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府的文化教育机构与职能

苏维埃文化教育机构是苏维埃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苏维埃对文化教育的领导和管理，中央政府不但对文教实行立法，而且相继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许多文教机构和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

在文化教育行政管理方面，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省苏维埃政府设文化部，县、区、市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负责领导和管理所办学校及各种社会教育和文化团体。中央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以及编审局和巡视委员会。初等教育局和高等教育局管理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局和艺术局管理社会文化运动。编审局负责领导教材编审工作，巡视委员会负责规划并领导巡视工作。省、县、市教育局设有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分别管理成人的补习教育、儿童教育、中等教育和俱乐部、剧团、地方报纸、图书馆、博物馆、巡视讲演等方面的工作。在领导机构上，“一苏大会”和“二苏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教育部部长，副部长先后有徐特立、沙可夫等，魏挺群、杨尚昆、陈丕显、潘汉年等人先后担任过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为阮山。

苏维埃文教行政管理机构，是一个从上到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组织系统，它保证了中央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领导。1933年4月15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了《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对各级机构的工作任务、机构设置、干部编制、干部职责、干部任免等作了规定。第一，各级文教机构必须正确执行中央政府及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文教的政策、计划、命令和训令，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第二，省、县、区教育部，在行政系统上，直接隶属中央教育部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时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指导和监督。第三，各级教育部的部长、教育科的科长，必须由各级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选任后，报上级教育部批准。第四，各级教育部（科）及乡苏维埃之下，均须设立教育委员会，其职责为讨论计划，建议并检查关于发展该管区范围内文化教育运动的一切问题。第五，各级教育部职员须有明确的工作分工，其任免均由该级教育部决定并报上级教育部备案。

苏维埃政府在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制度和对旧教育制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苏区的实际需要，建立了统一的学校制度。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规定，苏维埃学校组织系统主要可分为4种类型：

“第一类的学校属于青年和成年的教育，主要的是消灭文盲的教育，同时更进一步提高青年和成年的文化和政治水平。”^[83]此类学校又可分为4种，一是夜学校和星期学校，主要任务是消灭文盲。设立的主要区域，以每村一校为原则。二是短期职业学校，主要任务是提高青年和成年群众一般生活的知识和技术。三是短期政治学校，主要任务是提高青年和成年群众的政治水平。四是短期的教员训练班，主要任务是培养初级的教员。

第二类学校，是劳动小学校。这类学校主要是对适龄儿童施行强制性5年义务教育。主要任务在于“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84]。劳动小学校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劳动学校，二是儿童补习学校。1934年4月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的《小学管理法大纲》规定：“苏维埃的小学管理法，主要的目的是发展儿童的自治能力，养成学生自觉的遵守团体纪律的习性，确立整个学校（校长教员学生）的集体生活……”^[85]

第三类学校，是劳动学校和各类专科学校。这类学校又可分为4种：一是列宁师范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劳动学校和程度相当于劳动学校的教员。二是职业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工业、农业及其他职员的教师及管理人员。三是政治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中级工作干部。四是蓝衫团学校，主要任务是造就带专门性的艺术人材。自1932年以来，在中央苏区先后创办了瑞金列宁师范、中央列宁师范、江西省第一短期师范、列宁团校、瑞金小学教员训练班、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地方武装干部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红军学校等。

第四类学校，主要是大学，其任务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材。为了培养和造就大批无产阶级的有知识、有专业的干部队伍，1933年8月16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会议指出：“因为革命战争的猛烈开展。……需要大批干部……中府各部都在开办训练班，为着集中领导统一教授与学习的方向起见，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86]会议决定以毛泽东、沙可夫、林泊渠、梁柏台、潘汉年为大学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在8月21日的苏维埃大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招收1500余名学员，班次分为普通班和特别工作班（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八班）^[87]。 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生，并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改由瞿秋白担任^[88]。苏维埃大学的课程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

在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为了“广泛的有系统的来传播马克思所创造的共产主义，故集中了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创办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大批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与战争的需要，彻底改造和加强党团政府工会的工作，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89]。苏区中央局决定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苏区党校），校长任弼时，副校长董必武。党校下设三个班：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四个月的训练班和高级训练班。课程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在党校的第二次学术讲演会上，由张闻天提议，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宗旨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总路线而斗争”^[90]。研究会还组织建立文化研究组，其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高等理论与创作的具体问题”^[91]。经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自1934年7月16日起，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并入党校。(www.xing528.com)

