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尊唐代佛坐像为盛唐时期的典型之作。佛像以汉白玉雕造而成，表面细腻、莹润。佛座已佚失。像高78厘米，宽83厘米。佛结跏趺而坐，左手轻抚左膝，右臂屈肘上抬，手部残损。佛头上部高髻螺发，面部丰腴饱满，眉目端庄，神情自然、恬静。佛像外披袈裟，左、右领襟随着起伏的身体曲线在胸前自然垂落，露出里面的右袒式内衣和肌肉线条。袈裟柔软贴体，下摆紧紧包裹住坐佛的双腿，透出呈跏趺坐状的双腿轮廓。周身的衣纹皱褶被雕刻得舒缓流畅，完美地表现出佛衣面料轻薄、柔软的质感。如果这尊坐佛的底座没有佚失，很可能与同时期的大部分坐佛造型一样：佛像端坐于束腰高台的莲座上，柔软的袈裟顺着佛座边沿悬空垂下，形成当时十分流行的“悬裳座”。
这尊坐佛展现了唐代工匠们对佛像头、身比例愈发准确的把握，以及极力表现佛像健硕、圆润的身体线条的强烈愿望。那丰满的脸颊、圆滑的双肩、袒露的胸膛，尤其是特意刻画出的隆起的胸部肌肉，均是在盛唐时期追求形体美的审美观念下产生的造型变化。(www.xing528.com)
在进入唐代以前，汉地佛教造像曾经有过两次明显的风格上的变化。一次是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极具中原特色的“秀骨清像”佛像的盛行。当时的佛像一改之前源自印度的外来造型，而仿效士大夫们所钟爱的宽袖大袍，开创了“褒衣博带”式的本土袈裟，佛像的面容、身体也随之变得清癯、瘦削。后一次风格转变是在6世纪中期以后，即南北朝晚期开始，佛像整体上又向着体态丰厚饱满、佛衣多样化的造型回归。这一次造像风格的转变，与生活在东魏北齐间的著名佛像画家曹仲达有很大的关联。曹仲达，原籍西域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汉一带），长于绘画外国佛像，尤其是模仿“薄衣贴体”的印度佛像造型。他绘制的“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的佛衣，薄柔贴体，如出自水中，被后世称为“曹衣出水”。这种风格不但成为当时的风尚，而且对之后隋唐佛造像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安的佛教造像正是顺着这一脉络延续发展，又在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中，汲取着新的造型元素和雕刻技艺，从而在盛唐时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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