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历史社会学家的理论探索

就“迂回历史学、进入社会学”的主张来看，在解读孔飞力、魏斐德作品时，主要问题在于“进入社会学”。不管是翻转《叫魂》的章目安排，还是抽出修正赵鼎新的绩效正当性理论，都是为了把社会学理论在贡献明确、定位清晰的历史学作品中突显出来。但是，在解读史景迁这样一位把历史学作品写成文学风格的学者的时候，问题却变成了“迂回哪种历史学”，因为史景迁历史书写给历史学学界也带来了困惑。历史学界没有现成答案，我必须先对此问题做出清理。

正如我在该项研究的章首所列的疑问：

1．为什么《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一书能够以自传体的方式使用第一身（the first-person）代名词的叙事视角和章节编排（史景迁，2011a）？

2．如何看待《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The Death of Woman Wang）通过引用文学作品《聊斋志异》来了解山东民众的“心灵图像”（李孝悌，2011：xvi）？

3．能否从汉学传统中给予史景迁这位以文学式书写见长、“双重身份”、“把幻境变成历史判断的正当范围”的学者以定位吗（康无为，1993：26）？

4．能否从史景迁的文本中，找出他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汉学脉络中定位之可能呢？(www.xing528.com)

5．他在汉学传统中的定位能够和其作品风格结合起来理解吗？

通过从文本式疑问到脉络式疑问的转化，该章得以回答“迂回哪种历史学”的疑问。但是，如果读者从小说的形式来看，就会发现，其文献综述从汪荣祖与郑培凯关于史景迁是历史学家还是小说家的身份之争，经由柯娇燕至吕炳强，实则是借由柯娇燕从诠释论角度对史景迁的评估，转入诠释社会学理论，既确定了“迂回哪种历史学”，又进一步进入到同样取向的社会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策略性叙事不再是单一文本中的视角调整，而是纵贯学者一生多部作品间关系的调整。因此，我才会进一步指明，诠释取向的历史社会学亦符合史景迁对自己建立起的虚构传统而非干预传统的汉学或历史学。而这一传统又集中体现在《康熙》和《王氏之死》二书中。在诠释论的共同通道中，至于“进入社会学”，史景迁的三层结构论——被观察者（历史中的行动者）、被观察的观察者（历史中的观察者）、观察者（当代历史学家）详述了吕炳强的士多噶因果性中关于假设检验的构想。

这样的方法论或认识论，对于理解第三代历史社会学至关重要。因为相较于斯考切波一代关注从宏观过程的政治经济议题，第三波历史学家更会关注文化、认同等中微观过程，使得“被观察的观察者”这一角度突显出来。例如，斯坦梅茨（Steinmetz，2008）在讨论德国殖民者如何统治青岛时，运用“人种学式见解”（ethnographic acuity）概念，强调反华派和知华派之间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不同理解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管理的转变。朱利安·高（Julian Go，2008）也尝试以“意义的政治”来说明美国的教导式民主如何被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两处殖民地精英所观察理解和运用转化。瑞德（Issac Reed）也在讨论北美历史上最大的猎杀女巫案件中，教会人士、平民等相互审视过程中所透露的世界观（瑞德，2015）。

因此，史景迁的历史诠释方法论，通过理论增长详述这一类型，把士多噶因果性丰富起来，有利于理解历史行动者之间如何相互观察、相互叙述，并由历史社会学家验证推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