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共产国际的作用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面历史因素的推动：其一，1927年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的残酷打击。为反抗蒋介石新军阀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决定继续进行革命，通过组织对反动派的武装反击来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中国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制定了具体的武装起义纲领，强调武装斗争必须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从1927年底至1928年初，对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武装反击而形成了一系列地方武装暴动。暴动的结果客观上需要建立红色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当时条件下，是唯一可选择的政权模式。其二，中共自诞生起，即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其指导。在政权建设上，共产国际的许多决议和指示始终左右着中共在此问题上的计划和设想。中共在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初期，不仅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和决议，而且在政权模式建设上也仿效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因此，中共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尽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内在要求，然而共产国际从苏联政权的建设观念出发，为中共制定了许多有关建立政权的原则，将中共的政权建设实践推向了苏维埃的模式。

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上，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前后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发展过程。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甚至反对宣传苏维埃思想。在他们看来，如果在此时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意味着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反对左派国民党人，甚至认为“革命中国的首府广州，对亚洲殖民地奋起的群众来说，就成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莫斯科’”^[33]，后来又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成最适应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的组织形式。直至蒋、汪先后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后，共产国际对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才改变原定策略，重新考虑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战略。

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的左顾右盼态度，使中共在处理此问题时感到为难。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一个决议案，其中强调：“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34]但同时又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35]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才认识到：“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36]，“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37]。尽管如此，其出发点还只允许在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认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38]。显然，这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经验为依据而提出来的。

从192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朱德等许多领导武装起义的共产党人先后率领工农武装深入农村，并经过艰苦的斗争，在农村建立起小块红色根据地。共产国际对此虽有所了解，并表示支持，但是，由于从城市中心论出发，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苏维埃建立的意义和开展农村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就缺乏必要的认识。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条件已经成熟，要求中共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共产国际指出：“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39]并且认为，中国农村苏维埃太分散、太远离中心城市，因而，“要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的工农红军的零碎行动互相配合”^[40]起来，使农村苏维埃联成一片。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便准备在中心城市组织武装暴动，并在中心城市进行建立苏维埃的尝试，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就是这一尝试的表现。

随后，共产国际又连续要求中共尽快组织全国统一的苏维埃，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苏维埃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41]。其中的口号是：“统一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赞助并且发展苏维埃运动到全中国。”^[42] 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又专门作出《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强调：“中国南部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有系统的在村镇（乡）与城市之中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到建立这些苏维埃区域的总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务。”^[43]并且要求中共中央使“苏维埃版图再进一步的扩大起来，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成为实际的问题”^[44]。同时，决议案还要求建立起来的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应通过宪法及其它法律将其确定下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为中国苏维埃政权规定了体制和称谓。

但是，决议案对苏维埃中央政府是建立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还是建立在中心城市，并无明确的说明。不过，按照共产国际的一贯政策，在中心城市建立中央政权，仍是其出发点。最明显的事实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声援和支持，但最后都失败了。于是，共产国际发觉，在农村开展苏维埃运动是同样重要的，并多次指示中共在湘、鄂、赣三省建立中央苏区，并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一决策只是迫于中国农村已有广大的革命根据地的事实而作出的。因为，在后来反对李立三冒险主义时，共产国际尽管重提“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45]，但其目的的仍在于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装暴动。”^[46](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农村已开辟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鉴于这种客观实际，即使是在李立三“左”倾思想统治中央的时候，中共中央还是认为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可能性较大。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47] 1930年9月12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中央准备委员会移到中央苏区去，并在此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1930年11月，中央政治局遵照共产国际有关苏维埃区域工作的指示和决议精神，制定了《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计划“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的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48]。根据计划，中央要求各地开始选举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此之前，各县都必须在11月内建立或改造苏维埃政权，并选出代表分别参加各特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各特区的代表大会应尽可能在12月11日前举行完毕。各特区的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正式成立各特区的苏维埃政府和选举出席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49]。

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迅速建立起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于1931年1月15日在中央苏区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全面负责筹备召开“一苏大会”的工作。尽管如此，但各地的工作进展却不尽人意，因此，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于1931年6月16日，对苏区各级党部及各军下达了训令，训令指出：“国际屡次指示中国党在苏维埃区域必须建立起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亦屡次指示中央苏区要定期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要其他苏区选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去，各苏区党部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却非常迟缓，直到现在各地代表大会还多未开成。”^[50]训令限定“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51]。此处可以看出，中共中央的心情是非常急迫的，这种心情正是共产国际急于实现如下两个目标的反映：一是使中共能实现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直接的集中的统一领导，以便组织更强大的力量在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发起攻势；二是立即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便实现两个政权的对抗，最后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整个政治统治进行总“决战”。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共产国际对这次大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会议的消息报道和评论文章。11月12日，米夫发表《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指出：“现在，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本身就是一桩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52]大会成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及设立各委员会和各委员部，这些机构的设置以及内部组织，除个别之外，几乎全都按苏式构造。整个政权体制，不仅机构职能基本相同，甚至组织称谓也完全一样，总体上都带有高度集中、直接管理的特点。大会所通过的文件，大多都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商议起草拟定的，其中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共产国际因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情而提出的“左”的错误主张，在有关土地、劳动、经济、宗教、中间阶级等具体政策方面，尤是如此。

共产国际虽然赞成中国党在农村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从上述也可看出，它一再指示中共中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它并不承认现存的苏维埃实际上就是农村区域的苏维埃、主要工作对象是农民，因而后来就一再指示中共要发展工人运动，以城市工人运动来指导农村的苏维埃运动，并通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来加以贯彻执行。尽管如此，共产国际积极支持、援助、指导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推动中共建立国家政权，其作用是重大的，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