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双学科视角下的突现存在论大揭秘

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提出突现存在论颇为突兀，因为亚当斯、克莱门斯等人在《重塑现代性》一书中没有使用过这一名称，甚至没有使用“存在论”来概括自己的存在论主张。

第一，我将说明克莱门斯虽然没有在结论一章中明确使用“存在论”一词来表明自己寻找“历史的诸逻辑”（logics of history），其提问方式却是存在论式的，因而可以作为此处的分析文本。克莱门斯（Clements，2005：494）这样说：

任何理论竞争（contest）都预设了两个或更多的理论对于同样问题的界定，而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提问和尝试解答的。尽管社会学家用形容词为专长领域贴上标签，如“经济的”或“政治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领域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其工作是围绕一组被认可的实质性问题（a recognized set of substantive questions）所组织起来的，而不只是围绕一个主题（topic）的累积性努力。但是，这些组织起来的问题本身也是由理论承诺（theoretical commitments）所启发和激发，而不论这些理论承诺是否被清楚地认可。然而，围绕历史社会学的大量后设讨论（meta-discussion）已经考虑到了认识论和方法（epistemology and method）的议题，而这些后设讨论也值得考虑看似更为简单的问题，例如：“被问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正如［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学着去以不同的方式观看，也看到了不同的事物。新的主题和问题产生于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的理论图景。

我认为，克莱门斯以“问-答”（ask-answer）的辩证方式渐渐挖掘到历史社会学中更深于认识论和方法的部分：存在论。

她认为，历史社会学作为如同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这样被定于某一特定学科领域来说，其中包括对同一问题的多种答案，亦即同一事物的多种理论。但是，不仅理论是复数的，问题也并非总是同一的，因此这是多重“一对多”的关系。不过，克莱门斯又进一步认为，能够把历史社会学中的“多重的一”和“多重的多”协调和集聚到特定领域（如历史社会学），是问题的可组织性。而问题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并得到认可，如同已然给定的答案一样，又是由于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承诺，亦即“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的理论图景”的存在论主张。见图6.1：

图6.1　克莱门斯的问答逻辑

诚如克莱门斯（Clemens，2005： 514）总结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那样，尽管有阶级形成、革命、民族国家建构等是基于不同的问题，形成了不同理论，但这些问题都可以被组织为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组。也就是说，当时的历史社会学家提问千万分殊，但都是潜在地认可从这一更后设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才是具有实质性的，因而得以把这些分殊的问题连接起来。之所以在认识论上能够有所认可，又是因为他们关于社会变迁的存在论主张是基于如下理论承诺：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结构、韦伯式正式组织及其所暗含的功利主义行动者之间的协调发展（Clemens，2005： 494）。

第二，为整理克莱门斯从存在论式理论承诺考虑《重塑现代性》的结论章，下面从个体层次和社会层次方面展开。在个体层次上，可以得出行动者—行动—能动性的观点。

首先，克莱门斯（Clemens，2005： 509）并不讳言，自己有回到虽老旧但基础的行动者隐喻：“人类占据着多重社会角色，人类的生活是跨越了多重社会领域。”这种隐喻可以称之为“行动者作为多重社会角色（actors as multiple social roles）”。由此，行动者不仅嵌入在脉络之中而非孤立或超验的，也并非被某一角色所决定的，而是蕴含了跨界理解与实操角色的多重可能性。

其次，行动是问题-解决模式。尽管克莱门斯（Clemens，2005： 504）对于“行动是什么”着墨较少，但是她援引了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和目的取向模式两种对立类型。这一对立来自于《重塑现代性》一书中理查德·比尔纳齐（Richard Biernacki，2005： 75-91）撰写的一章《行动转向？超越行为的经典模式的比较-历史探究》（“The Action Turn？ Comparative-Historical Inquiry beyond the Classical Models of Conduct”）。在这个文本中，比尔纳齐认为在讨论行动的目的与手段关系时，应采取问题-解决模式，反对理性选择取向模式。从前者的角度来看后者，有三点不同：

1．行动的情境特征。行动的目的并不是先于所处情境的普遍固定对象，而是因情境而设定（situationally specific）（Biernacki，2005： 77）。由此，行动的图式便成为随情境成为行动的构成性要素，而非普遍程序（Biernacki，2005：77-78）。

