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观点评述：绩效正当性主导下的天命观解释

赵鼎新的理论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论点：

1．对正当性概念的理解，拒绝从韦伯式、人类服从关系的理想类型入手，而是从国家权力的合理化方式出发，站在民众（people）的感知立场，认为国家的正当性“揭示了国家生产共识信念（consciousual beliefs）的能力”（Zhao，2001：21； 2009：417）。

2．引进韦伯的正当性划分，将其类型合三为二（Zhao，2001：21-22；2009；2015：38）。其中，赵鼎新将传统、卡里斯玛正当性合并为意识形态正当性，认为“国家去统治的权利是由传统、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特定价值系统来判断的”（Zhao，2009：418）。而法律正当性也被赵鼎新称为法律-程序正当性（legal-procedural legitimacy）[4]，是指将法律或规则作为约束所有相关社会团体的原则，使民众得以遵守的普遍性认知（Zhao，2015：38）。

3．增加绩效正当性作为第三种类型（赵鼎新，2016；Zhao，2001：21-22；杨宏星、赵鼎新，2013）。赵鼎新认为，“国家去统治的权利是由国家的经济／道德表现，以及守疆御土的国家能力来判断的”，反映了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Zhao，2009：418）。

4．上述的“判断”或评估过程（evaluative process）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Zhao，2009：418）。赵鼎新指出，“评估过程是绩效正当性的本质部分”，是依靠自我利益取向、自然而然地、世俗追求的实用理性（pragmatic rationality）（Zhao，2009：418）。其他类型也有类似的评估过程，只是与绩效正当性的评估基础不同。意识形态正当性是以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或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为基础，法律-选举正当性是以理论-形式理性（theoretical-formal rationality）为支撑的（赵鼎新，2016；Zhao，2015：38-39）。[5]由此，绩效正当性无法化约为其他类型的正当性。

5．尽管国家不可能凭借单一的合法性来源确保其生存，但是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一种正当性来源将会成为主导，并由此来决定该国家的性质（Zhao，2009：418）。(www.xing528.com)

6．中国历史上的天命观反映在皇帝以受命于天的方式，承担治理好国家的职责，而百姓从统治者职责履行的绩效角度来判断其天命维系得如何。一旦绩效有损，则为起义提供了契机和合理性，成就了“造反有理”“成王败寇”的思想（Zhao，2009：422）。

本章将通过明清易代的具体案例的研究，围绕解释“天命”的正当性类型之辨，对赵鼎新的六方面论点重新进行审视，并重点指出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1．第一、二个观点值得商榷。我认为赵鼎新忽视了韦伯以“效力”（validity）为核心开展的“反利益-暴力行动／秩序取向行动／命令-服从关系／秩序稳定性”这四方面命题论述，影响了他对正当性的定义、绩效正当性的理论位置之理解。

2．不同意第三、四个观点。我认为赵鼎新的类型学创新之处是将韦伯所说的正当性效力从普遍基础之中取出来形成新增的特殊维度。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重新梳理。但是经此梳理也将看出绩效正当性其实是一种“目的因+质料因”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解释，无法解释作为“形式因”的、集体观念的“天命”，因而将绩效或效力内涵独立出来是欠妥的。

3．同意第五个观点，但第六个观点仍需再发展。我将以明清易代的案例，说明天命观经过复杂的历史演变，与“正统观”连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理解帝制中国国家正当性的“天命-正统”（mandate-of-heaven-cumorthodoxy）观念，使得当时的大顺、南明、大清各政权统治者与统治班子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交织于时间、空间、仁义、种族与名实五个诠释取向的维度。这些维度可以从上述的意识形态正当性角度得以解释。进一步讲，“天命-正统”在明清易代这段具有事件时间性的历史进程中，存在历时异质的因果性（temporal heterogeneous causalities）现象：在清军入关华北、南下征服以及重组建制、和平定“三藩之乱”的不同阶段，既存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现象，也存在偶连性（contingency）可能，使得该图式的五个元素在行动者的意义世界中存在不同的调配方式与安置策略（Sewell，2005：1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