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扩红运动：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

与查田运动具有相同意义的、且反映苏区社会变化的另一社会动员方式，就是苏区的扩红运动。在苏区社会存在期间，扩大红军始终是苏区社会动员的内容之一，这是由革命战争要求所决定的，但真正形成较大规模的运动，则是从1933年初开始的。

1933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一个决议，强调“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153]。决议称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在这任务的总目标下，“赣闽两省一二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必须于二月廿日完成，从二月廿日起到三月廿日止，赣闽两省必须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赣七千，闽三千）”^[154]。随后，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又作出了“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月”^[155]。至此，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成了一场全社会普遍动员的运动。

尽管扩红运动的高潮是从上述提到的1933年春开始的，但作为苏区社会的一种社会动员方式，扩红运动在此前早已存在。在扩红运动的早期，其动员方式正处在初步的阶段，如1930年10月中共闽西特委在一份关于扩红决议案中称，扩红运动动员的正确方式共有6条，而第一条为“鼓动群众当红军”。这其中最能体现苏区社会动员特征的，是强调“要加强政治鼓动，使群众了解目前政治形势与扩大红军的意义和我们的任务，不要用欺骗的虚荣的鼓动口号，要联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与地方斗争，要经常的作深入普遍的宣传，在日常生活上去鼓动，要使扩大红军成为街谈巷议的材料，特别要加紧在斗争中去鼓动”^[156]。有时还将这类社会动员用具体的数据表现出来，以提高社会动员目标的明确性。闽西苏维埃政府在一份通知中将扩红运动的具体要求规定如下：“1.分期：红五月内全闽西扩充四百人，六月份扩充八百人，七月份扩充八百人。2.各县的分配：在总数目上杭武县550人，永定400人，龙岩350人，汀连400人，直属区300人。3.各期各县的分配：第一期（五月内）杭武100人，龙岩170人，直属区60人，汀连70人，永定100人。第二期、第三期照原数加倍。”^[157]这些扩红目标能否达到，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闽西社会变迁的深度与社会动员的强度了。

显然，实现上述这一类的扩红规定，非得有较得当的社会动员手段才能达到目的。例如闽西在扩大红军、充实红十二军时，就采用了一些较有效果的动员方式，其具体内容是：“第一，对群众只能做“热烈浅白的鼓动”^[158]。而不能用命令强迫群众加入红军，这是避免群众因受到强迫而对加入红军产生抵制行为的有效方法。第二，采用适合青年心理的“检阅会”、“欢迎会”等方式，鼓励青年自动报名加入红军。第三，“在宣传上一定要从扩大红军联系到保障青年特殊利益的宣传”^[159]，使青年从思想上认识到加入红军的意义。第四，“举行革命竞赛”^[160]，提高扩大红军的速度。

由于扩红运动是苏区红军增加兵源的重要手段，因此苏区党和政府都将这一运动当成一项严肃紧迫的任务来对待。然而，这项任务又不可用命令主义的手段来完成，相反，它必须有能够鼓动苏区人民参加红军的热忱与觉悟的动员方式，这是扩红运动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动员的基本方面，这里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一则通告为例。这则通告是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名义发布的，通告的副标题为“关于扩大红军的实际工作”，其要点如下：

第一，采取有针对性的宣传动员，利用每一次群众大会，每一件事变，“联系到群众切身利害，而作扩大红军的宣传，使群众明白扩大红军的重要，而自动地加入红军去”^[161]。

第二，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去当红军。对各村有自愿当红军的，从乡政府到县政府都要加以表彰鼓励。尤其是县政府，对各地介绍来的人员，采取集合起来，编为红军补充连或补充排，并进行政治课教育，最后“整连或整排的送到红军中去”^[162]。

第三，采用个别介绍的方法来扩大红军。“个别介绍”指的是“如遇有勇敢的工农兄弟愿意当红军的，告诉他种种方法，使他邀集平常相知的、共同工作的其他工农兄弟也来当红军。而红军中的士兵，则每到一个宿营地时均深入群众中去活动，做介绍群众来当红军工作”^[163]。