2．行动的理性特征。行动的理性来自于对情境的类型化（typification），而非来自于以目的或手段的层级化计算（Biernacki，2005： 78-79）。对于功利主义行动模式来说，预设了目的处在一个透明且层级化的系统之中，使得行动遇到某一地方性情境时可以按此层级划分组织与计算自己的手段（Biernacki，2005： 78）。与之不同，问题-解决模式认为地方情境往往具有含糊性和自主性，而非被系统性整合的，以致行动者不得不根据情境的具体情况建构为某种类型，使之能够理解（Biernacki，2005： 78-79）。

3．行动的时间性特征，是历时化的问答过程或问题-解决过程，而非逻辑命题的“三段论” （Biernacki，2005：79-80）。如果说功利主义行动模式是以先于情境的目标为大前提，以内在情境的目标为手段，再进行共时性的静态逻辑推论，由此使得行动作为逻辑命题的结论。对于其中的静态特征，比尔纳奇（2005：80）甚至将之称为“分析性的冻结一瞬”（analytically frozen instant）。那么，问题-解决模式则是将行动历程或内在推理，看作是历时的多重变化，因为行动者可以在前一时刻构想出情境的某一种类型化又在下一时刻重新评估或再定义这种类型化（Biernacki，2005： 79-81）。因此，比尔纳奇通过将行动时间化、拉开了行动的内在历程，将情境与图式纳入其中，以“循环的再描述”（circular redescription）的方式驱动行动历程的历时变化，从而将行动的目的-手段替换为问题-解决模式（Biernacki，2005： 89）。

最后，能动性意味着重组（recomposition）（Clemens，2005： 500）。由于在行动的定义中否定了整合统一的、层级式的系统逻辑（Clemens，499-502），所以行动的“问题-解决模式”会释放行动者在多重社会脉络中的开放性特性，将图式的元素在行动中随着行动者重组图式（Clemens，499-502，506）。社会世界对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限制，不再是“硬的”、概率分布式的，而只是“软的”、非决定式的（Clemens，2005： 507）。

以上三个部分，见表6.1：

表6.1　行动者、行动、能动性的定义

第三，综合这三个个体层次的概念来说，克莱门斯的说法暗陈了另一套相互指涉的关系，当行动者以问题-解决模式行动时，如同企业家（entrepreneur）一样生产成果（Clemens，2005： 505-506）。由此一来，“团体建构作为筹划”（group making as project）（Brubaker，2005：477）。进一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灵活重组文化图式所形成的成果，对行动来说，都是特定的、“结晶化的”成就（accomplishment）而非整体系统的特定功能要求下的回应（Clemens，2005： 505-506）。这些成就会因行动者的多重社会角色身份而被交织在一起，使得“单一行动可能会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成为多样的序列”，构成一定的锁链形态（enchainment）（Clemens，2005： 502）。见表6.2：

表6.2　个体层次的相互关联关系

第四，对于社会层次的分析[2]，克莱门斯遵循个体层次的论述，认为文化图式是相对融贯的意义，具有多重性，会自下而上的重新组构，而团体也是突现的范畴，并非团体主义式事体（groupism entity）。(www.xing528.com)

首先，克莱门斯很明确地提出自己要从下而上地分析社会层次。用她所说的系统-元素（system-component）的划分来说，她反对古典社会学里从系统出发，将社会看作是“相对融贯的社会类型”，将历史看作是“社会类型的序列”，而是认为当代的第三波历史社会学要切换分析层次，从元素出发看待社会与历史（Clemens，2005： 495-496，502）。

其次，一旦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析逻辑，那么“团体主义”就站不住脚了。正如亚当斯等人在2006年以突现主义做总结时，援引了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对“团体性的突现”（emergence of groupness）的分析（Adams，Clemens and Orloff，2006）。进一步回到布鲁贝克（Brubaker，2005）为《重塑现代性》贡献的一章《无团体的族群性》（“Ethnicity without Groups”）来看，虽然这部分着重于族群研究，但是该书中最为充分说明突现主义理论的部分，值得详细分析。

