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类比方法论：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将亚当斯、克莱门斯等人（Adams，Clemens and Orloff，2006）于2006年的方法论总结——深度类比之下的机制解释，带回到《重塑现代性》一书中，亦有矛盾和张力，包括三点：

第一，《重塑现代性》一书没有单独指出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特点。该书直至最末尾才提到要以斯廷奇科姆的“深度类比”发现“常规和差异的模式”（patterns of regularity and difference），但也没有展开分析他们对于深度类比的具体理解（Clemens，2005： 514）。

第二，《重塑现代性》一书中对“机制语言”的理解十分含糊。在该书的导论中，虽然把机制与后现代主义同样视为反对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的新思潮，但含糊地同时引用了不同派别的机制研究文献（HedstrÖm and Swedberg，1998； Stinchcombe，1991； McAdam，Tarrow，and Tilly，2001：24），并批判这个概念已经和“现代性”一样变得“混乱不堪和宽泛无边”（messy and capacious）（Adams，Clemens and Orloff，2005： 8）。因此，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对机制的理解不足以展开分析，我也在此略过。

第三，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深度类比方法论是以突现为存在论承诺。

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本部分将首先指出，深度类比是指在关于历史的理论建构时，要对诸个实例（instances）进行具有因果意义的类比（具体见下）；然后，本部分再分析这种方法的存在论承诺，并指出二者在论证逻辑上基本一致。

第一，深度类比的“类比”在于比较性（comparability）或累积性（accumulation）。也就是说，“类比”是为了将历史中事实性案例或殊异发生的计算和累积起来，从而得到关于历史的主导过程（master process）[4]或普遍理论（Stinchcombe，1978：6，8-9）。由于历史的发生是殊异的具体个案（例如崇祯皇帝拒绝南迁，洪秀全落榜），而关于历史的理论论述总是以抽象或普遍的方式表达出来，关注的往往也是主导过程（例如明清鼎革和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清朝的地方分权化）。

为衔接这二者，需要能够将“理论作为数字”（theory as number）。这种说法颠倒了实证主义的“数字作为理论”或者“将数字视为事实（fact）”的做法，因为计数（make a count）只是最后一步，需要先理解“什么让实例能够可比较？”（What makes instances comparable？），由此计数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理论创作（Stinchcombe，1978：5-6）。如此一来，深度类比也意味着将结果或更宏大的计数层次或历史主导过程，回到更为碎片的层次（segmented level）上的实例间的比较（Stinchcombe，1978：17）。

第二，深度类比的“深度”，在于因果性。也就是说，类比的“深度”在于通过关注事件序列的某些面向，通过分类与比较，找出相同的原因导致相同的结果的序列，从而概括出普遍的序列（overall sequence）（Stinchcombe，1978：7，16）。

深度类比的实际运用，在于通过谓词的等价比较，理解叙事的词类能够作为具有因果关系的概念。普遍理论是因果性的语句或概念构成，而历史叙事是由诸种词类或一般语句构成。从逻辑学角度来讲，在类比中发现因果性要比较诸个词类或语句中的谓词（predicate），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21）这样说：

从逻辑上讲……，一个（大型的）系列的普遍陈述是由词类所产生的：元素A类比于元素B，B类比于C，A类比于C，A类比于D，等等。也就是说，从词类的诸个元素来看，从应用于该词类的谓语来看，一个词类就是一组成比的类比关系。用日常的语言来说，我们将A类比于D视为“深度”类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关于A的真值的陈述，对于D也是真值的。词类A是个重要概念，是因为其中的等价（equivalences）是深度类比。在科学中，如果这些陈述具有重要的因果特征，则这个概念是重要的。

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29）在举例比较通用汽车公司和苏联时，继续说：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所说的任何事物的深度类比等同于深度谓词。事实上，我们在描绘通用汽车公司和苏联之间的类比之时，已经说到了“法人式组织起来”（corporately organized）这个谓词，从而在直觉上表达这二者之间的类比究竟是哪些。

