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面两个部分都是谈事件的定义而非事件时间性,但二者仍然密不可分。回答“事件作为结构转型”,还要在回答“何谓结构”“何谓转型”之后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结构转型/事件是什么样的过程/时间性”。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将前两种答案汇聚起来,进一步发展为事件时间性理论。
了解历史社会学的读者,一定对事件时间性不陌生,因为休厄尔(Sewell,1996a:100-103)相当清楚的描述了它的三个构成部分[11]:
1.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从具体历史角度看,不仅包括事件序列中较后发生对较前发生的因果依赖作用,也包括较后发生所处的文化图式都对较前发生的因果有依赖作用。从因果性的角度看,虽然这意味着不存在普遍统一性(universally uniformity),但也不意味着其必然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
2.全局偶连(global contingency):从具体历史角度来看,所谓的“全局”,是不管结构中的深层(depth)还是浅层(surface),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够“免疫”于变迁。所谓的“偶连性”指的是历史具有不可预计的、打破期望的特征,但也并不意味着历史总是在波动不稳的状况。
3.历时的因果异质性(temporally heterogeneous causalities):一方面,因果性在时间上是异质的而非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不存在超越时空的因果性而必须将因果性限定在历史的情境与脉络中。
从这三个要素来看,休厄尔努力实现一种看似激进的平衡,避免同时滑入混沌无序和过于同质化。为此,他考虑了两个维度:具体历史和因果性。但是,这三个要素对这两个维度的分配却是不均衡的。路径依赖既包括因果性又包括具体历史,而全局偶连和历时的因果异质性却分别执掌一个维度。
能不能将路径依赖中的因果依赖性指认出来呢?可以。理由是,他已经区分了因果的统一性(universal uniformity)和历时的因果依赖性(temporally causal dependence)。前者属于目的论,后者不是。也就是说,在休厄尔看来,历时的因果依赖性是无因果的混乱性和历时的目的论因果性之间的状态。我整理休厄尔的构想,见表7.5:
表7.5 《三种时间性》中的事件时间性
从这个表格来看,两种具体历史历程、两种因果关系之间存在一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在路径依赖中,文化图式也对日常发生具有依赖作用,而日常发生由具有肉体的行动者所驱动,总处在表面,而文化图式却具有深度。同样的,全局偶连可能导致具有纵深的图式也被颠覆。这种纵深的维度,如何在因果关系中呈现出来呢?显然,休厄尔所说的“历时的”(the temporal)指的是在时钟时间(clock time)表盘上的依赖或异质。再多的异质、依赖,也只能体现为“较早-较晚”(Elias,1992:63-65)的水平变化,而无法说清楚所谓的垂直变化。
在休厄尔的《历史的诸逻辑》第9章的理论导言部分,这种内在矛盾被进一步加强了,具体见下:
在1988年发表的《不均衡发展,政治的自主性和19世纪马赛的码头工人》(“Uneven development,the autonomy of politics,and the dockworkers of nineteenthcentury Marseille”)(以下简称:《不均衡发展》)被收录入书时,休厄尔增加了一段理论阐释的内容。这段内容十分突兀,因为他不仅看似与该文其他部分不易直接衔接,而且与该文收录的、上述的几篇文章也不易协调。休厄尔(Sewell,2005f:273)区分了趋势(trend)、常规(route)和事件三种时间性类型:
任何真实的历史序列的时间性,势必是复合的(complex)。所谓的“复合”,指的是诸多不同的具有不同时间性的社会过程的某种特定的结合。下面,以一种临时的方式将诸多时间性划为三种类型是有用的:趋势、常规、事件。趋势是社会关系中的方向性变迁(directional change)。历史学家通常将这种时间性命名为“上升”“下降”“跌落”“滞涨”等词汇。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中,都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趋势,以不同的节奏加以临时地联系起来(正如19世纪以来马赛的经济增长、城市扩张、海洋贸易以及移民的迁入),或者可能相互之间是十分独立的(正如保皇党情绪的涨落、旧港日渐拥护以及识字能力的提升)。常规则或多或少是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情况下自然而然、以不变的方式加以重复的活动。办公室工作、对话、码头劳动、宗教实践、休闲、餐饮或政治都在此列。用本书第4章的语言来说,常规就是再生产结构的实践图式(practical schema)。一般的制度可能被界定为生产和维持常规的装置(machines)。事件,正如我在前两章(作者按:第7、8章)清楚表明的那样,是历时上集中的、转型了结构的行动序列。这意味着事件可建立新的常规、改变旧的常规以及加速、反转或重新定向趋势。