第四，各县的工农武装，如赤卫军、少先队、工纠队、赤卫团等，在每次大会及训话中，将扩红同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进行宣传。同时，将一些勇敢的觉悟分子有组织地送到红军中去。

第五，在鼓动宣传中解决实际问题，如红军家属的田，如遇劳力缺乏而不能耕种的，政府发动群众帮忙，以减少红军士兵的家庭顾虑。至于红军士兵的离婚问题，“最好要发动妇女群众起来反对红军士兵的老婆离婚，反对和红军老婆结婚，以安慰前方战士而免红军士兵有老婆离婚的挂念”^[164]。

上述扩红运动所采用的动员方式，它所反映的是苏区社会体制已形成了苏维埃模式后，在实践上所付诸执行的社会动员方式。但是，这些动员方式只适用于一般条件下红军增员的需要，遇到革命战争处于紧要关头，扩红这种社会动员过程，必然会出现新的方式。前面提到的扩红运动高潮的1933年春季后，由于反“围剿”的紧迫性，扩红方式出现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地方武装整体加入红军，成为正规红军兵源的最大来源。(www.xing528.com)

地方武装整体加入红军，一方面反映了苏区社会变迁后的民心所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苏区社会动员力度的加强。 自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令之后，整个苏区出现巨大的社会动员热潮。苏区社会力量采用了各种方法来表示对中央号令的支持，地方武装整体加入红军就是其中之一。

最早以地方武装整体加入红军的，是兴国模范师。兴国模范师是1932年夏季由兴国县委从模范少先队、赤卫队中挑选中坚分子而组建成的红色地方武装。全师5000千余人，编为3个团，1个特务营。该师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除了担任边境的警戒外，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当扩红运动的热潮高涨时，兴国县委召开了各区委书记联席会，决定模范师上前线加入红军。1933年6月1日，模范师在兴国城郊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165]。

兴国模范师在苏区的扩红运动中起了榜样作用，“博，胜，瑞，万太，赣，公略各县，……派有参观团参观，采取兴国经验，学习这个光辉例子……”^[166]这其中以瑞金模范师最为典型。在兴国模范师整体加入红军后，震动了整个苏区。在其影响下，1933年6月25日瑞金县委决定从赤卫军、模范营、模范赤少队等地方武装中挑选精兵组建瑞金模范师，正式编为红军第3师。“瑞金模范师，因为各区负责同志的积极，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阶级觉悟的增强，在最短期间中，已集中了四千五百多人……”^[167]据有关报道，江西“在战斗的红五月中兴，博，胜，万，永，瑞，赣，公，雩等县，相继动员模范师加入红军……［其］他万泰，乐安，宜黄，广昌，会昌，安远，寻乌等县，虽然落后，但一般说较四月份有进步，七县共扩大了一千人”。“全省在红五月扩大红军的动员中，突破了二万五千人，创造了四个师，强大了二十三军”^[168]。

地方武装以整体形式加入红军，在闽西苏区也出现了许多先进事例。如长汀红坊区河埔乡的少共支部全体团员，“领导着全乡整排模范少队卅余人，加入红军了。又该区配合红十九军作战的那排模范队，在最近也整排的加入了红军”^[169]。除此之外，宁化、新泉等地也都有地方武装整体加入红军。“宁化县配合红军作战的模范团，由于县委注意改造其指挥部，把不良分子洗刷掉，派遣最好的同志去充当指挥员及领导加入红军。”^[170]闽西苏区的这些地方武装加入红军，是“兴国模范师全体加入红军后，在福建第一声响应的号炮”^[171]。闽西苏区的扩红运动，由于动员与组织得当，在整个中央苏区中出现了一些典型模范。《斗争》杂志在1933年11月19日，载文称赞上杭才溪乡的扩红成绩。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有554人，当红军的就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当红军的就有526人，也占70%。整个才溪乡大部分青年都去当了红军，这其中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的有46户，4人的有7户，5、6人的各有1户。父子当红军的9户、兄弟当红军的231户、叔侄当红军的6户、夫妻当红军的9户。“这样大量的扩红工作，主要依靠于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和充分的优待红军家属”^[172]。

