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史景迁的两个文本：《康熙》和《王氏之死》为例，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文法学结构、虚构与假设检验之间关系。
《康熙》一书的奇妙之处在于：首先，该书只有在《自序》部分中以一般历史学家的方式，用第三人称来谈康熙、第一人称说自己，而正文中恰恰相反——史学家不见了，只有第一人称的康熙，由此形成了极致的文法学对照。其次，在章节安排上以“游”“治”“思”“寿”“阿哥”和“谕”来重构康熙的面貌。如史景迁所说，“尽管是一种历史学家并不常运用这些范畴来架构他们有关制度与传记的材料，但官方活动的种种面向，似乎很自然被涵摄到某种私人、情感的框架之内”（史景迁，2011a：3）。如此一来，文本的焦点便是帝王“个人自身”（the individual himself）而非“假面”（persona）（Wakeman，2005）。再者，史景迁以这样的框架、这样的口吻所说出的话，其依据的却是“来自于不同脉络的混合材料之拼贴”（Wakeman，2005）。
对于这些问题，史景迁（2011a：10）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将之称为一种“实验”。我认为，理解该实验要明确的是，从史景迁这个当代人视角出发，康熙作为故去之人，如老周一样，已是“在那儿”的历史谜团，是第四身，是“某”。但是，史景迁的《康熙》中要呈现的是康熙作为“在这里”的历史当下，是第一身，是“人”。如上所述，这看似是一种文法学上的不可能——死者何以复活？谁能让死亡发声？“某”何以为“人”？
史景迁的实验正是将自己化身为康熙。他的入口是在《自序》中反复提到的康熙性格——“能够坦率又生动地表达他个人思想，这样的特质在大帝国的统治者身上实属罕见”，以及康熙留下的特殊史料——“数百封以汉、满文书法所述的信笺和断简残篇……通过这些信函，我们得以一睹康熙私底下口语化的风格，捕捉康熙的语言神韵，窥视康熙心绪的翻腾和纠葛”（史景迁，2011a：3）。可以推测的是，史景迁对化身对象的选择是有考虑的，毕竟他同样写过雍正的“内心世界”，但却没有采取自传体的书写风格（史景迁，2011a：10）。
由此入口，史景迁开始虚构与想象自己作为康熙，进入营造出来的历史当下。但是一旦作为“某”的历史之康熙“道成于肉身”史景迁这个“人”，却也对史景迁的虚构产生了限制，因为他的想象必须是“来自于不同脉络的混合材料之拼贴”。无疑，这些材料都是与康熙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当史景迁化身为历史中的康熙的时候，他要面对文本中的康熙，需要将自己想象的一举一动放到文本脉络中加以假设检验。因此，最后在《康熙》一书中呈现的康熙，只是“被观察的观察者”——一方面被史景迁所观察，另一方面观察着自己（史料）。
这样的关系在史景迁对《康熙》的时间结构说明中最为清楚。他在《自序》的末尾提醒读者，这本书“不仅横跨了康熙公布《临终谕旨》前六十三载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压缩在《临终谕旨》公布前流逝的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史景迁在实录、起居注等“文本中的康熙”，和化身为“历史中的康熙”作临终前的生平回想之间、在物理的实在和想象的实在之间辗转（Cass，1980）。
值得留意的是，这样的辗转，也正要借助史景迁这个“人”的化身，才能够使得作为第四身的康熙获得第一身的内心世界，能够使得可观察的、事件序列的文本（如编年体的实录）与作为不可观察的、行动历程的康熙内心（如游、治、思、寿）之间的因果性论证成为可能。[8]否则，仅就“文本中的康熙”进行论证，撇开化身这一环节，便无法解释《自序》中对该书的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的特别说明。
图2.1 《康熙》的诠释规则
在史景迁的传记作品中，既有被观察的观察者以回忆、反省的方式审视自我、观察生平，使得被观察者与被观察的观察者合二为一，也有被观察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分离开来的情况。如《胡若望的疑问》中，通过傅圣泽的视野来观察胡若望以及下面要谈到的《王氏之死》。
《王氏之死》述说了艰难之世事是如何一步步将妇人王氏推向死亡的深渊，以致整本书的大部分都如同妇人王氏之死的脚注（Cass，1980）。在这本书中，直至第五章《私奔的女人》的中间部分，王氏才登场。但是，在前五章半中被频频使用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材料，在此之后只作为王氏的死前梦境内容引用过一次，而在王氏死后的部分（包括第六章）便彻底不再引用了。由于史景迁在第一章《观察者》中，将蒲松龄列为其中，因而有理由相信，蒲松龄作为观察者的任务那一时点便结束了。这样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史景迁在步步推进的过程中，熟练地切换了他的化身对象，看到不同的被观察世界，提出不同的假设并予以检验。
