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结构：从吉登斯到关系网络

为什么事件时间性要从结构谈起？这和休厄尔对事件的定义有关。他在《三种时间性》一文中这样说：

社会生活是由无数的日常发生或际遇所组成的。在这些日常发生（happening）或际遇中，人、诸人的团体开展他们的社会行动。这些行动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构成性结构的制约与促动。大多数的日常发生再生产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并没有带来重要的变迁。事件则被定义为日常生活中相对较少的子类，能够使得结构发生重要的转型。时间性的事件性定义就是要考虑到由事件导致的结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structures）。（Sewell，1996a：263）

根据这一段话，凡是使用事件时间性，必先清楚地指定被事件所转型的结构是什么。因此，有必要先分析结构的定义。在这里，休厄尔提出了2乘2矩阵。[4]其中，休厄尔对社会生活从“量”上做出了区分。虽然他没有给出结构的定义，却对结构的分类从“质”上做出了区分。此外，大多数日常发生（happening）是结构再生产（我简用“日常发生”表示）。之所以要用结构与社会生活区分，是因为日常发生或际遇是由具有能动性的行动所组成，只能由人或由人组成的团体所构成。相较来看，休厄尔隐含地指出，结构是匿名的、非人的，以及能动与限制行动或行动者。

表7.1　《三种时间性》中的社会生活与结构的关系

这样的结构与行动关系是来自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s），来自于休厄尔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结构的一种理论：二重性、能动性与转型》（“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Agency，and Transformation”）（以下简称：《结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同样使用内在批判的方法，认为吉登斯（Giddens，1984：377）对结构的定义有一个矛盾：如果结构包括资源与规则，那么为什么它只是虚拟的记忆轨迹？为此，他采取两个方面的补救策略：

1．在立场选择上，拒绝抛弃“资源”概念，而是认为结构也要由切实的资源（actual resources）构成，由此在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重性之外，增加了结构内部的切实资源与虚拟规则（virtual rules）之间的二重性（Sewell，1992）。

2．为了证明这立场，休厄尔进一步对比式界定了资源与规则。休厄尔看重资源作为不均衡分布（uneven distribution）的行动媒介，受限于一定的时空，可由社会成员所掌握（Sewell，1992）。[5]“规则”也被重新概念化为图式（schema），因其概化程序（generalizable procedures）和虚拟特征是跨时空的，使得它在行动者的手中具有了脉络性迁变性（contextual transposability）（Sewell，1992：7-8； 17-18）。[6]同时，图式作为意义或符码，是具有纵深的，而资源作为物只有表面的、无深度的（Sewell，1992： 22）。由此，结构在限制与促成行动的时候，才会有“霸权”等具有深度的意义图式，而资源作为表面的物则只是被固态式的分布与掌握。当然，这里的深度并不是说意义只在深处，而是说图式是可以分层次的而非单层次的。

表7.2　休厄尔（1992）对结构的定义

由1992年的《结构理论》一文到1996年的《三种时间性》一文，便可知限制与促动行动的力量来自于作为结构的图式与资源。但是，也恰恰在1996年，休厄尔发表了另一篇事件社会学的重要作品：《结构转型》。

如果读者只看2005年收录《结构转型》为第8章的《历史的诸逻辑》一书，会同样地接受这样的结构定义，并用之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效应。然而这篇文章的期刊论文版和专著收录版之间，却有一些重要但未声明的修订，具体见下[7]：

第一，定义的方式。相较于从构成元素的角度定义结构，此文从构成元素之间关系的角度给出定义：“社会形构的结构的更佳想象是不均衡的衔接的网络（unevenly articulated network）而非紧密地组织起来的层级（hierarchy）。”（Sewell，1996b： 842）这使得在结构理论的脉络中，原先被吉登斯忽视的“关系”面向，被休厄尔找了回来（Porpora，1988）。 第二，构成的要素：增加了权力模式（modes of power）。休厄尔更简洁和限定地给出了这三个要素的定义，值得引用：