如上所述，布鲁贝克（Brubaker，2005： 471，473）反对团体主义的观点。所谓的团体主义，是从实体化（reification）的视角，认为团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是有外在化的边界，内在化的同质的，清晰地分化和分离的。布鲁贝克（Brubaker，2005： 471）很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学界已将这种实体化的视角让位于建构主义，但在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族群成员仍然习惯将族群冲突看作族群团体之间的冲突。

与之相对，布鲁贝克（Brubaker，2005： 474）则认为团体性（groupness）是脉络化变动着的概念变量（contextually fluctuating conceptual variable）。这种观点意味着布鲁贝克（Brubaker，2005： 475）把“团体性作为事件”（groupness as event），亦即视为行动者在相互指向与有效沟通等情况下能够强烈感受到集体团结（collective solidarity）的时刻。

为了识别这样的时刻，亦即了解团体性，需要了解行动者如何以团体性范畴做事情（doing things with groupnessbased categories）（Brubaker，2005： 477）。如此一来，在存在论上，团体就变成了“团体建构作为筹划”（group making as project）（Brubaker，2005： 477）。换句话说，团体性不是“处在世界之中的（in the world）物体，而是看待世界的视角”（原文为斜体；Brubaker，2005： 481）。

进一步讲，从筹划到事件的突现是“现实化”（realization），亦即行动者“成就”的锁链状态。但是克莱门斯（Clemens，2005： 508-509）隐含地表达了以现实化理解突现的意涵：

是什么形塑了要素的感知并把替代的感知收储起来？在什么情境下、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形成的拼装（bricolage）是有效且持久的？通过研究施为者的意向，并且认为意向在何时被／不被实现，相关研究应更具关于结构与行动之间互动的细致感。

在克莱门斯看来，从“施为者的感知”到“有效且持久的拼装”，可类比于布鲁贝克所说的，团体性的“从筹划到事件”。克莱门斯（Clemens，2005： 509）进一步隐含地认为，这种“现实化”对象并非事先假定的“社会秩序的形式”，而是“成就”的锁链形态。但是，克莱门斯（Clemens，2005： 510）反对只从过程“线”的角度，以断续或连续的方式理解这种“突现”，而是也要从“面”的角度，理解元素如何在系统中解组与重组。

克莱门斯（Clemens，2005： 510）以托克维尔、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为例，说明新系统（如资本主义、大革命后的法国）的重组，是来自于旧系统（如前资本主义、旧制度）的解组。值得再指明的是，这样的“解组-重组”过程，并非系统的直接转变，而是经由来自元素／行动者以问题-解决式行动所得到的一系列成就。

最后，克莱门斯对社会层次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图式或文化图式。她强调图式的两个特征：多重性（multiplicity）和相对融贯性（relative coherence）。

一方面，图式的多重性呼应了行动者的多重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图式的相对融贯性呼应了行动的问题解决模式和能动性的重组特征（Clemens，2005： 502，534）。不管是相对融贯性还是多重性，都旨在关注社会变迁的“不足的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特征（Clemens，2005： 502）：虽然相对融贯性为行动的问题解决提供了剧目，但是它也不会拒绝迁变或被重组的可能性；虽然多重性为行动者提供了嵌入的脉络，但是并不妨碍行动者作为“历史的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通过将符号混合于创造性的活动中，使历史成为再汇聚的时刻（moment of reconfiguration）（Clemens，2005： 503，505）。

与论证团体的非实体化、现实化类似，克莱门斯并不讳言，这种自下而上的论述会对主愿主义（voluntarism）有潜在地过度颂扬，但是她仍希望由此能使读者关注到施为者的筹划是如何在特定的脉络开放化的。

表6.3　克莱门斯对存在论的社会层次的存在论特征说明

总结克莱门斯对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存在论宣言见图6.2：

图6.2　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存在论

至此，克莱门斯（Clemens，2005：514）对突现的存在论的总结，值得引用[3]：

作为一种特别的历史成就，相对整合的社会秩序之建构，有能力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或跨越诸多人口的变异性。但是，我们当前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化，并非假定以这种秩序为基础，而是要不仅理解到这种秩序的建构，也要理解到这种秩序的拆解（unrave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