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认定与过程|历史社会学的逻辑

一旦采用内在批判的方式，“何谓结构”这个基础问题的分歧回答便被呈现与理清。同样，休厄尔关于“何谓转型”的回答也有分歧，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办法予以说明。

本章先从转型认定的方法论入手，指出休厄尔采取了“先划定作为事件的日常发生，再指认转型了的结构”（structures transformed）和“先指认转型了的结构，再划界作为事件的日常发生”的两种取径。只有将这两种路径合并为“结构-事件”的实用性双重匹配过程（pragmatically dual-matching process），才能理解休厄尔在解释“攻占巴士底狱”（作为事件的日常发生）与“革命”的现代范畴之发明（转型了的结构）之间从断裂（rupture）或失位（dislocation）到再衔接（rearticulation）的过程及其蕴含的权力模式理论。

第一，休厄尔对转型认定的方法论，体现在他的两份经验研究：《关于事件的一种理论：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可能理论”》（A theory of the event： Marshall Sahlins’s“possible theory of history”）（以下简称：《事件理论》）[9]，以及上文提到的《结构转型》。

结构这个概念作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也有利于解决……另一个议题：在一个将一个日常发生看作是一个事件而非只是再生产一个结构的事端（incident），是有决断上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任何拥护结构二重性概念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确实是挥之不去的……再生产的行止和事件的区分（difference）总是一种程度（degree）区分而非是种类（kind）区分。区分转型性事件与结构的通常执行，必须是一项实践的判断。（practical judgement）（Sewell，2005e：211）

……确切地讲，局部的结构转型可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再生产的效应。一桩离婚或再婚之事深远地转型了这个给定家庭的文化，但是将只是再生产了美国婚姻系统的文化……如果结构被认为是复数的，那么这个日常发生同时既是局部的家庭文化这个视角下的事件，也是更广视角下的结构的一种执行。

决定如何去划定一个事件的边界必须是一件判断上的事情。人们可能会说，根据经验法则，分析者如何限定一个事件是要依赖于被解释的结构转型。 举例来说，我界定攻占巴士底狱这个事件，是起于7月12日内克尔离职引起的大众抵抗，终于7月23日国会辩论，因为它以权威的方式将攻占巴士底狱诠释为一个正当性革命。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关注的是一个特定的结构转型：将人民主权与群众暴力衔接起来以形成革命的范畴。但是，因为这不只是攻占巴士底狱带来的唯一的重要转型。对于关注城市自卫队兴起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模式（攻占巴士底狱的另一个要紧后果）的研究来说，这也不是该事件的唯一适当的边界，可能也要去确定不同的起止日期。这些决定必须是事后（post hoc）做出的。（Sewell，2005c：261）（作者注：来自《结构理论》的引文）

第一部分引文中的方法是“先划定作为事件的日常发生，再指认转型了的结构”。从实用的角度看，这种取向可以理解。因为该文所使用的案例（库克船长抵达夏威夷并被害身亡）的事件边界是相对容易确定的。休厄尔的新意在于，认为结构是复数的，因而即使研究者无法确定自己已先行确定的事件带来的此一种转型，也总是能找到另一种转型。

第二部分引文中的方法是“先指认转型了的结构，再划界作为事件的日常发生”。类似的，在《结构转型》一文中，休厄尔首先确定了要分析的结构是革命范畴的转型（从衔接到非理性的群众暴力，到衔接到人民主权正当性的群众暴力），既明确了转型前，也明确了转型后的结构是怎样的。因此，更棘手的是确定事件的日期起止，因为这涉及要从日常发生中找到相对较少的子类。休厄尔（Sewell，2005c：261）也承认，当确定的是其他的结构转型时，事件起止也会被调整。

如果将这两种取径或案例对象调换过来会怎么样？休厄尔如果仅以攻占巴士底狱当天所为来确定它转型了哪个结构，将可能失去研究的重要性，反之亦然。如果接受休厄尔所说的，转型与再生产之间是程度不同而非类别不同，那么则应该将两种分殊的方法合并之，看作是双重匹配过程：事件的边界、被转型的结构，要在研究者目光地来回往返中不断调整，要从众多结构中挑出“实用的”被转型的结构，再带回到事件中确定其尝试确定边界，以便再带回到结构中再检验，直到双方达到解释上的充分与叙事上的融贯为止。

