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张闻天的理论成果

1932年底，张闻天离开上海，绕道汕头于1933年1月到达红色中国的首都瑞金。他是被迫离开上海的，因为在上海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局，由于推行了以城市暴动为特征的极“左”进攻路线，致使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及革命力量的削弱，加上白色恐怖的加剧，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存在下去，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的瑞金。而在曾被中央“左”倾主义者嘲笑为在山沟里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苏区，虽遭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却安然存在了下来。这种现实反差，对张闻天来说，不仅仅只有中央机关易地的意义，相反，进入苏区，由于现实斗争的实践，为张闻天的思想转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随即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张闻天出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显然，这种分工使张闻天必须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过，这倒使他能充分发挥才智，去撰写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张闻天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有关理论阐述，绝大部分就是从此时直至红军长征前夕完成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基于苏维埃中央政权业已开始的运作事实，张闻天并不是对苏区政权如何创立提供意见，而是对政权的存在表示认同。因而，对他来说，这个政权如何生存与发展，如何有效运作与如何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就显得更为重要。从另一角度看，张闻天在对政权建设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使他的思想变迁在正确与错误的交织中完全表现出来。一方面，张闻天承认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并作了理论上的阐发，然而，这恰恰是在“左”倾阴影下的一种艰苦探索；另一方面，这种探索是极富意义的，因为它不是也不可能脱离苏区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环境作凭空的想象，因而这一探索全过程倒显露出张闻天的思想从“左”倾错误的藩篱中逐渐解脱出来的心路历程。

刚进入苏区的张闻天，对于眼前的一切并不完全熟悉与适应，相反，“左”倾思想在其头脑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个明证就是他参与了1933年2月中旬开始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领导。这场党内（在政府机关也同样得到推行）的错误斗争，是中央苏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的形势下，甫告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在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开始。以福建的罗明以及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为代表的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苏区领导干部，被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指责为代表了“机会主义路线”，被指责为一种对“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125]的典型。张闻天完全认同了这种定性，并著文指责“罗明路线”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的具体表现”^[126]。这场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几乎没有给对手留下辩解的余地，最终将一大批具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排挤出领导层，而在其中的张闻天不仅在理论宣传上表现出较浓厚的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无情打击”，并且在行动上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分别于2月与3月来到福建的汀州和江西的会昌、寻乌、安远，直接领导了福建与江西的所谓反“罗明路线”^[127]。对于这场力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巩固“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实际政治地位的错误斗争，张闻天在日后的许多场合都作过深刻与诚恳的自我检讨。

从后来张闻天思想的变迁来看，他不能不面对苏区根据地的斗争实际，不得不考虑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性，对在以农村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革命诉求作出反应，因而他最终被事实所改变了。反“罗明路线”或许可以看作张闻天“左”倾情绪的一次回光反照。 自江西的反“罗明路线”发动起来之后不久，这一斗争即由罗迈（李维汉）领导，而张闻天则根据中央局常委内的分工，主管政府工作。由于参与领导政府工作，使张闻天有可能较多地接触和了解政权建设方面的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正确主张。

在一篇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文章^[128]发表后的第4天，张闻天出人预料地发表了题为《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呼吁对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进行修改。文章例举了许多实例材料，对《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左”倾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有实据的批评。这篇文章不应仅仅看作是张闻天对法律条文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如人意状况的批评，其重要性应当在于文章标志着张闻天反对“左”倾错误的矛盾思想历程的开始。

实际上，之所以称之为矛盾思想历程，是在于张闻天的反“左”观念，在此时并未成熟为完全的政治觉悟，党内斗争的反“罗明路线”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通过苏区政权建设最实际的工作，使张闻天在这个角度上发觉“左”倾错误对苏区的危害。文章提醒人们，“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129]。法律条文并非无效，而是实际——不同于城市的农村革命政权，无法贯彻这样的法律。这一结论，完全来自于“一年半的经验”^[130]。张闻天认为，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角度考虑，“《劳动法》的执行，决不能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相抵触”^[131]。因为，第一，苏区政权的巩固，首先是工农联盟的巩固，《劳动法》的有关条文显然较适应城市工人的劳动状况，而不适应农村的农民群众，尤其对苏区的农村企业发展不利。因此，“《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132]。张闻天告诫说，《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影响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这对于苏区政权的巩固极为不利。鉴于此，苏区政府必须重视这种状况，并着手解决它，“不能简单的以‘这是落后的农民意识’一句话，把实际的情形掩盖起来”^[133]。第二，张闻天强调，经济生产的发展是苏区政权建设的基础，而《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在这一点上并无法使人乐观。由于教条地推行《劳动法》的原则，机械搬用城市中的工业生产组织的方式，严重脱离了苏区实际，致使工商业凋零、劳动合作社倒闭、私人资本的萎缩等现象严重存在。张闻天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应当是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形，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下，灵活地、具体地考虑处于农村的苏区经济发展特点，有“伸缩性”地执行《劳动法》，而不是“官僚式的下命令”^[134]。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认为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苏区经济应当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他指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135]这是一种与“左”倾思想格格不入的、大胆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观点。在苏区中央领导人当中，张闻天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