在前四章多的篇幅里，史景迁一直依赖蒲松龄这位“观察者”——准确地讲，是被观察的观察者。但问题在于，相较于《福惠全书》《郯城县志》而言，史景迁是希望用这样的材料来了解当地人的“寂寞、性爱、梦想”，以完成这本书的两个目标：一是描述一个平凡的地方社会，二是“个人的特性”。[9]
为此，史景迁（2011b：46，71，75，79，105—106）不厌其烦地试图说服读者：由于身居与郯城接壤的淄川县，蒲松龄讲述的一些故事的原型可能来自于家乡附近。以此基础，史景迁通过化身蒲松龄，使得小说文本的指向聚焦于郯城记录，形成相互映照的关系——毕竟这是蒲松龄原初的小说，是与以康熙为中心的实录或起居注的根本区别之一。
例如，在论述女性丧偶后的“节烈”问题时，史景迁（2011b：第3章）通过引述《聊斋志异》的故事说明寡妇在财务压力、再婚压力下的处境，并同时引用《县志》中的案例对照说明蒲松龄对该问题的看法（“寡妇需要道德和确切的目的”）。虽然是文学表述，但是“寂寞、性爱与梦想”方面确可通过历史描述得到验证了。如此一来，史景迁才会说“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也才需要“综合使用”两种材料，将作为事件序列的郯城记录转化为蒲松龄主观的行动历程所观所想。(www.xing528.com)
图2.2 《王氏之死》中的诠释规则之一
不过，当王氏登场之后，史景迁便灵活地暂时抛开蒲松龄这个化身，转而直接化身王氏，这尤其反映在关于王氏离开丈夫任某之后和另一个男人出逃，并在王氏归乡之前这段出逃时间的描写。
史景迁频繁地以“如果……”的句式，如同谋士一样为没有声音的王氏出谋划策。他提出了三种假设：第一，史景迁（2011b：134—136）虽然说“不知道两个人打算到哪里”，但又说“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他们最初有三个选择”，包括邳州、郯城和沂州，并逐一分析了这三个选择的利弊。第二，史景迁（2011b：136—139）指出“这对情侣需要一个藏身处”，随后又开始分析王氏的行为在法律上的犯罪定位，及其对逃亡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三，史景迁（2011b：139）又进一步指出王氏被爱人抛弃后在郯城自己独立生活、寻找工作机会的可能性。
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反映了史景迁一方面通过县志等事件记录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从王氏的角度提供反事实假设。例如：如果留下独立生活而非返乡要面对怎样的处境？此时的零假设为王氏选择单独逃亡，备选假设为王氏选择返回老家。为了推论王氏的“选择”，史景迁分析了郯城记录，了解到当时当地对女性“并未给她们提供太多的工作”，因此作为历史故去的王氏，在假设检验中得到了史景迁的化身式推论，并借助史景迁搜集的记录资料思考当时处境。
由此，史景迁虽然描述的是郯城记录，但却让读者体会到一个“私奔女人”的行动历程。毕竟，史景迁在第一次提到王氏时，是在讲述完蒲松龄的一则故事之后：“但那些没有魔法、金钱做靠山的郯城女性该怎么办呢？嫁给任姓的男子王氏又该怎么办呢？”史景迁的“怎么办”提问（作为假设）是从行动者王氏出发，资料是从郯城县中诸般事件出发，二者正是辗转于史景迁化身王氏。
图2.3 《王氏之死》中的诠释规则之二
故事的高潮是王氏回到丈夫任某身边并被他杀害之前的夜晚，做了一个由史景迁（2011b：18）为她编织的、关于“寂寞、性爱与梦想”的美梦。这一大胆的尝试当然打破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Cass，1980），但确实“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卢汉超，2011：30）。
如果对照此处和前四章半的部分中的引文可以发现一个强烈的反差：前部分中，蒲松龄的引文均是单独成段，一引一用，甚至出现了大篇幅地引用一个故事的情况。[10]到了编织王氏的梦境之时，史景迁（2011b：149）标注引用了38次，横跨蒲松龄的文本第60页到第1535页不等。如何理解这种差别呢？
如上所述，蒲松龄一直是被观察的观察者：被史景迁观察的同时又作为史景迁笔下的观察者。但在此处，史景迁延续了自己作为妇人王氏化身的时刻，蒲松龄则只是被观察者。梦境编织的过程，如同王氏去阅读蒲松龄的文学世界（《聊斋志异》），而史景迁则需要想象梦境中的王氏与这个文本世界中的诸种记录之间的假设检验关系。
也就是说，由于文学世界的记录代替了历史世界的记录，梦境中的王氏代替了现实中的王氏，二者完全脱离了历史世界。但是，史景迁的化身却得以带入他对郯城女性“寂寞、性爱与梦想”的理解，没有让这个梦境天马行空，而努力保证它的历史性——让读者认为这是一个适合王氏而非其他人做的梦，以及首先是个得意满足但又瞬间回到恐怖现实的梦境而非其他梦境。因此，史景迁如此大篇幅修剪与拼贴文学材料而非如此前那样只取一则故事，也正是化身王氏给作者带来的限制，使其尽管在文学中仍只停留在历史的“可能”。
图2.4 《王氏之死》中的诠释规则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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