从斯廷奇科姆角度来看，一旦谓词（predicate）的等价性得到了证明，意味着主词也被分类了起来，并被观察到其因果序列上的一致性，个别用于概括这种等价性的谓语词类（如“法人式组织起来”）便可晋升为理论上的概念，并进一步将一般的陈述句变成了因果陈述句。由此，“干瘪的”、较高层级的普遍理论（如：关于苏联和通用汽车的比较理论），便得到了较低层级的因果丰富性（causal fruitfulness）语句（如：法人组织性质）（Stinchcombe，1978： 28）。

斯廷奇科姆的方法总结，见图6.3：

图6.3　斯廷奇科姆的深度类比方法论

如何理解深度类比方法论的存在论承诺？

切入点是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121）在《社会史的理论方法》（Theoretical Methods of Social History）一书结论章里给出的一句总结：“社会结构的解剖学和生理学。”（the anatomy and psychology of social structures）这两个面向，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所提出的“社会秩序的拆解与建构”一致。这种一致性的背后，是关于“情境-情境定义”的共同理解。

下面从三个方面回答：(www.xing528.com)

1．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120）将“社会结构降解为人们在给定的社会局位（social location）中面对的问题”。所谓的“社会局位”就是情境（situation），所谓的“问题”就是人们理解他们自己所处情境时所具有的认知内容或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situation）（Stinchcombe，1978： 117，119）。举例来说，军队作为一个结构、一个团体，并非上述的团体主义式团体，而是士兵的脑海里关于面对群众上街游行等情境下如何服从、要不要开枪的定义（Stinchcombe，1978： 119）。

2．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 121）将个体行动理解为“功利的”（utilitarian）。这一点看似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存在论中行动模式冲突，但实则一致。斯廷奇科姆使用“功利的”一词时，缺乏足够阐释，但足以看出他是希望以此来反对“半神秘式”解释（如涂尔干［Emile Durhkeim］说的“集体欢腾”）、终极价值的角度解释行动（Stinchcombe，1978： 121）。

如果回到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 48）在案例分析中指出的，这种功利的行动实则是基于“人之抽象模式”（the abstract model of man）。

在总结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的历史分析时，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 40-41）指出，俄国和法国的政体转型，都是处在该政体中的行动者具有一种信念（conviction）或心理过程：旧政体不再具有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而随着新的信念的传播和嵌入革命性的制度之中，使得人们对新的替代选项进行“概率估算”，例如哪种制度最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由此，关于未来的新政体是行动者“想象的建构”（Stinchcombe，1978： 41）。由此，革命过程所关涉的社会结构变迁，被降解到“分子过程”（molecular processes）（Stinchcombe，1978： 62）。

这样迈向“不可避免性”的分子过程，或者“功利”的行动者之隐喻，确实符合“情境定义”这一概念提出者托玛斯（William I.Thomas）的最初构想。他在发表于1923年的文本《未适应的少女：行为分析的视角及其案例》（The Unadjusted Girl： With Cases and Standpoint for Behavior Analysis）中，重思了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克莱门斯和斯廷奇科姆的构思之汇合。托玛斯以少女的犯罪议题入手，描述社会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这样的理论总结：

我们所说的“情境定义”，就是在任何的自决行为的行动之前都有的检验和审思阶段。事实上，不仅具体的行动依赖于情境定义，而且个人本身的整个人生筹措和人格也来自于一系列的情境定义。但是，孩子们总是出于众人组成的团体之中。对于众人来说，关于情境的所有一般类型，已经事先界定了、相应的举止规则也发展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出自己的定义的机会、毫无阻挡地追求自己的希望更是微乎其微。人们总是生活在团体之中……因此，在由组织化社会的成员对情境所做出的自发定义和社会对他所提供的定义之间，总是存在对抗。个人倾向于活动的享乐选择、以愉悦为第一，而社会则是倾向于功利的选择、以安全为第一。社会希望它的成功能够勤劳、可靠、便于管控、认真、有序、牺牲自我，而个人则希望上述这些要求少一些并践以更多的新经验。因此，组织化的社会也去管控在它的成员追求各自希望之间的冲突与竞争。（Thomas，1923： 42-43）

