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逻辑：突现时间性的理论探索

这一部分对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和斯廷奇科姆的上述看法提出了批评与完善方案。批评在于：两方面都缺乏将其理论中各自蕴含的时间性充分地表达出来；完善在于：用米德的《现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的时间性理论进一步将情境定义-情境理论这个衔接点充实起来，更加巩固地衔接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第一，对于第三波历史学家来说，尽管比尔纳齐（Biernacki，2005：79-81、89）用“分析性的冻结一瞬”和“循环的再描述”来对比地说明行动的“问题-解决模式”如何在后一种情况下具有时间性，但是却没有充分实现他的“人类行动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human agency）承诺。

理由在于：这种“循环的再描述”，区分了时间上的先与后：行动者不断地对自己先前关于情境的理解进行再判断从而产生开放的后果，但是却没有说明——从行动者角度来说，站在之后的一瞬理解自己之前的一瞬关于情境的理解，不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之别，而是涉及人类能动性中的回忆和展望的能力。

正如我在本书第五章所说，以时间的先-后之别，合乎以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为代表的时间理解。在他的论述中，较早-较晚的时间区分被权力垄断的历史所形塑（如教会、王权），直至当今形成了以时钟时间（clocktime）为代表的时间象征形式。反过来，在比尔纳齐所希望彰显的“循环的再描述”中，如何要落实到人类的能动性，则要将人的回忆能力连同人在情境中对他的时间轴中“较早”的情境所做出的注意或期望一并加以理解，进而给出自己的情境定义。由此，我不打算像第五章那样回到奥古斯丁，而是进一步细致到米德对人类能动性的时间性阐释，稍后将述。

第二，对斯廷奇科姆来说，尴尬之处在于：如何让谓词的比较不会陷入“冻结的一瞬”？正如休厄尔（Sewell，1996）对斯考切波的批评，比较历史分析中的比较法会陷入“试炼”取向的实验性时间性，强化研究者取向对于变量测量与描述的演绎（deduction）。寻找“等价的谓词”是否会是另一种实证式比较法呢？

正如本章的图6.3中所呈现的比较，斯廷奇科姆反对直接从演绎的角度入手，所以才会从殊异的发生发展至累积性，再过渡至主导过程。其中的累积性蕴含着对历史进程的累积性时间性的理解。遗憾的是，尽管斯廷奇科姆类比地将因果序列视为累积性，将累积时间性和因果性衔接起来，但问题在于这里缺失来自于殊异发生的时间性。也就是说，累积时间性从何种时间性演变而来？正如我在解释斯廷奇科姆方法的理论预设时，指出深度类比方法在于通过“解剖学和生理学”，将结构拆解至人的抽象模式中的情境定义，但是在解剖之后通过比较方法得到累积时间性，再比较之前的解剖环节，究竟是怎样的时间性呢？

因此，我认为在斯廷奇科姆的论述中，仍缺乏从行动的角度出发的时间性理论。缺乏这样的时间性理论后果便是易于导向实证变量分析取向的演绎，导向累积时间性变成了研究者眼中的操作化，试炼和累加诸种变量之间的等价效果。

第三，不管是斯廷奇斯姆还是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都需要补充基于行动或行动者的时间性，并将之与情境定义理论衔接起来。那么是哪种时间性呢？在此，我的回应是：米德的突现时间性。

对于衔接米德和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的突现存在论，有三点可以说明：

首先，“循环的再描述”何以可能？如果只接受比尔纳齐关于“较早-较晚”的时间性论述，那么需要进一步解释这种时间性与“循环的再描述”之间的矛盾：较早时间的发生如何能够被带入较晚的时间里？而这种带入又如何进一步影响对较晚时间的期望性理解呢？正如先贤孔子感叹——“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杨伯峻，1980：193）！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可以跟从米德去商榷关于过去的不可唤回性（inrevocability）。在他看来，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将世界看作由实体而非事件构成，因为凡是在过去发生，均具有彼处性（in-there）并产生一个终结。凡思考现在，不得不将过去看作对现在有决定作用（Mead，1932：3）。

与此不同，在米德看来，历史学家通常站在现在去重构过去，也就是认为过去具有可唤回性，因为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割断的，而是具有关系的，并且其关系的运作是在人的思维过程（ideation）之中（Mead，1932：3-4）。米德并不否认过去的实际发生，因而并没有滑入绝对的主观取向而是认为人的思维过程或意识，总是“关于……的意识”（awareness of ）而非是意识本身（Mead，1932：5）。也就是说，变迁着的社会世界作为背景（setting），作为意识的关系物，是将给定的过去带入了直接现在（specious present）的意识之中，成为延展了直接现在的记忆（Mead，1932：5，18）。米德（Mead，1932： 9，18）这样说：

现在始终不停地交替着，从一个现在逐渐过渡到另一个现在，每一个现在都有一个参照现在的过去，每一个过去又都有处于其前的过去，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又从它自身的立足点对其过去加以重构。……过去……在现在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经验（conscious experience），过去在现在中的呈现，是作为记忆以及作为延展的记忆的历史材料之方式。

其次，“循环的再描述”何以开放？在比尔纳齐的理论中，社会结构对于行动者的约束是“软的”，而行动者依赖于情境将所面对的问题加以类型化定义，具有重组图式、形构团体的能动性。但是，在他的时间性论述中，如何能够保证行动者可以在回溯过去的时候，不是重复单调的“循环”，而是开放的“循环”和再循环？米德的“突现”观点也能够提供启发。