张闻天虽然对《劳动法》的机械执行采取了批评态度，但他无意否定这个法律，他所做的与其说是为修改《劳动法》有关条文提供实际建议，倒不如说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方针政策必须适应实际情况作理论辩护。这是从“左”的阴影中走出来的重要一步，也是张闻天思想发展历程上的关键一环。

张闻天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关注，显然是从有关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入手的。苏区经济政策的制定，首先必须考虑苏区的实际状况，其中必须包括苏区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例、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等作出符合实际的估计，尤其必须处理好经济政策与苏区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苏区政权的存在与发展事关重大。在当时“左”倾错误的笼罩下，并非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而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却是有较正确的主张。

1933年4月15日《斗争》杂志第8期发表了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的总题为《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1、2部分，这是一篇按照王明《两条路线》中所阐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观点，在苏区推行“左”倾经济政策的文章。博古不顾在武装斗争环境下，苏区经济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一味强调要利用苏区政权“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136]，强调“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未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137]。张闻天不同意这种过“左”的观点，认为“这种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的”^[138]。他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即《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与《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详细分析了苏区的经济状况，论证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使之有利于苏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制定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其决策基础不应不来自于某种政治信条，如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应当根据苏区的基本状况而确定，张闻天对这点上似乎有理智的了解。他无意于用某种教条理论去图解苏区的实际经济状况，或臆想地用某种不合实际的原则对苏区经济状况作判断。他认为从总体上说，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但苏区经济上仍比较落后，加上苏区一方面“处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形之下”，另一方面“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139]，使苏区的经济发展倍加困难。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境状，就成了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特别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进入苏区不久，张闻天特别强调苏维埃政权应当起到“成为千百万农民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140]的作用。第一，张闻天认为应当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但要使农民分得土地，而且要使农民从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上得到更多的生产品”^[141]。第二，为了适应民众尤其是军事的特别需要，政府对于小手工业生产应有更实际的扶持，“应该帮助失业工人，小手工业者与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来发展各种重要的生产”^[142]。第三，政府应当鼓励商品贸易，“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来打破敌人对于我们的经济封锁”^[143]。上述这几方面，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在张闻天看来虽然是重要的，但尚无法使苏区经济有稳固发展，因为苏维埃区域的经济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之中，要以足够的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生产，显然还是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因此，张闻天提出了一个至少在当时是有远见的主张，即苏维埃政府“在目前，它还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它甚至应该采取种种办法，去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144]。张闻天认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分发展，并不是可怕的”^[145]，因为通过《劳动法》的限制，工人的监督以及征收累进的工业税和商业税，完全可以达到“利用资本家为苏维埃工作”^[146]的目的。张闻天讥讽那些“‘左’的口头革命家”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不懂得利用谈判、交涉、订立协定甚至让步妥协等“和平的”的方法，去充分利用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严正地指出：“想用强迫，命令，禁闭，枪决以至没收财产等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所有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的，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147](www.xing528.com)

尽管此时张闻天仍未跳出“左”倾中央的领导圈之外，但在苏区推行何种经济政策已使他与“左”倾中央发生冲突。张闻天的上述观点公开发表之后，博古迅速作出反应，发表了前面提到过的那篇讨论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继续强硬宣称“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148]。张闻天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上与代表“左”倾思想的博古的分歧，表明他倾向于在苏维埃经济建设中推行更符合实际的政策。

在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建设上，张闻天同样表现出与“左”政策不一致的倾向。1933年6月，为准备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临时政府号召开展苏维埃改选运动。这个运动在9、10月于苏区全面展开。为了推动这一运动的健康发展，张闻天写了一篇旨在阐述苏维埃政权民主建设的文章，着重讨论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反官僚主义问题，公民使用改选权与罢免权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中心，按张闻天的观点，就是要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149]。这篇文章是中共早期关于如何进行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尝试。

