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本章引入赖利的“增寿与社会”范式和商榷休厄尔“事件性时间性”的两种定义分歧，上述新增的因果性讨论是更深一步的区分与厘清，在此进一步举证两个例子。案例的选择是基于反向的考虑：当研究者要执笔著述时，面对的不再是正在陈说的叙事，而是已经说完的叙事。下文将按遗言甚多和几无所遗两种叙事材料差别，挑出史景迁的《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下称《康熙》）和《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下称：《王氏之死》）作为分析文本来说明士多噶因果性及其中的主体时间性。[12]
《康熙》最大特色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和角度叙述了康熙巡游四方、治理国家、思考人生与人伦关系的主体经验。史景迁在《康熙》的自序中提醒读者可以从“不同的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来解读这本书”，而他的选择正是去“想象”康熙的行动历程与主体时间（史景迁，2011a：13）。
例如：在这一提醒之后，史景迁先说一个物理时间和事件序列——“公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草拟了这份谕旨”（孙按：《临终谕旨》，康熙的最后一份谕旨），这时，“接踵而发的事件”集中于这个物理时间点。随后，史景迁再进入了康熙的行动历程，不仅“过往回忆一一浮现”，并面向未来思考“死亡与历史定位”（史景迁，2011a：13-14）。史景迁的深与表的时间结构切换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一场被他称作为“实验”的工作（史景迁，2011a：10）。这项“实验”有三个步骤：
第一，康熙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君主里，康熙是少见的能够坦陈自己想法，并留下了相应的历史记录的君主。
第二，研究材料的多样性。史景迁也明白，将这本书设计为“游”“治”“思”“寿”“阿哥”“谕”六章与历史学家的通常范畴并不相同，但是他这种从康熙主观解译设计的范畴得益于丰富的材料：编年史（典型的物理时间作品）实录，来自康熙身边人士的切身观察，以及康熙十七封私下口语风格信件等材料。因此，关于康熙行动历程假设可以从私下材料得出，而检验却也可以使用来自于事件序列的材料。
第三，史景迁采取了一种激进的主张：“在风格、架构方面实验良久之后，我决定透过康熙之口，以自传体的形式来剪裁前述各项素材。”（史景迁，2011a：10）
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文法位置互换”（exchange of grammar positions）：按历史学惯例，“康熙”在正文之中只能以第三人称（例如：“康熙说……”）的文法学身份传达康熙这个人的故事，但史景迁却在正文中以“朕传谕……”的第一人称方式出现。反倒是，在该书的“自序”之中，史景迁作为研究者方才以第一人称出现（而不是“朕传谕”），而正文中的“朕”在此也变回了“康熙”。[13](www.xing528.com)
不同于康熙遗留下了众多的个人话说，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却是研究“几无所遗”的妇人王氏。于是，史景迁转而求助了《郯城县志》、黄六鸿这位地方官所著的《福惠全书》甚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史景迁这样陈说此书要义：
这本书的背景是17世纪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焦点集中于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身上：……我从四次小的危机中去观察这些人：……以及第四项，一位王姓妇人的决定，她不愿意面对一种无法接受的现状，而选择逃离郯城的家和丈夫。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是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是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史景迁，2011b：16）
史景迁对“危机”的大小划分，正是基于对“历史记录”这样的事件序列（如精于记载准确时间的《福惠全书》），以及对涉及主体经验的、处于危机中诸人的深-显划分标准。史景迁在应用这样的分类范畴时，便要进入“王姓妇人的决定”，了解小危机的重要性。经过前四章的时代与地区景况铺陈，史景迁叙述到这位妇人与男子私奔时的去向打算：
我们（孙按：史景迁）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他们（孙按：王姓妇人和与她一起私奔的男子）最初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向西南走……可以向东北……或是北到沂州……如果他们想躲避追赶，邳州（孙按：在西南方向）会是个不错的选择……郯城（孙按：在东北方向）在某些方面来讲，是个明显的目标，但是不利之处也很明显……对一对要找地方躲起来的情侣来说，马头镇（孙按：在北至方向，在沂州）看起来显然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史景迁，2011b：134—135）
研究者如何能够帮行动者设计、选择、分辨和决定逃逸路线？这样的问题正可呼应了本章上述的“普通的地图”与“郑和航线图”。史景迁所看的是“普通的地图”，标注了四至方向，以及邳州、马头镇等地名。史景迁已经从地方志等材料出发，可了解四至方向在1668年前后基层控制制度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情况。但是，史景迁却要想象两位行动者主观的“郑和路线图”：引文中三个方向的选择可拓展到三乘二的备选假设和零假设。史景迁以“普通的地图”上各相关地区的控制手段、灾害情况等表面材料来推论与检验两位行动历程中关于“要不要走这条路线”的思量。紧接着这样的论述，史景迁又进一步分析和指出逃与不逃、被抛弃于路途中的王氏要／不要回乡等直至死亡的一系列“选择”——亦即假设和检验主观的行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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