在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那里，突现与实现化同义，坐落于自下而上的行动-结构关系之中。与此不同，米德对突现的用法具有时间性意义，是现在相较于过去，或者当未来作为现在时相较于原先的现在具有“组织化区分”（organization-based division）。

比较来看，比尔纳齐在“循环的再描述”中预设了行动者描述的早与晚，需要进一步预设其早与晚是可区分的。正如先贤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杨伯峻，1980：92），其字面意已撇去了“逝者如斯”对于昼与夜的区分。反过来，作为观者的孔子，心中却有昼夜之分。由此类比，究竟可区分性从何而来？(www.xing528.com)

在米德看来，时间之所以不同于流逝（passage），要做到对时间可以安置和比较，而安置与比较的可能性在于流逝中产生关系或结构形式（Mead，1932： 19-20）。流逝中的结构（structure-in-passage）的诞生，需要行动者处于每个现在当下的意识所具有的表征性质（representational nature），从而能够根据具体情境进行时间组织运作——回忆过去加以调适、展望未来进行选择（Mead，1932：24）。由此，每一个现在都在组织的过程中，产生了突现的新颖性，不同于较早的发生也不同于较晚的发生。

最后，行动者的多重社会角色与图式重组、团体形构之间的关系加以时间化。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所理解的“行动者作为多重社会角色”是平面。《论语·子路》的一段话有利于说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和米德观点的差别：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杨伯峻，1980：139）

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多重社会角色，是“子为父隐”中的“子”，既在亲属结构的“父-子”之中，又在法律结构的“隐”之中。

在米德看来，行动者在观念中的组织表征，产生了新颖的突现性，从而在当下产生了新系统与旧系统的同时性（Mead，1932：32）。但是，这种新或旧，都不是孤立的，因为每个过去都在一个系统之中，因而行动者对过去的组织协调意味着改变了旧系统的关系结构，而同时产生的新系统也同样在关系的包围之中（Mead，1932：53）。

同样以“子为父隐”为例，当叶公说到“其父攘羊”，这给“子”带来处于现在的情境，并产生这样的意识：子通过回忆在过去的流逝中，与这位攘羊之人的父子关系（旧系统），并展望攘羊之举在即将面对法律系统上的“证之”的必要性（新系统），于当下突现于“直”的同时性。

进而，米德认为这样的同时性也带有系统性特征，因为行动者不是孤立地提取过去与展望未来，而是意味着改变了过去的结构，也影响将来的结构。因此，才会有孔子反对这样的“直”，提倡“子为隐”，是因为将“证之”带入父子关系中，有违儒家伦理系统。

对比来看，只有把米德所说的“突现的现在”理解为同时性的突现，才能进一步理解角色系统上的重叠。

之所以米德和斯廷奇科姆能够衔接深度类比方法论，是因为米德对于“人之抽象模式”的解释，从突现时间性角度给出了详细地论证。正如上述斯廷奇科姆在分析《俄国革命史》时所做出分析，革命者在面对旧制度时会进行估计：到底心中的新制度能否取而代之？遗憾的是，斯廷奇科姆更倾向于用“另一种”（another）、“替代性”可能性或制度来标识这种抽象选择词汇，而甚少用“未来的可能性”这样的时间性词汇（Stinchcombe，1978：41）。

在米德看来，突现的现在所进行的操作是时间化假设检验。尽管他原先是用于描述科学工作，但同样适合俄国革命中的“分子过程”：

进一步讲，关于流逝的研究涉及对事件的发现。这些事件并非仅是流逝过程的组成部分，而总是具有独特性。通过这些事件，我们能够对流逝进行秩序安排……这些事件和它之所以产生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同时，事件和它的先行条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历史，而且事件的独特性使这个历史是相对于事件而言的历史，是与这个事件相关联的历史。因此，限定性的流逝和独特事件的出现产生了过去与未来，而过去与未来又出现在现在之中。所有的过去都作为流逝的限定性出现在现在中，所有的未来也作为独特事件出现。科学的任务是揭示既存过去在现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预示未来；科学的方法是思维过程。（Mead，1932：33）

米德在另一处继续说：

在思维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回顾以前的过程，但这里的过去，不是重新引入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种回顾是从现在的新生事件出发的，所以这个过去完全是假设性的……我们通过将这一过去和现在的情境的匹配情况进行检验……过去的功能就是不断将自身重构为一种按时间安排的系列，为现在的阐释而服务。（Mead，1932：49）

米德对于斯廷奇科姆所说的“抽象”，是指“思维过程”，是指人能够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从而将不可唤回的过去和作为“有距经验”（distant experience）的未来都作为现在的意识。这个意识是根据当下的情境，将过去作为限定性假设，将未来作为可预见的新生性。因此，在《俄国革命史》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革命，是参与者在现在当下的情境下，将旧制度的实际发生转换为思维过程中的限定性过去，从而进一步展望作为有距经验的新颖性是否不可避免，从而重构一种时间安排的情境定义，确定流逝的发生是否需要重新规定为米德所说的“时间”，亦即流逝过程带来一种区分。当然，这种这种区分便是革命的后果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