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学科视角剖析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尽管本章与《想象》的观点多有差异——历史、世代与生命历程三分法 vs.历史和（未讨论的）传记二分法、反思时间倾向 vs.反时间倾向，但是我同意《想象》的第三个论点：在存在论立场，反对固一型（fixed and singular），赞成时间上异质型。

不过，我认为《想象》的第四个论点值得商榷：对于表征由该存在论带来的多重现实性（multi-realities），成伯清未能充分说清楚（尤其是从因果性的角度）为何叙事方法比机制方法、变量方法更具表征效力。《想象》一文这样列出了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实在，以及三种表征策略的比较结果：

第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差别。变量方法更适合共时性表征，而机制方法与叙事方法更合适历时性表征。第二，中部与巨集微层次的差别。机制适合中观理论，叙事适应宏观与微观理论。第三，假设承袭与潜在生成的差别。变量和机制由于是在直接沿袭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进行表征（如特定情境），没有自觉地从研究对象角度的阐明潜在性可能生成（成伯清，2015）。

我将依次指出：我同意第一个差别，下文不赘述；不同意第二个差别，因为机制与叙事都可以适用三种层次；对于第三个差别，我同意成伯清对变量与机制的判断，但不认为《想象》一文已将叙事策略的表征效力说清楚。假设承袭与潜在生成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下文将会通过补充对变量、机制和叙事的因果性比较来说明这一问题。

就第二个差别来看，成伯清未能看到机制除了应用中观层次，还包括可以应用于微观和宏观层次的两种类型——作为微观基础的机制（mechanism as microfundations）和作为诸要素并接的机制（mechanism as components of conjunctures）（Hirschman and Reed，2014），以致产生分析层次上的误解。

其中，前一种机制是找到社会世界的一些潜在的固定点，从而解释社会世界表面上的诸类差异。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理论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 theory）或分析社会学（analytical sociology）做法：尝试找到一个或几个固定的事体或属性（如理性、信仰），并将社会世界看作这些事体或属性加以常规化了的过程（regularized process）（Hirschman and Reed，2014）。后一种机制是像蒂利、赵鼎新等历史社会学者擅长分析的做法：将因果机制看作是某种星座形态，用洪流合汇的方式解释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或宏观社会过程（如儒法国家形态的形成）。

因而，这样两种常见的机制并不只是停留在中观层次，也涉及微观、宏观层次。对于叙事，也是同样的道理。相较成伯清列举的生命历程（微观）、历史层次（宏观），世代研究（中观）的叙事分析却可反证其论，例如萧阿勤（2005）分析的“世代叙事”：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保钓等一系列 “创伤事件”后，“战后世代”正是通过文学艺术等国族历史叙事方式，逐步形成了“回归现实”的世代认同。

对于第三个差别，成伯清（2015）通过两个步骤加以论证：一是赋予研究对象或一般的行动者以“叙事人”（homo narrans）的人之模型。二是通过“事件性时间性”开启行动者叙事迈向社会学知识的潜在生成。我同意第一个论证，并尝试对第二个步骤的内在张力予以弥合。

上文已经陈述了“事件性时间性”具有后果性定义与来源性定义的两种形式。成伯清追随休厄尔，只取了前者、没采取后者，其结果便吊诡地导向了狄伦·莱利（Dylan Riley）所说的“反历史倾向”（Riley，2008）——研究者越看重转型性事件越减少历史倾向。休厄尔（Sewell，2005：100）对“事件”的定义明确，属“日常发生中能够显著改变结构的罕有一类”，而在结构与事件的关系中，休厄尔（Sewell，2005：219）又将事件归为历时性、结构归为共时性，导致了历时性反而成为罕有情况。但是，既然休厄尔将结构看作是多样且交叉的，以明确反对萨林斯将结构视作单数的做法，那又为何仍会出现结构转型问题上“（众多结构）需多（转型）供少”的现象呢？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研究者视角下的供需关系入手解决，难免滑入争论结构转型／再生产、事件／日常发生的区分困境（Wagner-Pacifici，2010； Adam，2011；Tang，2013）。不同于此，如果要像成伯清继续延用“事件性时间性”，那么也可以像上文所述，改取事件的来源性定义，赋予行动者更大的权力，正视研究者作为外在观察者难以直接取得关于行动历程数据的问题，从而将供需判断交予行动者。

一方面，定义“事件”要重视理解历史行动者的行动历程（如何注意当下、回忆过去、期望未来）。另一方面，要将定义“结构”复数化的权力也赋予行动者，那么多样性与交叉性结构及其转型便是行动者“观想到”的“对象实在化”（Reed，2008；吕炳强，2011；刘忠魏，2016；孙宇凡，2016）。如此一来，结构与事件的供需市场便成为诸行动者观想的“自由市场”，而研究者作为“局外人”，只能“听”这些叙事者说出的各类故事，记录或分辨他们心中认定的结构再生产／转型、日常发生／事件。

