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逻辑：两种回答及其不足

本章对于上述的脉络式疑问和文本式疑问，尝试给出统一回答，呈现一个“融贯的”史景迁。

先就学界现状来看，主要有两种回答：

第一种看法是认为史景迁“成于文学、败于史学”，是通过批评他的史实之误、史见之陋，按其风格将之归为小说家之列。汪荣祖（2009）认为，史景迁的作品“重点不在理论与议题，而是在叙事”，并且指出“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在讨论到史景迁的《康熙》《胡若望的疑问》文本时，汪荣祖（2006：101—102）便认为这样越界的叙事是受到“后学”影响，迎合了“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是在写小说而非写历史。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史景迁的“文学之成，不败于史学”，使其以“说故事”的方式贡献于历史学。郑培凯等人承认史景迁的作品确在史学界带来争论[2]，但如是为其辩护：一方面反对“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的讽刺”，认为不应以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贡献作为评判标准，而认为史景迁的作品是符合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以及吉本（Edward Gibbon）等人的“说故事”的史学原则；另一方面也反对将史景迁归入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差别抹杀的“后学”之列，认为他在历史推论时仍坚守文献材料的考证，解读历史的“可能”是什么（郑培凯、鄢秀，2013：v—x）。

尽管双方的观点都与上述的文本式问题和脉络式问题有接近，但仍有不少距离。比如，双方都承认史景迁的文笔超群，但是这样历史书写的诠释规则是什么？如何应用到解释史景迁文本中关于内心世界之推测？显然，双方的抽象或泛化理解都无以回答。再比如，双方争执于史景迁的“后学”位置，但是该争执点的背后是对史学家／小说家身份的认同，任何一方的回答都无助于理解其文本本身内部的架构。即使接受史景迁写作为后现代史学，那么在汪荣祖看来，史学写作无异于文学写作，“越界”的书写（如第一人称）却因合理化而“去问题化”，掩盖了可讨论的空间。如果不接受这样定位，又无法给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样的“越界”书写。

不同于上面的规范性讨论，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在《美国历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举办的关于历史解释与因果性问题的讨论会上，却谈到理解史景迁的另一种可能性。

她认为，史景迁以及与之类似的学者，尽管没有直接参考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但是却在狄尔泰所说的“精神科学”范围、在诠释论的导向下从事“叙事”，其研究目的是理解过去的人，使得过去与现在得到交汇（Emmanuel et，al，2015）。并且，在柯娇燕看来，叙事与因果性是同一回事而并非仅仅是等价的（narrative and causation are the same—not just equivalent，but the same），而史景迁正是通过“有感情的叙事”（affective narrative）的方式开启了对因果性研究的新取径，这尤其反映在史景迁（有意或无意地）在史学家通常认为相关“证据”（evidence）已存在具有不可修复的脆弱性之处开展的研究（Emmanuel et，al，2015）。

在诠释论的脉络下、从叙事与因果性的关系入手来理解这样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是将汪荣祖和郑培凯之间的争论进一步深化，在“后学”与“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之外寻找出路，并且进一步转至更切实的讨论而非停留在空泛的规范主张。不过，柯娇燕尽管表达了对史景迁贡献的欣赏[3]，但却未能开展她的论述，难窥她所说的“有感情的叙事”为何、诠释论与因果性如何在史景迁的作品中体现、如何解决缺损证据的叙事等一系列问题。(www.xing528.com)

顺此道路，孙宇凡也讨论了史景迁作品中的叙事与因果性。他以《康熙》和《王氏之死》为案例，借用吕炳强解读德勒兹文本所得的“士多噶因果性”（Stoic causality），结合韦伯（Max Weber）的行动历程（the course of action）概念[4]，认为史景迁的叙事方法，是一种以历史世界中可观察的、“表层”的事件序列作为果，以行动者不可观察的、内心“深处”的行动历程作为因的一种假设检验（孙宇凡，2017）。换句话说，他认为，史景迁的历史书写是以可得的历史证据（如圣旨文本、地方志、小说）以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方式推测历史行动者（如康熙、妇人王氏）的所思所见（孙宇凡，2017）。

但是，这样的因果性解读虽然将柯娇燕的说法加以细致化，但是与史景迁的自陈自说结合起来看，仍有一定的距离。史景迁在回答关于《王氏之死》使用文学材料引起的争论时，这样说：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所以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所以也许可以将《福惠全书》中的真实记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国人，生活在同一地区，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不要忽视了他。”（卢汉超，2015：34—35）

这并非史景迁第一次强调“同盟”的作用。在《胡若望的疑问》的序言中，史景迁（2014a：16）同样将带着胡若望从广州到欧洲的耶稣会神父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看为“同盟”，依赖他的观察与记录，认为：

我们对胡若望的了解，终究还是得仰赖傅圣泽的记载……我并不认为傅圣泽对待胡若望的方式是正确的，但我却因为他所保存的记录，才得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因此，即使我认为我成功批判了他，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胜利的一方。

对照来看，孙宇凡对史景迁的因果性特点分析难以直接解释这个书写特点，例如：“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蒲松龄的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他仍然是胜利的一方”。因为在这样的书写关系中，史景迁不是设计了书写者／历史学家——被书写者／历史行动者的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书写者／历史学家——同盟／见解——被书写者／历史行动者的三层关系。例如，被书写的妇人王氏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不仅被蒲松龄这个“同盟”观察、记录和表达出一种见解，还被史景迁再观察和再书写。

不过，我在下面将会论证，这样的层次拓展与孙宇凡此前的分析并不完全冲突，反而能够同样在诠释论导向下，以此为基础加以拓展，由士多噶因果性论述向“化身”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