我将结构看作是由文化图式、资源的分布以及权力模式同时构成的。文化图式为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提供了意义、动机和处方。资源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了差异化的手段与筹码（stakes）。权力模式则调控（regulate）行动。这些（权力）模式是通过指定什么样的图式是正当性的（legitimate），决定了哪些人和团体能够获得（access to）哪些资源，以及裁决行动历程中出现的冲突。（Sewell，1996b： 842）

然而，休厄尔在1996年超出1992年的理论阐释，却在2005年收录时删去。这些出现在导言部分的理论阐释虽然删去，但正文中的案例分析仍然保留了“权力模式”的表述。如此，读者也许会考虑到：既然休厄尔已选用了1992年的“图式-资源”定义，那么在正文中继续出现的“权力模式”，只不过是一般词汇。

这种说法讲不通。我认为，应以1996年的定义为准，才能更加融贯地理解休厄尔的结构理论。以下，从四个方面论证：(www.xing528.com)

1．休厄尔在1996年修改时，慎重地说明了此举的必要性。

在谈到上述引文时，他还加了一个脚注，指出“然而，自从发表了那篇文章后（作者注：1992年的《结构》一文），我在一个重要的维度（作者注：权力模式）上改变了我的概念”（Sewell，1996b： 879）。

2．休厄尔（Sewell，1996b）增加的关系网络取向意涵是无法被1992年的构想所消解的，而这种关系网络取向又与“权力模式”这个维度共存。

休厄尔（Sewell，1996b： 842）明确指出，1992年的定义只是将结构看作文化图式资源分布的“相互维持的方式”，但是在1996年的《结构转型》文章中，用“相互连锁”（interlocking）这个新隐喻形容权力模式加入后的情况。

在主体部分的案例分析中，休厄尔延续这种关系网络／相互连锁的论述。例如，他指出由攻占巴士底狱所带来的文化转型不仅有启动的过程，也有“被锁到某个位置”（was locked into place）（Sewell，2005c：246）。这样的隐喻不仅是基于资源掌握的转移，如枪支，还有建立巴黎城市自卫队以形成了抵抗国王和巴黎市政当局的新手段，以及巴黎人民的新关系（Sewell，2005c：246）。

3．休厄尔在整理出版专著时，在其他章节中仍体现了对关系网络式定义的青睐。

在《三种时间性》一文被收录入书时，增加了一个《后记》，以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为例，专门讨论事件性时间性能否被应用到长时段历史（Sewell，2005d： 113-124）。

在此，他明确表达了对曼关于“社会”（societies）定义的肯定，因为曼将社会定义为“权力的多重重叠与交叉的社会空间网络”，意味着此乃网络而非“紧密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能够解释历史转型的可能性（Sewell，2005d：118）。因此，即使读者接受休厄尔在2005年“回心转意”到1992年，那么他又在同一年在另一处“旧情复发”到了1996年。这种矛盾，只有承认1996年的定义是对1992年的进步与超越，才能与全书的发展节奏更为协调。

4．权力模式的概念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在1999年发表的《文化的（诸种）概念》（“The Concept（s） of Culture”）（收录为《历史的诸逻辑》的第5章）中，休厄尔首先认为人类实践有多个维度——包括文化（图式）与非文化的（如资源），再指出人类实践中通过语义衔接到非文化维度，意味着实践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也意味着文化是“弱融贯”（thin coherence）而非所谓的“紧密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或“紧密地组织起来的层级”（Sewell，1999： 49，52-54）。

但是，他也意识到，不仅要解释“弱”这一面，还要解释“融贯”这一面。换句话说，虽是“弱”融贯，但终究还是“融贯”。为此，他又引入了“权力”概念。尽管这部分十分零散，但是却说出了文化融贯既是权力的后果，也是其竞争对象的重要意涵（Sewell，1999： 55-58）。[8]

因此，回到《结构转型》中对结构的定义：权力模式之所以不能被贬低或忽视，正是因为它的指定性锁定（specified locking）作用，能够将一系列的文化图式与资源中抽取出一部分，清洗掉多余的部分，使得杂多的社会实践维持为“社会实践流”的状态（Sewell，1996b：842）。下文将会看到，在涉及事件性时间性中“转型是什么”的时候，这样的指定性锁定作用或“衔接”（articulation）作用，被进一步放大了。

表7.3　休厄尔对“结构”的两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