为补充解释第三个差别，以及再认识变量、机制和叙事在因果性方面有根本区别，本章遵循何殊曼（Daniel Hirschman）和瑞德（Isaac Ariail Reed）的做法，将前两种因果性都归入“力迫因”（forcing-cause）。因为这二者都基于两个假设：固定了的诸事体（fixed entities）和接近于重复实验的规律性（regularity）（Hirschman and Reed，2014）。具体来看，变量因果性在研究者假定的“变量”这个固定了的事体，并尝试发现“因大果小”的规律化流动过程，其典型代表便是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Hirschman and Reed 2014）。机制因果性认为社会过程中存在通过输入（input）某物进而输出（output）相关效应，具有可被概作“机制”的诸种过程性运动（Hirschman and Reed，2014）。(www.xing528.com)

不过，何殊曼和瑞德并没有分析叙事方法的因果性。本章借助吕炳强的理论，认为叙事策略的因果性是以行动者的主体时间为轴的行动历程为因（cause）、研究者观察到物理时间为轴上的事件序列（sequence of event）为果（effect）。这样的因果性并不假定研究事体是已固定的，而是有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同时也不是为了寻求重复性规律，而是为了深入主体的特定经验。为了说明这种因果性的差异性，以地图学家恩普森对中国历史上两种海图的区分为例进行说明：

海图在中国沿用已久，而玛律孛罗也留意到中国海员对远方口岸非常熟悉。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采普通的海图式形式，通常以北方定向；另一种则采航线图形式——颇像现代的汽车驾驶路线图——从右至左横向地把海岸线绘画出来，而非根据实际方向绘画。这类图都依靠文字描述，对图形的准确性却不着重，所以如果不看中文解释，便很难理解。虽然这些海图在西方人眼中颇为怪诞，听说若是把绘画与文字对照来阅读，却出奇地有用……图中显示（孙按：图略）著名宦官郑和（钦差总兵太监）所统率的一支十五世纪中国舰队的航行路线。海岸线是横向地绘出，而非根据实际形状或方位绘画……整体构思显然以描述为主，甚至可说是基于想象，而非讲求平面测量的实在。（转引自吕炳强， 2007：277）

引文中提到的“普通的海图”可视作一系列的事件序列，观者皆可见，并且是一种将所见各种事体按一定比例的设计，同时也确保了每个航海者拿到此图都可重复操作。而“郑和航线图”却离不开郑和的主体经验，与重复实验的规律性相去较远。试想郑和绘制海图时，需要做的是回忆来路、注意当下周遭海域、期望未来去途。如此，在流逝的当下一刻中，都有三种不同范畴的主体时间。便难以形成坐标系式的“普通的海图”。

对于研究者来说，行动者说出的故事可能正如“郑和航线图”，而研究者手中常备的却是“普通的海图”（包括理论假设、概念工具、测量指标，等等），但二者对于社会学研究同样重要。而研究中常见的问题是，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能够直接获得“郑和航线图”吗？未必，往往只能以果推因。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由于社会研究常常不能保证得到行动者对其行动历程的十足解说（尤其是时过境迁、政治高压或未留下历史陈说等情况），凭借“普通的海图”能够确证行动者的行动历程与主体时间吗？毕竟，社会学家作为局外人，甚至无从判定行动者眼中的交代是否充分。

对此，成伯清（2015）可能的回答是“众声喧哗”：毕竟“所有的叙事又都是不完全的……研究对象极有可能就同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时间和针对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

但这样的考虑在未能考虑到韦伯对“意义的妥当性”要求的同时，还有“因果的妥当性”的要求。为了回答两个妥当性，吕炳强借用德勒兹对士多噶哲学想法的分析，提出了“士多噶因果性”：对研究者来说，以事件序列或物理时间为可直接观察的表面（surface），以行动历程或主体时间为不可直接观察的深处（depth）；以行动历程为假设，以事件序列为数据，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来研究。如此一来，研究者可以在假设身上恣意发挥他的想象力，由果及因（吕炳强、李越民等，2015：197）。

这样的构想撇开了休谟式“因早果晚”的因果性，或者“力迫因”假设之说，强调“因深果显”的因果性：行动历程的不可观察性如郑和经过航线上每一点时的所想（回忆、注意与期望）、事件序列的可观察性如普通航海图上可描绘出来的郑和下西洋线路（较早、较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伯清（2015）说的“社会学者从事数据收集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进入回答者生活的行动，而回答者的生活是由尚处在展开过程中的故事构成的”，可理解其意为：社会学者带着关于“回答者生活的行动”（历程）的假设（“非此这般不可”为备选假设和“非此这般”为零假设），然后进行关于在零假设下事件序列的“数据收集的行动”。如果收集的数据或数据没有证实零假设，那么“回答者”的行动历程为“非此这般不可”，反之则得到“非此这般”才是“回答者”的行动历程。

由于“对于绝大多数的行动参与者来说，事件序列顶多是过去了的行动历程，行动历程顶多是正在发生的事件序列”（吕炳强，2007：299）。因此，成伯清（2015）的确看到作为进行时态事件序列的行动历程——“尚处在展开过程的故事”，但并没有看到研究者仍可以将事件序列看作过去时态的行动历程”，通过与“回答者”进行由浅入深的交流，从而在不断的假设与检验中得到满足“因果妥当性”的叙事。而这样的叙事，往往具有行动者的特定性，并因时因势而变，由此与“力迫因”的固定事体假设与规律性假设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