这个新的类型学包括三个方面的理论更新:
1.增加了空间隐喻。如果说在《三种时间性》的定义里倾向于“一个时间点,一件日常发生”,那么这里更具有空间隐喻地强调了在“同一时间点、多个日常发生”,例如趋势中“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中,都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趋势,以不同的节奏加以临时地联系起来”,常规中对“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情况下”的假定,事件是“在时间上集中的”,却又是“行动序列”,而非单个行动。
2.增加了宏观、中观、微观的区分。因为所谓的“复合性”(complexity),在微观的转型事件中,汇聚了中观的常规制度,以及长期且覆盖域更广的趋势。事件的后果能够中观和宏观的影响,但事件本身却只是行动的序列,在微观之中。
3.将历时的因果依赖性的路径依赖也分享到趋势和常规两个概念中,而历时的因果异质性的全局偶连则被归为事件。
对于常规来看,其重复性(repetitiveness)意味着前一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对于后一时间点所处的文化图式具有再生产的作用,因而处在该文化图式中所发生的后续事情也维持了因果依赖性。这一点能够被联结到路径依赖,是因为路径依赖不仅是连环相遇,也在于它影响上述的文化图式。对于趋势来说,其方向性意味着时间上前后相依的事情之间存在正向或负向反馈。趋势作为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是因为它能够将这种反馈过程以一种“累加计算”进行表述(如“涨跌”“旧港日益拥挤”)。对于事件来说,在整个类型学中并没有被分配到因果依赖性的任务,反而只具有除旧推新的偶连任务。
表7.6 《不均衡发展》专著收录版中的时间性
宏观、中观、微观之间并不是隔断的,那么要如何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休厄尔(2005f:278-280)引入了托洛茨基的“不均衡和混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来标示这种关系。就是说,由于时间性被预设在具有空间感/范围之内,因而具有了不均衡的分布(如不同“涨跌”趋势),而这种不均衡又受到更高层次的时间性(如事件受到常规、常规受到趋势)的影响,或者受到相邻的其他同次的事件、常规、趋势的影响,得以汇合在一起共同作用。这样的时间性构想,也是合乎休厄尔对结构作为“不均衡的衔接网络”的想法,因为资源和图式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事件、常规和趋势在时空中的不同衔接。
可惜的是,休厄尔关于时间性的重新诠释,对具体历史的理解有所拓展,对路径依赖分成更细致的方向性趋势和重复性常规,但却仍然没有发展被遗漏的“纵深”维度,使得纵深图式与行动序列被进一步“趋中合并”(central conflation)(Archer,1995:ch.5)。(www.xing528.com)
但是,理论上虽有遗漏,经验上却显是更为丰富。不妨再看看休厄尔如何将他的理论“不恰当地”应用到19世纪马赛港码头工人生涯及其地方生态的变迁。
首先,什么是方向性趋势?他将宏观的方向性趋势看为马赛码头所处的资本主义海洋经济。休厄尔(Sewell,2005f:289)还使用进入马赛港装卸货物的船只的载物量为指标,描绘出一条从1825年开始先是缓慢上升,再是到19世纪40年代快速上升随后又骤然下降、再骤然波动的快速上升的过程。
其次,什么是常规?不同于宏观的马赛海洋经济,常规只关乎马赛码头工人的生态。自波旁王朝复辟后(1817年),当地长官虽然对马赛码头工人仍以旧行会的方式建立起保护主义生态运作有所疑虑,但终究还是肯定了他们的做法(Sewell,2005f:285-286)。同时,此时的海洋经济已经兴起,但其增长的吞吐量并没有压垮码头的承载量与旧行会的工作能力(Sewell,2005f:292)。旧行会甚至和当地商会建立起双向互惠关系,使得当地商会愿意承受较高的费用但由旧行会确保其工人的工作诚信(Sewell,2005f:293-298)。因此,马赛码头工人的经济生活得到了保障。
但是,正如休厄尔(Sewell,2005f:305-306)以“小生境”(niche)称呼这段“黄金时代”下马赛码头工人的生态状况一样,常规作为制度与生态,是能够应对来自行动序列的具体事件(波旁王朝复辟后的行政变化)、趋势(海洋经济的兴起)的重复性再生产。这种重复性虽然是依循旧规,但并非一成不变。
再者,什么是事件?在《不均衡的发展》的期刊文章版被收录入书时,休厄尔还重新划分了各部分并添加了小标题。其中便有一个小标题叫“码头转型”。并且,专著收录版中也引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解新建港口对于地方生态与海洋经济的意义:这个新的码头本身并没有摧毁码头工人的“小生境”,而是同时引入码头仓库公司带来的蒸汽设备和雇佣关系体制,以及新码头仓库空间的独立管理特征,使得码头工作无须再依赖旧行会导向、工人阶级社区为基础的码头工人了(Sewell,2005f:302)。
尽管仍然可以从失位到再衔接的角度理解这场结构转型,从情境展演、意义诠释和位置关系的角度[12]理解新港口建设后的变化,但更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转型”和“修复”联系起来了?“转型”难道不是“全局偶连”,是更为彻底的、不会有什么是可以被“免疫”的吗?
