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与双学科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首先要论证的是，理解这样拓展的三层关系的切入点无须他助，正在史景迁为自己隐秘地建立的一种汉学传统之中。

史景迁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一书出版后，仍持续思考了四十多年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并写就同系列的第二本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不过，我尝试提供另一种解读视角：不是跨文化交流，而是历史书写方法。

《大汗之国》介绍了数百年来48个西方历史人物留下的文本中对中国的想象或理解，但直至最后一个才终于接合了上述的观察／书写层次问题：讨论“被观察的观察者”（the observed observer）主题的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卡尔维诺笔下，当忽必烈问及马可波罗回到西方后，是否愿意向同胞复述与他聊谈的故事的时候，马可波罗却回答届时家乡的码头工人、热亚那的狱友都将听到不一样的故事，因为“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史景迁，2013：301—302）。对此，史景迁（2013：301—302）这样赞赏道：

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故事。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就充满兴趣，几世纪来，新的资料不断，热诚更从未稍减。至今我无法对此现象提出解释。但是本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回顾这本书来看，卡尔维诺的答案与史景迁自己的书写一样，都保持了同样的三层关系：中国—叙述中国者—叙述中国者的同胞。其中，叙述中国者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被观察的观察者”，既观察中国——凭借他的“耳朵”得到了叙述中国为何的权力，但同时又被他的同胞们所观察——“耳朵”的权力又被同胞所据。

“耳朵”的权力带来一个后果，正是这本书的主题：“以感觉而非视觉去体会中国”；即使是到过中国的观察者，也一样“不脱想象的成分”（史景迁，2013：7、11）。在一次访谈中，史景迁进一步总结这些主题时说：“我想唯一联贯性在于‘虚构’这一行为本身。”（巴宇物，2005：23）

的确，当以感觉、想象、体会，凭借听者的力量来影响叙事的生产，那么“虚构”便成为绕不开的议题。那么同时值得质疑的是：当史景迁认为他眼中的这些“瞄看中国”的历史人物作为“被观察的观察者”并且都在从事虚构的时候，他自己这个同样在写中国的西方人是不是在从事“虚构”呢？

对于这样的“史景迁的史景迁”式自反性质疑，他在另一番回答中有涉及。他并不避讳自己有时会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答道：

我只是集中记录了他们自以为是的观察结果。在某一类历史研究中有人会质疑材料的真实性，这种质疑与我所做的研究没有关系……我尽量试图从作者自己的角度来解释他们。我的目的不是要对这些作者做出任何论断。（巴宇特，2005：20、23）

回顾史景迁将蒲松龄、傅圣泽看作是“同盟”的说法，实际上他并不是要去质疑“被观察的观察者”所观察世界，而是呈现出来这些“同盟”的观察结果（如傅圣泽看到的胡若望的欧洲之旅）。将这两个议题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下表：

表2.1　《大汗之国》及《胡若望的疑问》中的书写关系

这样看来，实际上史景迁是续上了“瞄看中国”传统：该脉络由史景迁自己书写出来，历经天主教时期、中国风时期等一系列阶段，经由最后的卡尔维诺，再“匿名地”由史景迁衔接上。

如果将《大汗之国》看作史景迁树立汉学（我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以呼应“瞄看中国”之说）研究“虚构”传统之作的话，那么将会带来另一个麻烦：同一系列的《改变中国》又要如何理解呢？

显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这不仅在于前一本书中的人物多数以文学家身份出现，并且大多没有到过中国，而后一本书中历史人物则均到过中国，并多以顾问等身份参与中国事务，更是因为相较于“虚构”在跨文化交流中也可理解为——“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来说，这本书立下相对立的“干预”传统——“使中国按西方所理解的定义来改变”（史景迁，2014b：302、329）。

史景迁以汤若望、南怀仁为始，以美苏的顾问专家为终，叙述了这些西方人在干预中国的过程中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又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进一步干预中国，以希望通过中国实现他们自己所追求的“宿命”（如传教天职、冒险人生）（Cohen，1970）。