1933年10月22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红军学校基础上创办红军大学，由何长工任校长兼政委。红军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既要是英勇机智的指挥员，又要是善于作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既要有坚强的群众观点，会作群众的工作，又要会在隐蔽的战场上进行斗争。就是说，既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又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干部^[92]。红军大学的特点在于着重进行阶级教育与党性锻炼，“重视干部军事政治素质的提高，教育学员如何灵活地指挥战斗，如何管理教育部队，建立正规军队生活，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巩固政委制度，反对军阀残余”^[93]。红军大学统一领导了下属的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红军大学科目设置有指挥科、政治科、参谋科，主要是培养营团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另设高级班，主要是调训军以上高级干部。此外还设有三个大队：教育队、高射队和测绘队。

在苏维埃文化教育机构中，俱乐部是一种很特殊的机构，它并不是一种机关，也不像学校那样有固定的制度，但它却是苏区人民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是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它“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94]。群众可以在俱乐部里进行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提高学识，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俱乐部可分为军队俱乐部与地方俱乐部两种。军队俱乐部一般较为健全，具有军事化的特点。地方俱乐部分布较广，每一级政府机关、工厂企业、地方工会、合作社和乡苏维埃都建立有俱乐部。在每一俱乐部之下，按单位、村庄还成立列宁室。列宁室是俱乐部的最基层组织。按《俱乐部纲要》规定，凡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手续是向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报名，并自己认定承担俱乐部中的某项工作。俱乐部内一般可分为文化、体育、墙报、艺术、晚会等几个部门。俱乐部一般设主任一人和成立管理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计划、执行俱乐部一切对外对内事务，领导并管理列宁室的工作。地方俱乐部的活动一般包括六个方面：一、政治讲演会或相当于政治动员的谈话会。二、科学（农业、卫生、反宗教、反迷信等）的讲演会和谈话会。三、读报和讲报工作。四、运动和游艺。针对当地的具体问题出版墙报，并吸收群众投稿。六、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具体的当地材料，开展演戏及化妆演讲活动。俱乐部与工农剧社、消灭文盲协会、工农通讯协会以及各种学术研究、体育文艺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存在组织、指导的关系。

在苏维埃文学艺术活动中，戏剧运动是最典型的一种。中央苏区形成后，1931年冬红军学校俱乐部曾设了戏剧管理委员会，专门组织戏剧活动。“一苏大会”后，在红军学校俱乐部基础上成立了“八一剧团”，赵品三任团长。另外，还成立了戏剧委员会。1932年5月，工农剧社开始筹备。9月2日，在筹备会第三次社员大会上，正式宣布工农剧社成立，通过《工农剧社章程》，推张欣为社长。根据《工农剧社章程》的规定，“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斗争的艺术运动”。工农剧社在中央设立总社，省、县设分社，工厂、工会、合作社、学校以及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群众团体设支社。“在职能上，总社主要负责剧本的征集、编纂和审查，推荐给各分社、支社和剧团。而省、县分社则负有指导支社工作、提供剧本、培养演员的责任。总之，分社在总社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各地晚会，培养苏区普罗戏剧运动的干部，尤其是担负起政治的宣传鼓动，充分运用活动的宣传工作，来深入我们的政治影响。”^[95]

在新闻出版方面，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提到，中央苏区创办的大小报纸有34种之多，其中以《红色中华》最为重要。《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它的宗旨为“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96]而服务，其主要任务是“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97]。任《红色中华》主笔的先后有周以栗、项英、梁柏台、王观澜、李一氓、杨尚昆、沙可夫、谢然之、瞿秋白等。

《红色中华》初创时为周刊，铅印四开，第50期起改为三日刊，第148期起又改为周三刊，发行量最多时每期达4万份。该报的主要栏目有：社论、要闻、专电、红色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工农通讯、工农民主法庭以及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等。《红色中华》报还设有一个新闻台，称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和红色中华通讯社是一个组织机构，两块不同的牌子。1933年1月27日，中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联合发布《特别通知》强调“为着适应日益开展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着加紧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为着更扩大与深入政治动员”^[98]决定从第50期起，将《红色中华》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

《红色中华》刊登了大量的中央政府的文告、命令、决议、宣言和中央政府给苏区各地的指示，以及临时中央政府负责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文策。《红色中华》还积极组织和指导苏区人民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报道苏维埃建设的情况，介绍各地苏维埃建设的经验，阐明进行苏维埃建设的方法，指出苏维埃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红色中华》也大量报道了红军的胜利消息，“介绍苏区非苏区红军斗争”^[99]的情况，揭露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等等。《红色中华》与《斗争》、《红星报》、《青年实话》一同，被称为中央苏区的四大红色报刊，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