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历史社会学家的理论探索

尽管这三位汉学家或中国史学家在美国社会学界的接受度程度几乎为零[12]，但在中国社会学界却有所不同。孔飞力的作品一直被视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作品：既有周雪光（2012，2013）结合组织社会学议题的政府运作解读，也有刘拥华（2015）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的分析。当我说出“作为历史社会学家的孔飞力”，恐怕至少在国内学界也颇可接受。其实即使放宽到一般的社会学界，孔飞力在《叫魂》最后部分与韦伯的专断权力做对话，也理应受到重视。

为了促进这种更直接的学科对话，我在第一章中采取了策略性叙事的办法：没有先讲故事（第一章到第八章：叫魂是什么？如何发生？产生什么后果？），而是先讲理论（第九章、第十章）。从《叫魂》的章节安排来看，这种策略性叙事翻转了原有的安排。该书原有各章排序见下：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第二章 盛世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第四章 罪的界定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第八章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www.xing528.com)

第十章 主题的变奏

读者只需翻看我讨论的段落便可发现，孔飞力引用和讨论韦伯、曼海姆、克罗齐埃的理论的部分，被单独挑了出来，并附以第一章到第七章中的内容予以佐证。由此，由三位社会学家牵头的理论对话，在一位汉学家的文本中被清理出来，形成了策略性叙事。

接着，我把孔飞力的理论贡献再脉络化：脱离出原来的历史分析，进入理论分析。孔飞力的工作究竟是上述理论研究纲领中的扩散、变异、整合、竞争还是详述呢？

尽管孔飞力是围绕韦伯的专断权力-常规权力的讨论，但是他进一步引入了曼海姆的政治-行政、克罗齐埃的例外-常规的区分，并以“官僚君主制”或我在该章中所用的“官僚君主过程”的自创概念为焦点，形成了三种理论关系。这三种关系并非平行并列，而是在孔飞力的写作和我的解读中迭代式演进发展。

第一，变异的理论关系，为韦伯的讨论带来了时间结构的维度。专断和常规两种权力作为两种时间过程，二者交替出现，而不再是静态地比较分析。

第二，竞争的理论关系。如果只看孔飞力的《叫魂》会认为他的“官僚君主制”是破除君主是专断无上的迷思，把科层制分析或官僚对君主的限制引进来，从而理论核心是常规权力。但是，在我的文本解读中，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罪”问题，涉及的却是专断权力的本质。为此，我引入了文法学意义上第四身与第一身间的化身或者国家的人格化议题——君主即政治即国家的化身，从而将理论核心转变到了专断权力一端。同样的文本、不同的理论核心，由此产生了理论竞争的关系。

第三，详述的理论关系。不管是在孔飞力笔下还是在韦伯的笔下，都没有对官僚与君主关系、官僚集团作进一步划分。但是，在《叫魂》中，不同官僚在不同时刻的不同际遇（尤其是在乾隆于最后阶段收拾各地官员），恰能反映其中的理论潜力。为此，我陈述了专断权力下官僚的君主私仆化，常规权力下的官僚的团伙化情况。

值得一说的是，策略性叙事和再脉络化的理论对话，并不是从此到彼的过程，而是辩证的过程。为了将孔飞力转变为历史社会学家，我从后二章进入前八章，但是孔飞力作为历史学家所呈现的丰富情境，使得其中的理论意蕴比孔飞力的言说更多，因而才有了君主私仆和团伙化二分等详述式理论再增长。

不过，我为了将孔飞力的理论核心从常规权力转向专断权力，花了相当篇幅引入了社会学式文法学，以说明国家的人格化。在此，我略过不谈，因为这和下面在讨论史景迁和魏斐德的历史社会学化有相当的类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