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指以王明为首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条化，特别是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教条地推行共产国际有关不符合中国革命情况的理论的一条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从组织上看，是以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为标志；从思想理论上看，则是以1931年7月正式出版的《两条路线底斗争》（次年再版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为滥觞。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在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下，以更“左”的形式而出现的。它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阶级关系、革命形势、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背离，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尽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批评立三路线中提出某些正确的观点，如革命发展不平衡论、革命高潮并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等，但是，这个以王明为首的被周恩来批评为“小组织”^[194]的“左”倾宗派集团，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4年中，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违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左”倾理论、方针和政策。在那本10万字的最初定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王明以“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名义，坚持共产国际提出的“左”倾观点，提出比李立三更“左”的盲动冒险主义的理论。王明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中提出的“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理论，同样适合于中国革命。这个理论认为，在第一时期，一些国家开始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在第二时期，随着革命的失败，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的发展；在第三时期，革命开始复兴，并且已经进入新的革命高潮阶段。中国革命正处第三时期阶段中，因而，王明认为：“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195]在王明看来，资本主义总危机已更加剧烈尖锐，更加动摇腐蚀，并且走向完全崩溃，既然如此，“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196]。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这里完全被混淆了起来。

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错误，导致了王明对革命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王明认为，随着“革命的爆发一天一天的接近。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197]。虽然，王明也承认全国性的直接革命形势尚未形成，但是，“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198]。因此，王明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提出党的斗争策略应该是武装暴动，他采用了斯大林在《列宁主义概论》中提到的运用于俄国革命的斗争方式的观点，认为“党的策略是进攻的”^[199]，应该为武装起义作真正的准备和创造一切必要的前提。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于是强调将武装暴动的中心放在他认为的革命形势已经高涨起来的一些中心城市中，因此，对于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他指斥为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总而言之，统观王明“左”倾理论，其根本核心在于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超越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一味强调以中心城市为重点的进攻路线。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王明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方面推行了一整套“左”倾的方针和政策。

以上述“左”倾冒险主义一般理论为基础，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王明同样表现出对建立政权的客观实际的不了解，一味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把建立政权的具体实践作为他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种理论表现。

王明关于政权建设的“左”倾思想，在他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之前，就已有表现。1929年12月，广州起义两周年之际，王明发表文章，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认为“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200]。1930年5月，他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客观状况，继续强调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在城市夺取政权，认为在“夺取武汉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开始”^[201]。在那本作为“左”倾冒险主义纲领性的小册子里，王明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党和红军应该去“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202]，不管敌我力量如何，这都是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王明在实质上否认了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必然性。他是以“城市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待在农村所建立的革命政权，断言：“现在中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底迅速发展和胜利，……是苏区工农群众受中心城市工人革命斗争影响及帮助的结果。”^[203]这一对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实成因的分析，完全是一种机械套用工人与农民阶级关系的一种颠倒的错误判断。从这一观点出发，王明就完全不可能将中国革命政权的建立中心放在农村，而只能是相反。

由于王明教条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错误指示，照搬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因而，他始终无法摆脱“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王明的头脑进一步发热，丝毫不考虑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的客观状况，在政权建设上继续推行“左”的理论。他过高地估计了“许多最主要中心区域里（如上海、南京等区域）正在成熟着或生长着革命形势”^[204]，断然要求党在指导思想上要“尽量使主观的力量赶上客观的发展”^[205]，以便“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占领我们能够占领和能够保守得住的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在这种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建立起来”^[206]，并且“宣布国民党政权的死亡”^[207]。显然，王明这一套“左”倾理论，完全是离开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一种狂热冒进的想法。尽管王明此时已不在国内，但正如下面将看到的那样，以王明这些“左”倾理论为基础，以教条地执行国际路线为特征的“左”倾中央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仍然采取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www.xing528.com)

第一，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由于实际上已批准了王明小册子作为党的思想纲领，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以王明“左”倾理论为基础的。在以中央名义发布的许多有关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决议、通告、指示、训令、条例等文件中，不能不体现王明小册子的“左”倾精神，其基本方面有：对革命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认为革命正处在“高潮”之中，而国民党的政治、经济统治已经“日暮途穷”，其内部正在分崩离析，“这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日”^[208]，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成了目前中国革命危机最主要的标志”^[209]，由于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与发展状况作了不适当的估计，“左”倾中央在过于乐观的幻想中，强调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210]。

第二，盲目强调“进攻路线”，过高估计革命的成长。“左”倾中央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只有在不断地向敌人进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四中全会后发的第一号《通告》就认为：“群众的革命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并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211]在这种“进攻路线”的支配下，“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苏维埃政府应当负责组织红军同强敌进行决战的准备。一方面，要在最短的时期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以作为执行“进攻路线”的保障；另一方面，要把游击区的“赤色战士”集中起来，去对付强敌的进攻。“左”倾冒险主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农村游击战争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机会主义的“右”倾观点，强调“应该和部队中的各种游击主义之残余，轻视现代战略战术原则的应用之倾向作严格的斗争”^[212]。

第三，夸大苏维埃政权中的阶级斗争状况，混淆阶级关系，打击“中间势力”，是“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权建设中的又一特征。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力量，实事求是地分析中间阶级的阶级态度，是党的一项事关重大的政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中间力量是会有所不同的，党应该抓住时机，争取或中立中间阶级，以加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而不应当把这些中间势力看成是与革命始终处在最尖锐的矛盾之中。然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了解这一点，对争取或中立中间阶级的主张，一概指斥为是“离开阶级立场之机会主义的观点”^[213]。于是，在一些文件中把富农、资本家、地主、豪绅无区别地并列为苏区的“阶级敌人”，强调“要在苏区内部与一切阶级敌人——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资本家，改组派，AB团，取消派，第三党作残酷的斗争”^[214]。“左”倾冒险主义者还指责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改选工作是“脱离发动群众的阶级争斗的和平的改选”，理由是“没有在发动工人的农民的反对资本家老板地主的残余与富农的斗争中去改选苏维埃政权”^[215]。这些混淆民主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左”倾思想，给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妨碍。对于这种“左”倾思想，1945年4月，中共中央曾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216]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左”倾理论，便成了中共中央制定具体方针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对于苏维埃政权建设来说，中央的一些决议、指示、训令等通过苏区党直接在苏维埃政府中得到贯彻，使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如在经济政策中推行“左”的经济方针，制定“左”倾土地法，开展查田运动等是其表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混淆民主革命的性质，夸大阶级矛盾，发动反“富农路线”等是其表现；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将其范围扩大到政府部门，打击政府部门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反“罗明路线”是其表现。所有这些，不但使苏维埃建设得不到健全的发展，而且最终因“左”倾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恶性发展，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