动员社会力量，聚集兵源，成立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这是扩红运动另一社会动员的表现。1933年5月20日，根据工农红军政治部的提议，苏区少共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决定强调“中央局决定由江西征调四千，福建征调二千，闽赣征调二千，到今年‘八一’节为止，完成‘少共国际师’”^[173]。决定发出后的两个月内，就有7000多人参加了少共国际师。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博生县举行成立典礼，9月3日就誓师开赴前线。

1933年6月6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了《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决议进一步强调苏区党的中心工作，是有计划地领导与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加入红军。同时，决议还强调各级军事部，要加强对各地方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决议发布后，全总苏区执行局就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其收获就是红军工人师（中央警卫师）的建立。1933年8月1日，工人师在瑞金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称：“我们坚决拥护与绝对遵守红军铁的纪律并努力学习阶级的政治训育和军事技术，创造我们最坚强的铁的工人师。”^[174]工人师的成立，完全是依靠各地的动员与宣传取得的。如在全总执行局的号召下，江西胜利县对创造工人师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只在一小段时间内，就集中了600多人加入工人师^[175]。而博生县的“工会在当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积极的有计划的动员工会会员猛烈的扩大工人师”，在6月下旬的两天之内，到“县城集中的工人师新战士共有五百余人”^[176]。建立工人师的社会动员，还发动了妇女参与其中，如“永丰女工部在这次永丰扩大工人师的动员中，组织了宣传队，慰劳队，并且发动妇女宣传自己的老公、叔伯弟兄到工人师去”^[177]。

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表现形式，扩红运动在发动组织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序的动员方式。如江西公略县在动员模范师全体加入红军的过程中，采用如下动员的程序：“在红五月二十四号召集全县模范师排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党的代表在大会上报告动员模范师加入红军以后，每个干部都很热烈发言，自动的领导整排整连整营加入红军，特别是东固、罗家两区更为热烈。”“各区模范师干部回去以后，各区师召集班长以上的干部会，各乡召集支部大会，具体讨论模范师加入红军。接着就召集模范师军人大会，女工农妇代表会讨论许多动员的办法，县委到支部都组织了突击队到各乡村去动员”^[178]。

在苏区的整个扩红运动中，兴国的扩红经验最能代表扩红这一社会动员的特征。据兴国的谢名仁在江西党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可以看出兴国扩红运动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运用冲锋突击的精神以竞赛的方式”，来提高全党对扩红的热情，“尤其是能在政治动员中组织强有力的巡视团，突击队，经常做扩大红军的检查工作与突击工作，并且先进的区乡实行帮助落后区的动员，（在先进区组织突击队到落后区帮助和指导扩大红军工作）”^[179]。第二，在每次扩红运动中，都加强对干部的领导，“使模范赤少队的干部能团结在扩大红军的任务上，而领导整连整营的加入红军”^[180]。第三，将拥护红军与贯彻优待红军家属政策的工作，当作群众运动的经常性工作。第四，在扩红运动中，及时纠正强迫命令等的错误做法。

总之，扩红运动反映出苏区社会中党和政府的政治组织能力，也反映出变化了的苏区社会的人心向背。从扩红运动这一社会动员的成功效果上看，苏维埃模式在山区农村社会中形成，反过来又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社会发展面貌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因而，就扩红运动本身而言，它是一种社会动员的形式，但就这种动员的成功与否，却是苏区社会是否具备一种高度热情与巨大力量来支持中共与苏维埃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潜力，事实证明这种潜力是存在的，并发挥了它的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