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逻辑：迈入第四类型的探索

由于分支领域型、学科本质型和二者合一型的三种历史社会学自我意识要么对历史学的发展忽视或轻视，要么在方案的可行性上难以立足。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呈现分歧、波折、被边缘化等不成熟或衰退的情况也在所难免。究竟什么样的自我意识能够克服现存的学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孤岛隔绝化的问题呢？如上所述，在面临“重复发明车轮”的危险下，需要重视历史学这一交流学科的已有成果，才能让发明不再重复，在交流之中破除已有弊端。故此，本章提出要迂回历史学，再进入社会学，以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为中心而非以学科的单一判断为中心，将历史学的成果“说”给社会学学者“听”。

首先涉及“什么的”（What-）问题：何为迂回与进入？

这一学术方法战略上也是受到了跨文化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ien）的启发。他认为迂回与进入是“通过进入中国思想世界来走出希腊哲学王国，并通过这种 ‘迂回’ 的战略选择去追问欧洲理性的深处，以期‘进入’我们的理性传统之光所没有照亮的地方”，是“一种思想的‘换域’”，能够使得“不言自明的选择浮现”（于连，1999；2012：158）。

由此，经由历史学，进入社会学，将对直接从社会学学科出发所被遮掩的历史学图景进行反思与更新，避免由于学科沙文主义和孤岛隔绝化带来的自我中心弊端，并通过注入历史学的新鲜生命带至更新历史社会学既有视角的效果，从而达至“换域”的跨学科成效。这种策略类型与其他三者的参考位置关系见表4.2：

表4.2　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想象的四种类型

其次涉及“在哪的”（Where-）问题：在理论研究纲领之中展开。

相较于连所建立的将东西方哲学联系起来的比较框架，本研究支撑将历史学带入社会学对话的框架是“定位战略—理论研究纲领—单位理论”的光谱（Berger，Willer and Zelditch，2005； Berger and Zelditch，1993：3；Wagner and Berger，1985，1986；Wagner，2007：4984-4987；Zelditch，1991）：

定向战略（orienting strategy）是后设理论的结构（metatheoretical structure）。尽管是由相互关联的概念、目标、标准、预设以及指引所构成的系统，但其中的多数元素是非经验的（nonempirical），例如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等。理论研究纲领（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是由一些相互关联的诸个单元理论构成，例如资源动员理论、认同理论等等。单元理论（unit theory）是一些以理论为基础的经验模型（theory-based empirical models），通过诸概念、诸原则将抽象结构与经验实在关联起来以解释特定的确切现象。

泽尔蒂奇等人对理论划分看似是三种，实则是两种二分法：

第一，非经验解释的理论（定向战略）和经验解释的理论（理论研究纲领和单元理论）。这一分类意味着对于“何为理论”的纷乱定义中，采取了解释取向（explanationbased），而非只是从世界观（worldview）等角度加以定义（Abend，2008）。第二，实体的类型（entity-type）和关系类型（relation-type）（Emirbayer，1997）：前者包括定向战略和单元理论，都是可以自我定义的、单数的理论，而理论研究纲领却看似更“虚”，只是单元理论间的关系网络。因此，理论研究纲领不是实体的纲领，而只是关系的纲领。(www.xing528.com)

正因如此，相较来看，历史学研究的历史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是具有“概念依赖的”（conceptdependent）（Steinmetz，1998），因而尽管未必如“演绎主义”那样“以理论为基础的经验模型”，但仍不可否认其能够满足“单元理论”的要求。因此，在整个学科知识的格局中，历史学的知识只需要在理论研究纲领层面进行关系式连接，便可以展开对话，从而将“历史学带进社会学”。

最后是关于“如何的”（How-）问题：从策略性叙事到关系对话式再脉络化。

斯考切波（第一种类型的代表）在批评艾布拉姆斯（第三种类型代表）的作品的时候便颇有洞见地指出：“好的历史学应当是社会学式的，但要有直接的理论设计从而能够开启诚挚而充分的讨论。”（Skocpol，1985）因此，为了将历史学成果解读给社会学者听，本章提出两个步骤：

一是策略性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该步骤即“迂回”，重点是双向地反复运算。这是要在特定历史学文本中不断调整其中的经验与概念、诸种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直至在“混乱的开放性”（the anomaly unfolds）中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和形成单元理论（Stryker，1996）。

二是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该步骤即“进入”，重点是在和社会学中已有的同类型的单元理论开展对话，并依据理论研究纲领中的几种理论关系进行匹配，指出历史学成果的社会学贡献。在此步骤中，只包括由社会学家们所组成的“研究的脉络”（the context of investigation），不再考虑依时依地的依赖性（time- and space-dependent）脉络。因此，这里实际是将历史学家看为行动者，其历史学文本是阅读历史世界所得的解释，是在 “解释的脉络”（the context of explanation）（Reed，2010）。

当然，本章并不是认为所有的历史学研究都能具有社会学对话的贡献，也不认为所有的历史学成果都能调整出优质的单元理论。但是，一旦再脉络化，对社会学已有的单元理论带来新的挑战，那么历史学-社会学之间依据具体作品，形成了几种关系：详述（elaboration）、扩散（proliferation）、变异（variation）、竞争（competition）、整合（integration）（Wagner，2007：4984-4985）。

一是详述，尽管H（即迂回与进入的历史学作品观点，下同）与S（即被关联到的社会学作品观点，下同）共享同一个理论上的核心理念（core idea），但是H比S有更多的经验基底（empirical grounding）； 二是变异，H和S共享核心理念，但是在理论细化的时候各自以不同的机制去解释同一经验领域中的不同情况； 三是扩散，H将S的核心理念带到了新的领域，在不更改二者共享的核心理念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从而解释新的经验，如同分芽繁殖；四是竞争，H与S有不同的核心理念，竞争解释同样的经验领域；五是整合，提出另一种核心理念所支撑的H，建立原本处于竞争或变异情况下H与S二者以各自条件化（conditioning）的方式加以整合。

因此，通过理论研究纲领的理论间关联类型，呈现了一个动态的、累积的跨学科成果发展。如表4.2所示，历史学作品及其对话的社会学作品具有丰富的直接关系，而这些关系由于解释的经验领域的差异，也导致对历史学作品的进一步需求，使得后续其他历史学作品为追求新的详述、变异、扩散、竞争甚至整合，而带来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