如果接受这样的合并策略的话，具体要怎么做呢？我认为，休厄尔在《结构转型》一文中已给出了比他说明得更多的答案。我将结合瑞德（Reed，2013）对休厄尔此文的阅读及其提出的权力理论[10]，进一步展开分析。

休厄尔（Sewell，1996b）认为，结构转型是要经历从断裂到新衔接过程，这意味着要分析：怎么样才算断裂或新衔接？哪些事件导致了结构的断裂或新衔接？如果多个事件都导致了断裂或新衔接，要划定哪个？要根据什么来划定？因此，这里不仅是界定问题也涉及筛选问题。

按上文所述，结构作为不均衡的衔接网络的角度，是文化图式、资源和权力模式的交互性构成，那么，便需要看权力模式在指定文化图式与资源的时候，如何失效与再生效。

休厄尔（Sewell，2005c：261）选择的起点是：在国王驱逐了与其共存的自由派财政大臣内克尔之后，群众产生了反抗行动（7月12日）。在他的论证中，这个权力位置关系的调整或失位意味着意识形态、宇宙观、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原则上的冲突，使得群众在7月中旬处在不确定的意义诠释之中，不知道要服从哪套图式的状态（Sewell，1996b： 845-848）。(www.xing528.com)

混乱或对立的虚拟文化图式终究要分布到具体切实的资源上。巴黎人民在听到内克尔被解职的消息后动员起来，冲上街头，从圣拉扎尔修道院（Saint-Lazare monastery）到荣军院（L’hÔtel des Invalides），一路随着街头的情境展演他们的行动与策略（如挑杀官员并将之尸体展示出来），最后攻占巴士底狱，抢走枪支，建立国民自卫队（Sewell，1996b：848-851）。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权力模式的重点维度（dimension）从位置关系（positioned relation）到话语诠释（discursive interpretation），再转到了情境展演（situational performance）（Reed，2013），导致了切实的、依赖时空的资源与虚拟的、跨时空的图式之间产生了交互作用。接下来是反其道而行。

当情境展演出现之后，如果不被诠释，则无法走出时空所在地，无法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逞论结构的转型。因此，当重要情境展演已依时空产生了改变，势必又面临如何被诠释的问题。巴黎群众攻占巴士底狱显然是一场集体暴力。虽然巴黎群众将之视为人民主权的表达，但国民议会议员起初并不会这么想。在这场辩论中，“人民”的模糊语义——既有全部人口又有普通人得到了应用：攻占巴士底狱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而不是非理性的叛乱（Sewell，1996b： 862-863）。

但话语诠释只能带来“临时的图式”“新概念”（Sewell，1996b： 870-871）。要真正的带来结构转型，还必须经由权力模式的权威性裁决，使之与资源的关系从临时的衔接变成正式的衔接。因此，当国民议会于7月23日裁决攻占巴士底狱是正当的革命、是集体暴力与人民主权的衔接的时候，人民与国王、国民议会与人民在攻占巴士底狱过程中依情境而定的展演也变成了权力上的位置关系（Sewell，2005c： 268）。如上所述，这些事件的过程是反向而行，使得权力模式又从情境展演到话语诠释，再到位置关系，产生了结构的转型。

表7.4　攻占巴士底狱前后的事件-结构双重匹配过程

续表

由此可得，从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实用性双重匹配过程的角度确定结构转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结构转型是从失位到再衔接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结构作为不均衡的衔接网络，由权力模式驱动着物质资源与文化图式间的关系变动。其中，权力模式具有情境展演、话语诠释和位置关系三个维度。“不均衡”和“衔接”分别体现了文化图式和物质资源在这三个维度方面的差异分布和融贯状态。

2．结构转型是个“倒三角形”的过程，是以情境展演作为触底反弹，迫使相较宏观的位置关系与意义诠释落实在相对微观、具体的情境之中，又从具体的情境拓展出去。

3．不能只有情境展演。因为尽管在案例中，攻占荣军院情境展演也很重要，但是只要被后续纳为意义诠释之中就无法产生宏观影响；没有纳入位置关系中固定下来，也将只有昙花一现。但是，也不能没有情境展演。如上所述，转型前的结构和转型后的结构的分界线就在于寻找具有临时创意性的情境展演。

4．同样的，只有话语诠释上的再衔接不算结构转型。例如，仅仅为民意的不满而无实际行动和新型建制。再者，只有位置关系上的调整而无意义诠释上的再衔接，则如没有渗透力的政策文档，只有空洞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