哈维(Harvey,2001)在解释“修复”一词时指出,它虽然有将某物固定于空间的含义,但他更倾向于将之视为“短暂性解决问题”的意思。换句话说,事件并不是“全局偶连”,而只是短暂、局部、偶连的修复(contingent fix)。这显然与《三种时间性》的论述产生了矛盾。无怪乎,休厄尔(Sewell,2014a)会提出,资本主义挑战了他的“全局偶连”的事件时间性理论。
回到全局偶连的定义,究竟是哪个部分具有免疫/偶连性转型或者阻止了全局转型的发生呢?
如上所述,休厄尔(Sewell,1992:25)有专门谈到结构的图式维度具有纵深(depth):他也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由于量化数字本身作为符号系统,使得看似是货币数值的增减,而实则是图式的运作,因此资本主义表面上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是不均衡的(如分配不公、经济周期),都是基于同样的抽象动力:把因人而异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定的交换价值(Sewell,1992: 25;Postone,1993:26)。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中,不是以具名的行动者(如资本家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具体历史,而是以结构的自我生成为导向(如资本的自我增值运动)的抽象历史。行动者在表面上对深层图式的情境性迁变(如空间修复、技术修复)(Silver,2014: 46-69),没有带来深层的转型,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强化了商品拜物教的诸种对象与方式,使得深层结构得到了巩固(Sewell,2005g:347-348)。
由此看来,尽管休厄尔在《不均衡发展》的专著收录版(第9章)中,理论阐释部分没有进一步发展抽象历史理论,但在案例分析部分却又与该书第10章和1992年的《结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图式不谋而合。
所以,到了2005年后,休厄尔(Sewell,2008a: 533)再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时间性的时候,才会在理论上补遗,用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93)所说“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13]形容“资本的逻辑”(logic of capital)与“事件的逻辑”(logics of event)辩证构成的 “抽象性的具体历史”(the concrete history of abstractedness)。
不过,就历史过程和因果关系两方面来看,尽管休厄尔在前一方面有所补遗,但后一方面却没有突破,因为他仍停留在自己旧有的“水平式”论述——与因果的异质性做出区分的“因果同一性”(uniformity)[14](Sewell,2008a: 527)。进一步讲,休厄尔没有看出,在普殊同眼中,资本和物质财富之间,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是纵向的生成关系。这种生成关系更适宜被称为“层化的因果性”(layered causality)[15]。也就是说,在解释历史过程时,不仅要从“较早期-较晚期”的角度考虑历时因果依赖与异质性,也要从“深层-表层”的角度分析层化间的生成关系。因此,原有的“全局偶连”应予以修正,改为“水平偶连”(horizontal contingency)。
表7.7 事件时间性:历史过程与因果关系
由此,休厄尔在处理攻占巴士底狱和马赛港工人职业生态变迁这两个案例的时候,体现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可分别称之为:水平的事件时间性(horizontally eventful temporality)和垂直的事件时间性(vertical eventful temporality)。
在研究“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的时候,被转型的结构涉及深层的图式。因为通过发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一概念,就是要回答如何将集体暴力(表层的具体历史)与人民主权(深层的抽象历史)之间垂直地衔接起来。
在研究马赛港工人职业生态变迁的时候,被转型的结构没有涉及深层的图式。虽然休厄尔在比较《不均衡发展》与《结构转型》两章时所说,《不均衡发展》是为了研究历史的再生产与连续性而非转型,但在正文中却还是分析了马赛港在19世纪如何经历几个朝代/时期并最终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层资本逻辑下,一步步在海洋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下,以空间修复、公司制引入、机器化生产方式,将土地、劳动力加以商品化,打破了原有的旧行会重复性常规。毋宁说,转型的生态只停留在表层,只有水平方向的旧行会式慈善互助文化与资源之变迁。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以垂直的事件时间性分析攻占巴士底狱时无须考虑水平方向的具体历史变化,而只考虑抽象历史,而是说,在纳入抽象历史之后,历史作为抽象与具体的辩证过程,垂直维度是该解释中更为重要的面向。因此,关注焦点才将二者予以不同的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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