托玛斯对情境定义给出了三个限定：1）时间阶段：“行动之前”；2）外在关系：面向社会既予的普遍定义，行动者可施展空间不多；3）内在内容：行动者以“检验和审思”的方式处理外在关系，因而个人的情境定义可能用处不多，但却可能在衡量之间有所施展。

在斯廷奇科姆所用的案例中，所谓的“人之抽象模式”，是指在“行动之前”阶段；所谓的“功利”所强调的，正是这种“检验和审思”的衡量过程；所谓的“不可避免性”也是指社会的普遍定义发生了动摇，行动者可以“践以更多的新经验”。

因此，在斯廷奇科姆看来，人之“抽象模型”也是“问题-解决”模式的，因为它关注的是人面对情境作为问题时，理解当下情境的类型，并从个人角度、从复数的社会可能性中挑出某一情境定义作为回答。

结合斯廷奇科姆对于行动和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社会结构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社会秩序的拆解与建构”有同样的关注：情境与情境定义。

将斯廷奇科姆自身的方法论转译为存在论来看：理解“深度”作为因果力量，就在于理解人们的情境定义改变及其对于形塑社会结构的作用；理解“类比”作为寻找的比较性，就在于理解“人的抽象模型”，即人们给出的情境定义而非情境之间的相似与差异（Stinchcombe，1978：120）。正如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 119）这样总结自己的学说：

产生系统性的社会变迁的因果力量，是人们构作出（figure out）他们要做的事情。本能没变，功能性预设也没变，但人们心灵的认知内容改变了。尤其是说，它的改变将新的情境纳入进来了，以致认识的改变能够有累积性的、自我维持的性质。我们去研究历史，就是去理解结构性力量如何引起人们去改变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情境类别的观念（their notions of what kind of situation they are in），去充分和长久地维持这些新观念，以致将这些新观念深植于制度之中，并反过来去维持这些新观念。

从斯廷奇科姆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存在论对比来看，情境-情境定义，不仅涉及将社会结构降解到“分子过程”，也涉及行动以问题-解决模式进行“想象的建构”。在此过程中，情境定义所需进行的检验和审思，使得行动者在既有的普遍定义和个人的新颖定义之间做出权衡，由此行动者发现新的可能性或将情境中面对的图式、团体归入某一“情境类别”。而做出建构的结果则意味着，行动者的能动性通过重组的方式，带着新的经验或定义，使得社会结构或图式、团体被相对融贯化。

3．一个问题是：虽然两种存在论对于团体、图式、行动的理解一致，但对于行动者的理解似乎又有差别：斯廷奇科姆给读者呈现的行动者，社会角色往往固定单一（贵族、工人、革命者、旧政权官僚等），而非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对行动者的存在论承诺：承担多重社会角色的复合体。

我认为，斯廷奇科姆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行动者的多重社会角色定义，但是在具体分析时，由于关注了图式的多样性，因而也使得多重社会角色成为可能。举例来说：斯廷奇科姆在解读莱因哈特·本迪克特（Reinhard Bendix）关于英国、俄国工业革命后工人如何成为公民历程的比较分析时，从政治与经济交叉的角色，理解公民与工人这两种社会角色如何共同存在于贫民这些群体中。

借助本迪克特的分析，斯廷奇科姆（Stinchcombe，1978： 118）分析指出，英国和俄国都要面对资本主义权威和贵族地主式权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但不同的是：英国的农村劳动者已经进入了雇佣关系之中，而俄国打破农奴制太晚，以致面对社会贫困问题时，虽然两个国家的企业主都推脱其责任，但是英国已经可以将谁为贫困负责、谁代表穷人的问题，推给个人和地方层次；俄国却只能在旧体制的传统下，仍由中央政府承担这部分的福利供应。结果便是：俄国还无法发展出具有雇佣关系意义的工人政治角色，无法使这部分穷人变成公民，而英国却可以做到。

在这个案例中，面对社会贫困的两国处境，企业主、工人的情境定义有相同，也有相异。其中，工人的情境定义（如何理解自己成为政治代表、政治角色）虽然来自于自己所做的经济关系中的角色，但也根据了政治处境而纳入关于政治关系中角色的考量。因此，在斯廷奇科姆的分析中，行动者也仍是多重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