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逻辑：跨越学科边界的想象》

虽然美国[1]的“反历史社会学”（ahistorical sociology）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了全盛时期（Tilly，1980；孙宇凡，2017），但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十年后便写下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严厉批评了当时不讲究历史脉络性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提出“把历史带回来”[2]的主张，预示了历史社会学的兴起（Mills，2000：50；Hamilton，1987）。确实，20世纪60年代，历史取向和文化取向、女性主义和批判取向形成社会学的四股逆流，逐渐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的主流包围中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位置（Steinmetz，2005a）。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历史社会学在80年代便进入了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的“黄金时代”（Collins，1985：107）。一批具有代表性、学科影响力的历史社会学家及其著作问世（例如蒂利、斯考切波等），研究范围也往回追溯数世纪。正在历史社会学努力证明自己的历史视野和学科贡献时，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学科内部方法论论战，把历史社会学“驱赶到”社会学学科主流的对立面。[3]1996年，克雷格·霍恩（Craig Calhoun）便写下来了定论之言：“历史社会学被驯服了（domestication）。”（Calhoun，1996a：305-338）随着世代更替，新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在2005年又集体发表宣言以自证身份，但不仅没有带来历史社会学和主流的新一轮交锋，反而带来了历史社会学内部老一代和新一代间的学科定位与特色的争论（Calhoun，1996：305-338；Adams，Clemens and Orloあ，2005：1-72； Lachmann，2007）。

历经六十载，历史社会学家们似乎对历史社会学的定位仍无共识。

究竟为什么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如此的波折？历史社会学如何处理自己和社会学主流的关系？历史社会学内部究竟有何分化？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实践工作、学科位置与学术认同？他们认定的历史社会学的“主题素材”（subject matter）到底是什么？

归结起来，这些学科分野与学科任务的认定问题都涉及历史社会学家们在学术书写时的“自我意识”。[4]本章将指出历史社会学：在“把历史带进来”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把历史学带进来或排出去”的问题，因为当他们面对来自于社会学学科主流的批评时，不得不处理历史社会学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间的关系：如果属于历史学，那么还是社会学吗？如果只属于社会学，那么还可以属于历史学吗？是否可以既属于历史学又属于社会学？如果都属于，那么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想象的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意识问题，实则关系到跨学科分析视角。因此，本章采取这一取向进入纷乱沧桑的历史社会学史。

本章将依次从三个方面开展分析：(www.xing528.com)

第一，我将整理历史社会学自我意识的三种类型。首先是分支领域型（subfield）：认为历史社会学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服从学科主流的方法论，认为历史学家不能作为社会学家；其次是学科本质型（disciplinary essence）：认为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学科本质，致力于社会学转型，指出社会学家也要成为历史学家。最后是二者合一型（unity）[5]，认为有必要取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将二者合并成一个学科。

第二，我将指出前两个类型的共同假设上的问题和挑战：学科的大国沙文主义（discipline-based great power chauvinism）[6]和孤岛隔绝化（ghettoization）[7]的吊诡共存；指出第三种类型在论证上存在的不可行性。

第三，为克服上述的弊端，促进历史社会学发展，我将从“什么-问题”（what-question），“在哪-问题”（where-question）和“如何-问题”（how-question）三个方面提出与详述作为补充与诊疗的第四种方案：迂回-进入（detouring-accessing），即迂回历史学社群吸收已有成果后再带到社会学社群中开展新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