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逻辑与双学科视角的理论探索

尽管这一脉与第二种自我意识有相似之处，但区分在于它的直接参考框架不仅是社会学的内部划分，更是历史学-社会学的跨学科关系。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进一步指出两个学科在后设意义上的共同纲领，将之合并为同一单元。

艾布拉姆斯（Abrams，1982： ix-x）较早地提出了这样主张：

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看作是一个整体，并重建为历史社会学可能更为有益……［因为］这两个学科做同样的事情、采取同样的解释逻辑……其核心也是共同的项目（common project）……都是要去解人类的能动性、社会的结构动作（social structuring）之过程的谜团。

不同于艾布拉姆斯指出理论上“共同的项目”，约翰·霍尔（John Hall，1992）是以“共享的诸策略”（shared strategies）——以“价值—叙事—社会理论—解释”作为话语形式的秩序安排（ordering form of discourse）的基础，用“社会历史探究”（sociohistorical inquiry）的名称表明要抛弃了划定学科边界的做法，进而只标定了历史学式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社会学式历史学（sociological history）两种“探究取向”而非学科划分，并建立了列联表式分类学。

斯坦梅茨（Steinmetz，2005a）的处理方法与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取向、霍尔的策略取向均不同：他以类似于历史回顾的办法，梳理出魏玛德国时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所说的 “Geschichts-Soziologie”（history-sociology or historical sociology）——去除社会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边界以形成的“第三”空间（the“third”space）或“带连字号的社会学”（hyphenated sociology），由此主张将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视作“灾难的”。

按他所说，当时的德国社会学受到德国新历史主义影响甚重，已然拒绝了目的论式、进化论式的历史观以及普遍法则解释观，形成了由偶连性、集体的人类能动性所构成的社会变迁观（Steinmetz，2007a： 1-28； 2014a：418-22）。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德国社会学也通过以诠释风格与法国的实证传统形成区分，向历史学家延聘社会学教席，借助德国社会学会与政治倾向力量，形成了社会学面向历史学的开放性（Steinmetz，2007a）。

第三种自我意识的理论、策略与历史三种具体取向各有不足：

首先，艾布拉姆斯合并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是为了以历史的方法解决社会学家所面对的理论问题-能动性与结构争论，因而才会发出与基质观学者同样的声音：“社会学作为历史学”（sociology as history）——其历史学印象当然也便是按需所见，未按历史学实际加以论证。换句话说，艾布拉姆斯的论证逻辑是：社会学是历史社会学（先接受本质观），所以社会学是历史学（再迈进二者合一观）。(www.xing528.com)

对此，西格蒙德甚至不客气地评论，艾布拉姆斯没有给出历史社会学的清晰定义，其理论主张（“社会结构作为时间中的过程”）以及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整合方案都只是作为结论却缺乏关于“怎么做”（How）的论证（Sigmund，1984）。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批评时更是道出了历史学视角的反视：历史学已满是诸种“形容词的历史学”（adjectival history），如城市史、经济史，等等，那么学科的二合一究竟还能怎样开展呢（Burke，1985）？

确实，以上三种自我意识中对两种学科的“划分”，其实都是假定了能够完整且单一地掌握历史学与社会学，但显然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学科实际，也高估了学者能够掌握学科能力的范围（Graff，2016）。难怪斯坦梅茨提出警告：要区分跨学科论述中应然与实然分离的状态（Steinmetz，2007b）！

其次，霍尔（Hall，1992）的策略取向合并方案是建立于假设：“所有的历史学都必须或明或暗地是‘社会学的’，所有的社会学（即使是形式理论），也必须将历史性作为纳入其中的一个维度，才能够是恰当的。”但是，这样的假设何以可能，也正是需要论证的内容。

同时， 霍尔梳理出来的两种探究取向（历史学式社会学、社会学式历史学），只是重置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学科位置，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学科边界，算不上“二者合一”。更要紧的是，其中安置了8种分类虽各得其位，但由于过于静态，以致无法理解如何跨越种类（例如从历史学式社会学的子项到社会学式历史学的子项）的内部沟通与运作。因此，该跨学科方案分类学看似周密，其实不仅是基于值得论证的假设，而且没有达到真正的跨学科沟通目的。[11]

最后，斯坦梅茨的历史取向合并方案只将“学科”改为“场域”（field）来挖掘与识别德国社会学学科变动情况。其中，他将宏观社会危机等“外于科学的变迁”（extra-scientific changes）作为主动影响因素，将“内于科学的过程”（intra-scientific process）（例如历史学与社会学间的关系）作为被动因素，因此焦点在于前者而非后者，没有对魏玛时期德国“历史学-社会学”所指为何、内部理路怎样投入精力分析。同时，即使从他对“外于科学的变迁”过程的分析来看，也只是以“社会学”这个学术社群为观测点，而非历史学或者兼顾两个学术社群，仅仅考察其中历史学成分的增减罢了。

由此可知，意在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二者合一之途还没有明确的可行方案。他们要么以结论代替论证，要么重制度环境的外在逻辑而非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因此，尽管第三种方案的愿景很美好，但实际成果使之难以纳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