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的文化教育体制

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制度是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了苏区革命战争和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从体制上说，苏维埃文化教育制度，一方面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与苏维埃政权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相一致的新的文化教育模式。因而，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是一种“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68]。

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坚持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政治性。同时，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的主体，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参与者和创造者，因而，在体制本质上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民主性。正是由此，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按照阶级原则“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69]，给予广大民以最广泛的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在论及苏区文化教育的方针与任务时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其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70]。毛泽东此处所指的“共产主义的精神”，是一种原则，一种指导，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

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体制实行由苏维埃政府管理的原则，教育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宗旨。1931年11月颁布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7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强调：“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教育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教育。”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也指出苏维埃“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苏维埃文教体制以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政策或法规作为建制基础。在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各地方政府和地方教育部门都曾制定和颁布过许多适合本地区的文教政策法规。如在教育方面，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统一和加强对各县教育工作的领导，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7月和8月又分别通过和制订了《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委员会之决议案》、《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和中央教育部又先后制定并颁发了许多全国性的教育法规，如《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教育行政纲要》、《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小学管理法》、《识字班办法》等。在其他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方面，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有关章程。如《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卫生运动纲要》等。这些法规的实施，一方面表明中央政府对文教立法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表明苏区文教体制的建立及其管理，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

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大致可由教育事业、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等几个部分组成。为了加强对这几个系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维埃政府相继制定了有关政策和法规，创造了各种崭新的文化教育形式，对提高广大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丰富苏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增强根据地军民的身心健康，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教育体制方面，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义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方面同时并进的政策。苏维埃政府实行的义务教育，主要是针对8岁到12岁的儿童实行五年制免费义务教育。1933年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文化教育大会上通过的《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中规定：“苏维埃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为着实现对一切男女儿童免费的义务教育到十七岁止，但是估计着我们在战争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实际的环境对于我们的需要，大会同意把义务教育缩短为五年。”^[72]苏维埃义务教育的特点，不但表现在对适龄儿童进行最基本的文化知识的教育，而且将义务教育与当前的斗争实际联系起来，与劳动结合起来，从小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观念，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同时，苏维埃政府对错过义务教育机会的其他青少年实行其他方式的教育。《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中指出：“为着补救在义务教育没有实现以前，以超过义务教育年限的青年和成年，应当创造初习学校，职业学校，中等的学校，专门学校等等。”^[73]为了提高苏维埃义务教育的作用，苏维埃政府强调，只要在服从苏维埃法律的条件下，允许私人学校的存在。(www.xing528.com)

为了适应根据地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苏维埃大力开展了干部教育。干部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努力培养和造就大批无产阶级的有知识、有专业的干部队伍，“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材”^[74]。干部教育一般采用干部训练班、干部学校教育、红军学校教育等方式进行。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常识、政治形势、政府法令、群众工作、社会调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军事方面的知识等。

为了普及文化知识，提高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实际上属于“青年和成年的教育，主要的是消灭文盲的教育，同时更进一步提高青年和成年的文化和政治水平”^[75]。因此，社会教育“也是吸收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文化教育工作的武器”^[76]。苏维埃的社会教育是一种范围很广的教育，它可包括俱乐部、夜校、识字班、工农剧社、业余补习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群众性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其中心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不同的社会教育方式有着不同的教育目的，如工人补习学校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扫除工人中的文盲，加强工人工业技术上的进步。”^[77]又如对于“一切不能加入夜校或半日学校的完全文盲，都得编入识字班”^[78]，进行扫盲教育。苏维埃的社会教育，对教育群众，宣传群众，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苏维埃政府对教育体制的教育形成与教育方式的设置，适应了苏区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因此，这种教育体制在全苏区得了普遍的推广与实施，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相继都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如1932年5月在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文化教育工作决议，就明确强调：“除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应照中央政府施行强迫教育外，对于儿童厉行免费的强迫教育，对于不识字的成年人和青年工农，不能以俱乐部识字班，夜学校，及普通的识字运动组织，施其教育，更要注重文化工作，厉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对于青年女工农妇，应使与男子受同等的文化教育，对于成年妇女也要设法劝其入俱乐部夜学及识字运动。”^[79]此项决议反映出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上，强调义务教育的法制化，教育与现实政治生活相联系，男女具有同等受教育权等方面的特征。

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苏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推动了各种教育形式发展。各类教育形式的相互补充，形成了适应处于战争状态之中的苏维埃教育体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这是人类精神解放强大的胜利”^[80]。根据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的统计，中央苏区中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在2932个乡中，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达89710人，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俱乐部1656个，工作员49668人，江西粤赣两省有识字班32388个，组员155371人。而“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群众识字的人数是迅速增加”^[81]。这个数据表明，苏维埃教育体制是同苏区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相一致的，因而，才有可能从体制上保证并推动苏区的教育事业。

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体制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教育为龙头带动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是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的一大特征。1934年4月经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的《教育行政纲要》强调：“各级教育部除直接指导所办学校外，必须负责协助或领导各种社会教育及一般文化革命运动的团体。……社会教育方面，尤须依靠群众办的俱乐部、工农剧社、苏维埃剧团、工农通讯协会、赤色体育会……尤其是消灭文盲协会，应当同这些团体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并予以文化教育方针上的领导。”^[82]

总之，在苏维埃文化教育体制中，国民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方面，都体现出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特征，尤其是文艺新闻等文化阵地，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许多文艺作品和新闻报导，都坚持了革命化、大众化的原则，真实、朴素地反映了苏区军民的战斗和生活，为广大工农群众所喜闻乐见。苏区的各种文体活动，都以提高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为基本出发点，这对发展生产和支持与参加革命战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