如果按照上述处理《大汗之国》那样，将跨文化交流理解转化为历史书写方法的话，这本书中汤若望、南怀仁等“汉学家”，不是“通过虚构来讲述中国故事”，而是“通过干预讲述中国故事”。这意味着，一个中国研究者，必须实际参与到中国当中去，与中国人从“被观察者”转化为“被干预者”，并使自己一同成为“历史中的行动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以“掌关税大权，振将倾王朝”的赫德、“以译事小枝，撼千年科举”的傅兰雅）。

表2.2　《改变中国》中的书写身份关系

由此却带来另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史景迁在“干预”传统下的位置呢？他不在此列吗？的确，仅为学者身份的他，与这些改变中国的历史行动者相距甚远。不过，也唯有将这两条脉络并立观之，方才能理解史景迁在“虚构”（fabrication）中的定位。

邓为宁（Victoria Cass）在评论《王氏之死》时说，通过蒲松龄的作品，史景迁不仅去重新塑造了“物理实在”（physical realities），也重新塑造了“想象实在”（imaginative realities）（Cass，1980）。我认为邓为宁的说法可以借鉴，但需修订。史景迁只是通过文本阅读的方式了解和研究中国，无法直接改变“物理实在”，而“重新塑造”的郯城风貌，也只是“想象中的物理实在”。因此，我倾向于将物理实在的改变归功于“干预”传统，想象实在的重新塑造归功于“虚构”传统，而史景迁在他的两本书中所树立的分化现象，及其与卡尔维诺的同构性，正说明他是站在“虚构”传统的一端。(www.xing528.com)

表2.3　史景迁的脉络建构及其定位

不过，当“虚构”转回到史学中来理解的话，便容易与“发明或篡改史料”之类的评判联系起来，以致模糊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界限。因此，这样的讨论不得不与主流的两种看法联系起来。为此，看一看史景迁自己怎么说。

史景迁（1998）在评论历史小说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时认为，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区分在于“我们所允许自己的自由地带”（the zones of freedom that we allow ourselves），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阿特伍德认为自己写历史小说是“在有确凿的事实（solid fact）之时便不能改变它”，而史景迁的回应却在于：评判一个证据（evidence）是否为实存的（the actual），衡量它的可信度，使之构成事实，却是要靠历史学家。

第二，阿特伍德认为她的作品《格蕾丝》（Alice Grace）中的主要部分虽然都能得到格蕾丝及其时代有关书写的支持，但这些书写本身“可能”（might be）也是含糊的。史景迁（1998）注意到了阿特伍德“可能”一词的暧昧性，并认为这也是历史学家的“黑暗领域”（dark area），因为执迷于此的历史学家往往会为了证明他所提出的假设（hypothesis）而忽视正在阅读的事实其实是“含糊的”。

第三，阿特伍德指出在自己的书写中存在无法得到填补、无法解释的空缺之时，便由她去自由地发明出来。史景迁（1998）对此回答反而是“讽刺”历史学家虽声称不会如此，但实际上他们所作所为与此往往是等价的。例如，中国早期史学家常借助已记录的对话去填补和重构历史人物的对话。

史景迁（1998）看似在说明历史学家与历史小说家时区分、抹杀了二者之间的绝对性界限，但实则不然。他一方面指出，似乎历史学家可以拥有更高的权威，将复杂的历史融入“阐释和记录的模式”（interpretation and the modes of recording），使得史学家如有“见证”自己所未经历之事的本领，知道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了什么，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对这种权威的限制：他以阿特伍德的文本为例，指出她虚构的历史生活普遍特征（比如饮食）在历史学家看来会受到质疑，因为虚构出来的“普遍”要受不同文化模式、不同的技术条件所限制。

可以看出，史景迁并不否认史学家如同小说家的虚构与想象、见证与填补的特权，但是也不忘其限制。这样的假设与证据、重构与记录、见证与阅读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促成了虚构的开始与终结的关系——作者通过虚构的想象去填补历史空白、推论“黑暗领域”，评判“证据”与“事实”，但是一旦进入“想象实在”之中，便不得不受到“物理实在”之限制，使小说家式的本领受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证据、文化／技术）所限，使虚构的无限性走向了历史的可能性，使“怎样都行”的纯粹建构风格走向了“何种可能、何种不可能”假设检验的诠释论风格。

