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九百年佛教造像及石刻艺术

佛教肇始于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因其“以像设教”的传播方式，故而在我国产生了许多佛教造像，它们对我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长期作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地理起点的长安，是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从西域传至中原王朝的中枢。长安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东渐的佛教文化风气之先，更是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进而成为辐射全国的文化原点和佛教造像的重镇。

北魏时期，关中地区的佛教造像多以乡土气息浓厚的造像碑及民间雕造的小型造像为主体。造像碑是佛教造像的一种独特形制，它将中国传统的石碑造型与外来的佛教造像艺术相结合，取石碑之外形，再于其上开龛雕凿佛像。造像碑按形状划分，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顶部平整的方柱形（或扁方柱形）；一种是螭首或圆首的扁体碑形，称碑形造像碑。通常于碑石的正背两面或四面开龛造像，有单龛和多龛之分。有的佛龛四周还有以阴线或减地平雕法雕刻的建筑、供养人、伎乐飞天、狮、龙、虎等藻饰，佛龛和藻饰的空处再刊刻发愿文及供养人姓名。造像的题材和内容，与十六国、北魏以来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等一批高僧大德在长安地区所译出的佛教经典密切相关。因此，释迦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文殊维摩诘像成为这一阶段关中造像所流行的题材。在雕凿技法上，工匠灵活运用了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多种方式，将传统样式和民间趣味与外来艺术形式相融合。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及其演进过程表现为：北魏早期的作品均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特点，至北魏中晚期逐渐汉化，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佛装和“秀骨清像”的佛像样式。

北周至隋是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除了造像碑和单体小型龛式造像继续在长安地区流行外，大型单体圆雕立像骤然增多。这与北周时期高官显贵崇信佛教、大造佛寺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与此同时，这些北周至隋代的佛像及菩萨像，对外来因素进行了汲取和创新，形成了佛教造像的“长安样式”，对周边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唐代佛教艺术之先河。

至唐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佛教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普及。长安作为都城，寺院林立、宗派纷呈，造像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峰。佛教造像艺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处于从外来形式向中国本土化演变的过程，至唐代终于完成了这一历程，形成了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新的艺术风格。纵观唐代造像，已凸显出庄重典雅、雍容华美的气度，造型上更加注重写实，形象更加生动自然，更具人情味。这一时期，长安的佛教造像，既有皇家寺院供奉的大型立像、坐像，又有大量民间雕造的中小型佛像。造像题材也更为广泛，不仅有佛像、菩萨像，还出现了单尊天王、力士等圆雕造像。这些造像身躯健美、体态匀称、神情庄重，并各具特点——佛陀的庄严、菩萨的优雅、天王力士的威武，充分体现了唐代长安佛教造像艺术的皇家气度与风范。唐代时，造像碑逐渐式微，背屏式、龛式及单尊造像继续流行，多为寺庙或民间所供奉。(www.xing528.com)

唐代之后，随着国都的迁移，长安的佛教艺术也结束了曾经矞矞皇皇的盛世篇章，转而在城里乡间平缓延续，造像的体量和数量均有所衰减。

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佛教造像时代跨越了北魏至明清各代，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基本构建起长安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序列。

与佛教造像的发展相伴相随的还有道教造像。道教起源于中原王朝本土，原本不供奉神像，大约从魏晋南北朝起受佛教“以像设教”的影响开始塑造自己的偶像。萌芽时期的道教造像的外形和姿态往往仿效佛教造像，数量远不及后者。在北魏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还出现了颇具地域特色的佛道合刻造像碑，即在同一块造像碑上雕刻佛教和道教神祇，反映出当时佛、道教信仰在民间相激相生的面貌。自李唐王朝以后，道教在皇室的推崇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道教造像也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制作模式和艺术风格。西安碑林所藏的一尊来自华清池的唐代老君像，通体以汉白玉雕造，高大精美，是唐代道教造像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