为它从后果的角度界定了事件定义。也就是说，凡是事件，必有一个结局：结构转型。

正如休厄尔（Sewell，1996b：878 ）在该文中判定“在巴士底狱发明革命”，是以1789年7月23日国民议会关于革命范畴作为集体暴力和人民主权衔接的裁决为终点。休厄尔（Sewell，1996b： 878）也不讳言，指出这些选择都是事后给出的。也就是说，只有较早的结构成为“过去”的共时脉络，并确立了较新的结构这一后果，才能指定事件的边界。也就是说，事件既封存了一个过去，也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共时脉络，具有双重意义。

因此，这种开端-结局，或者较早-较晚的结构变迁构想，导致休厄尔在描述这一过程时使用的“序列”一词。即使他将该过程称为复数的（“诸种发生”）、复合的（“交织”），但仍将之称为具有继替意义的序列。

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并不是和“现在”相对照，而是以较早-较晚的继替方式相互参考。这种继替的序列呼应了我在第五章谈到的埃利亚斯的继替时间性（successive temporality）或继替的秩序（order of succession）。

因为上述的事件边界问题，涉及埃利亚斯所说的时间定位或“何时-问题”（when-question）：如何界定从较早到较晚结构的流逝，是有所不同、可以比较、被视为转型了的（transformed）。埃利亚斯在论述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时，指出了由垄断性权力机构（如教皇、法国国王）对时间的测量方式（如时钟、天文历法），指定了流逝的基准过程（standard process），使得流逝中的不同片段可以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不被视为同一对象（爱里亚斯，2014）。

在休厄尔的论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休厄尔（Sewell，1996b： 874-875）强调结构转型要由权威机构核准、要有判决性行动，因而把国民议会而非普遍的巴黎市民视为1789年发明革命范畴的关键。国民议会通过与国王的斗争（也由于路易十六自己妥协），将权力从神授君权一端转向了人民主权一端，从而主导了对于历史进程的判定。简单地讲，垄断权力的判定为回溯革命的流逝过程中的较早结构、较晚结构的继替秩序提供了基准过程。

一方面，在以共时性时间脉络为主轴看待结构与历史时，要纳入继替时间性或埃利亚斯式时间性，重点落在事件的第3个分定义（“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休厄尔之所以要给“结构转型”加上“持久的”这个形容词，是为了强调转型了的结构（structure transformed）具有稳固性，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因果性，足以称之为共时性脉络，而非仍在流逝变异之中。

事件是：［……］诸种发生的交织序列。（Sewell，1996b：844）

另一方面，在以历时性转型为主轴看待结构与历史时，则要纳入事件时间性或休厄尔式时间性（我在后文也称为阈限时间性），重点落在事件的第1个分定义。事件时间性是将继替的较早-较晚秩序衔接起来而非区分出来的过程。(www.xing528.com)

事件定义的第一个分定义所强调的“交织序列”，究竟在结构转型之中是怎样的序列呢？休厄尔在该文的1789年革命研究的开头部分，在谈完具有时间感的序列时，接着又陈述危机的矛盾对立时局。休厄尔认为，当时的法国已经从财政危机、阶层系统危机转变为政体危机、甚至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根本原则之危机——新兴的人民主权与旧存的君权至上在人们信仰体系中共存而带来的对立与紧张。其后果是攻占巴士底狱前夕法国人民的“正常生活的失位”。休厄尔使用了“事件的内部时间性”（the internal temporality of events）这一术语，强调这种危机状态的持续性：

在此，认识到事件的内部时间性很重要。尽管历史事件这个术语具有点断论的意涵，但是它从来不是瞬间的发生。它总是有所延展（duration），是最初的断裂和之后的结构转型所经历的时期。在此期间，诸种结构之间的常规衔接变得失位了。由此，行动者饱受不安全性困扰。他们不确定要如何过活。（Sewell，1996b： 845）

从结构的失位到再衔接作为结构转型的定义，其中的不安全性被延展之后，使得阈限性（liminality）被突显出来。在正文中，休厄尔亦谈到了集体欢腾和集体创造之后，借用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69）阈限性概念，其主题是关于国王投降后进入巴黎城时，人民群众所即兴创作的一系列仪式，象征着人民主权胜过王权。因此，阈限性是在尘埃未定时多种状态并存或“其间”（inbetween）的状态，导致了原有的秩序产生了失位，但新的衔接还在试验之中（如短暂的新仪式），尘埃未定，形成了“阈限的序列”（liminal sequence）。

我用阈限的序列旨在说明这种失位到衔接之间的状态本身也是具有时间概念而非只是空间并置的交织问题（见事件的第1个子定义）。比较上面所述，“为事件划定边界”论中强调的是行动者与已发生事件间的关系，关键是要区分何时为转型了结构、何时结构还没转型，区分较早和较晚结构，体现了事件兼具终结和开启的双重意义。那么，这里所说的阈限的序列则体现了“事件即边界”，因为边界亦即临界，为结构的不同共时脉络间提供了切换可能[4]。但是，旧结构既存已在，那么新结构又从何而来？如何才能够让新旧交织呢？

休厄尔（Sewell，2005e： 362-370）在将《历史事件作为结构转型》收到《历史的逻辑》时，增加了关于方法论的《后记》，指出在攻占巴士底狱中通过将集体暴力和人民主权衔接起来作为革命的范畴，最具创新意义的是集体暴力这一环节，因为人民主权和革命在之前均已有，但将集体暴力衔入其中却是“发明”（invention）的意义。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休厄尔（Sewell，2005e： 367）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集体欢腾和韦伯（Max Weber）的卡里斯玛所具有的社会-情感动力（socio-emotional dynamics）作为解释的来源[5]。休厄尔将情感与发明联系起来，是为了说明发明具有即时即兴的“事中”作用，而非事后判定，提供在“事件内部时间性”之中理解结构转型的内生性解释。

这样的内生性解释使得阈限的序列得以形成事件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的辩证关系。休厄尔的《三种时间性：迈向事件性社会学》提供了基础。我在第七章总结了休厄尔的事件时间性构想，包括历时的因果异质性下的全局偶连性（global contingency under the temporally heterogeneous causality）和历时的因果依赖性下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under the temporally causal dependence）。

休厄尔所说的从结构失位到结构再衔接的阈限序列，也同时是从全局偶连性到路径依赖的过程。因为全局偶连性的“全局”之所以可能，在于阈限性中基于社会情感所带来的发明可能，从而导致全局都可能被改写；路径依赖之所以可能，在于结构转型中新发明被重新衔接起来，消除了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使得阈限过程具有了新的序列性，事件边界也被划定出来。

表8.3　埃利亚斯和休厄尔对较早-较晚关系的处理

整体来看，在将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的过程中，结构与共时性时间脉络／过去的结合是通过埃利亚斯的继替时间性，因为它通过事后判定的区分定位，建立了继替秩序，建立了较早-较晚的差异性关系；结构与历时性转型／时间性的结合是通过休厄尔的事件或阈限时间性，因为它通过事中发明，把较早-较晚的继替时间性进一步深化为从全局偶连的失位到路径依赖的再衔接的阈限序列。结构的历史或历史的结构具体在休厄尔对事件定义中的第1和第3个子定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