为了再挖掘虚构、想象实在及其限制在书写实践中的文法学关系，我暂且绕开史景迁的史学家一端的视角，转到当代中文小说家述平（2011）一端，从他的一部具有历史学诠释意味的小说——《某》吸取理论工具。

述平这部小说的题材并不出奇，讲的是中年女性乔丽荣在丈夫老周去世后，顺着他遗物（如书信）中的线索，逐渐发现了在她面前一向忠厚的老周的另一面——小城姑娘珍珍的情夫。随着故事以探案的方式开展，乔丽荣对老周的原先印象逐渐模糊，新的形象不断出现，如同解不尽的谜团。而小说的特别之处却在于，述平在谜团越解越不尽之时，“按捺不住”地插入故事之外的理论解说：

我是冒着一种可能要破坏这部小说的危险跳出来说这番话的……，我想说的仅仅围绕着一个字，也就是我这部小说的名字：“某”……据我在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查到的有关“某”字的解释，有如下几条：……②指不定的人或事物：某人、某地、某种线索；……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第二条……字典上说这是一个指示代词，而在这里，我却试图使它名词化，从以往那些代替什么东西的附属地位中分离出来、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在此之前，这个字要结合一些字才能正确使用，比如说某人、某事、某地……但我更喜欢单个地看这个字，我觉得它有点模糊暧昧、意义未明，可以随意地指向任何方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非常广大，可以容纳一切，同时又无所归属……［它］是虚构开始的地方，也是虚构终结的时刻。（述平，2011：57—59）

在述平“跳出来”说的这几句之后，又转入重新编织这个故事，包括老周没有去世等一系列可能性。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他与史景迁异曲同工之处：“某”的名词化。

名词化的“某”在获得独立存在之时，实际上是转到“人称代名词”系统[5]里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正如述平想以此指陈充满谜团的亡者老周：当老周作为活人、面对妻子乔丽荣时，他不是“某”，而是“人”[6]，但当他脱离了肉体，不再说话的时候，成了“某”。此时，“某”与其说是标定了“他”这个“人”（“老周”），倒不如说是标定了“死亡”（“亡者”）。如果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么“他”甚至“它”这些第三人称代名词便不能精确表达的一种情况。实际上，“人”面对“死亡”一样非肉身的他者的情况不止此例，还可以包括人面对“文化”“道德”“制度”“历史”。当我们说“历史人（物）”或“文化人”的时候，可以将其指定为自己面对的特定的人——如“文化人述平”“历史人物蒲松龄”，但把“人”字抽离，让“文化”“历史”独立成为“人”所面对的对象之时，就会发现这种在“附属地位中分离出来、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情况普遍之至。

故此，吕炳强（2009：143—167）借用勒维纳斯的“他性”（otherness）的概念，将之视作“第四身代名词”。在这里，我将他者（包括我、你、他）／他性（包括上帝、死亡、历史、文化）之间的人称代名词关系，理解为“人／某”之间的关系。[7]

这样一来，小说讲述的不是乔丽荣和老周这个第三身或“他”的互动——实际的老周早已过世，而是乔丽荣和名词化的死亡本身之间的游戏，是第一身与第四身之间、是人与某之间的关系。

但是，一旦述平从小说中跳出来，人称结构会完整转变。当述平处于匿名状态时，这起平凡故事如同真人真事，如同物理实在的一部分，因此乔丽荣是“人”而非“某”。而当述平要“冒着一种可能要破坏这部小说的危险跳出来”的时候，小说与作者之间的界限树立了起来，“物理实在”露出了其为想象实在的本来面目，小说终究是小说。但也因此，述平抛开了限制，没有将这部分理论解说作为结尾，而仅是中间语，并在后半部分中放弃了“匿名”，开始实验故事重新编织的可能性。在后半部分，乔丽荣只是述平笔下的一个符号，使得小说人物成为作者这个第一身所面对和组织的第四身。

表2.4　小说《某》中的文法学关系

乔丽荣的双重身份以述平的介入作为节点，说明了第一身与第四身、某与人不可并存于一体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基督耶稣。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死而复生并“道成肉身”或“化身”（incarnation）。不过，下面将会看到，史景迁的诠释规则的要害，正是如基督耶稣一样突破人称代名词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