建立代表工农民众根本利益，并得到他们普遍拥护与支持的工农民主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建立起了代表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但是，这次大会的一些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决议，都是事先由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起草并得到大会的通过，因而“这次会议所决定的一切苏维埃的政策和法令，不可能不打上‘左’倾教条主义的某些印记”^[150]。显然，在此之后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同样不能不带有某种有害于政权本身正常运转的“左”倾做法。另外，由于政权建设上的经验不足，以及其他方面因素如政权理论研究的缺乏、文化教育水准不高等，使得各级政权机关在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组织行政工作上，都不免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张闻天的文章就是针对上述存在问题而发的，文章强调就苏区政权的性质而言，“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主义的意思）。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工农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151]。换句话说，实现工农民主国家政权的民主主义精神，其适当的途径就是“经过苏维埃的组织形式”^[152]。然而，恰恰在苏维埃的组织工作上，“我们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即是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苏维埃政权的德谟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的现象”^[153]。这种现象不应当是苏维埃政权的本质形象。苏维埃政权失去了民主性，在张闻天看来，它实际上等于失去了政权的人民性——不同于以往旧政权的群众基础。

张闻天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政权，即“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154]。无论张闻天的这种观念是否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但他所揭示的苏维埃政权的内在性质，却表现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代意义。而这种现代意义，按张闻天理解，首先取决于“苏维埃政权，是在无产阶级先锋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155]。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政权，包括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的一种新型政权。

如何保证这个新型政权的生命，至少有一个比其他方法更具效力的手段，这就是在政权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张闻天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否存在民主精神，至少有三个标志：其一，必须使人民群众感觉到苏维埃政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并参与其中的管理，“决不能使苏维埃同群众隔绝或对立起来”^[156]。其二，应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党的负责同志不应“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④，或者甚至“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以及“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157]。其三，“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使用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158]。这不仅是反官僚主义，而且是保证政权民主化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不过，张闻天同时提醒人们注意，苏维埃的民主，并非毫无条件的，也就是说，民主是一种与权力相制约的双向关系。他指出：“苏维埃的权力的使用与德谟克拉西的发展，是密切的互相联系着的，是不能分离的整体。……即使在使用权力时，它决不放弃德谟克拉西，在发展德谟克拉西时，也决不放弃权力的使用。”^[159]在中共政权建设史上，张闻天的这些见解，是富有卓见的，它对苏维埃政权建设无疑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对于如何建设地方苏维埃政权，张闻天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一篇经调查研究而写成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1934年4月6日）一文中，张闻天认为区苏维埃的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区苏主席团的工作”④。因为这是建设好乡苏维埃政权的前提。区苏主席团是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全区最高政权机关，因此，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区苏主席团应当成为“区苏整个工作的领导者与组织者”^[160]，同时，不能将区苏简单地变成一种承上转下的机关。区苏应有自己相应的工作职责：其一，主席团与各部都应有自己的经常性工作，并且主席团必须对各部有总的领导，对各部的工作有明确的了解，帮助与推动各部工作的进行。其二，区苏对乡苏的具体领导，不能采用包办、代替或强迫命令的方式，而应当通过乡苏主席团或乡苏代表会及乡苏代表会及乡苏各委员会来实现领导。其三，区苏主席团应经常派“工作小组”下到各乡各村进行巡视工作，“深刻的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形”，“倾听每一个同志所表现的意见”^[161]。然后将搜集的实际材料送到区苏进行研究解决。其四，区苏主席团必须每月都能召集乡苏主席联席会或区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布置工作。其五，“区苏的领导应该特别注意于团结全区的积极分子与耐心的培养下面的干部”^[162]，以便推动整个工作。这篇关于地方苏维埃建设的文章，在1934年同毛泽东于1933年长岗乡和才溪乡调查之后所写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同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作为指导性的文件合成《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小册子在中央苏区出版。显然，在政权建设的理论思想方面，张闻天已表现出更实际化的趋向，而这种趋向是与当时的“左”倾思想完全不同的。

从张闻天的有关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民主建设以及地方政权建设的思想中，大略可看出张闻天思想变化的轨迹，从在苏区参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到承认苏区的革命斗争必须从苏区实际出发的思想转变，对张闻天个人思想的升华有着重要意义。遵义会议上以及此后张闻天的政治思想立场，似乎可以从中央苏区所得到的宝贵经验中找到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