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

尽管苏区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但在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李立三“左”倾错误思想已在苏区逐渐开始发生影响。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了体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纲领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出错误估计，提出一套“左”倾的错误主张。以李立三为首的、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后，先后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长沙，红一军出兵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这种不顾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幻想一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的挫折。

早在1930年2月，中共中央就发出题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70号通告，通告对国内革命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认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已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因此革命已开始出现直接行动的形势，全党要“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和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123]。 70号通告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形成的起点。

通告在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坚持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错误立场，否认在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苏维埃政权的必然性。通告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认为“打破游击战争中之上山倾向保守观念分散政策等等农民意识和土匪倾向，是组织地方暴动的必要前提”^[124]。

为了实现“左”倾政治路线，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突出强调“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125]，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巩固的红色政权的正确主张，称之为“党内右倾的政治思想与组织观”^[126]；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将苏区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认为“尤其重要的反富农路线的斗争是深入土地革命的先决问题”^[127]。总之，中央70号通告为“左”倾冒险主义在赣西南、闽西苏维埃区域的贯彻埋下的伏笔。

赣西南、闽西苏区正式贯彻李立三“左”倾错误主张是从传达和贯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开始的。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第68号通告，目的在于确定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更加一致地准备全国进攻的联合行动。5月20日，全苏大会在上海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各红军部队、各苏维埃区域、各地工会和革命团体，共49人。中共赣西南特委派曾山、李文林为代表，中共闽西特委派郭滴人为代表，红五军派何长工、滕代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全苏大会的召开，加速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红军、苏维埃区域和城市中开始贯彻执行。

为传达贯彻全苏大会精神，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8月5日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由李文林传达全苏大会的会议精神。“二全会议”的召开，表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在赣西南苏区全面开始贯彻。

第一，会议按照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左”倾错误主张，否定了赣西南特委自“二七会议”以来所实行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取得的成绩，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巩固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批评为是“赣西南政治路线的错误”，是“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保守观点，武装不集中等错误”^[128]。会议强调要“坚决接受中央的正确政治指示，与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政治路线奋斗”^[129]。

第二，会议提出赣西南党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反国际派，抓住客观的良好条件，采取扩大进攻的策略路线，拿下吉安赣州，进攻九江南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师武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130]。这项中心任务的本质，在于迎合李立三提出的中国革命以武汉为中心的“左”倾主张，而否认了赣西南党根据中央原来制定的以争取湘、鄂、赣、闽，以江西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因而在战略方向上，体现了李立三“左”倾指导思想。

第三，会议错误地处理了特委书记刘士奇，称以刘士奇为书记的“特委常委都缺乏正确的政治路线之理论根据，被农民意识保守观念错误政治路线理论所包围”^[131]。会议改组了赣西南特委领导机构，撤消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将其一切政治活动及任务完全停止，报告中央审查”^[132]。

第四，会议否认巩固赣西南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强调“一切工作向北猛进”^[133]，认为赣西南党过去建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波浪式的推进傍着发展的方式，这都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没有积极猛力前进的精神”^[134]。

第五，会议根据李立三“左”倾反富农路线的精神，对富农在革命发展不同形势下的不同态度，不作具体分析，一概将富农视作凶恶的敌人，甚至认为富农“剥削贫农雇农比地主还要厉害残酷些，富农与贫农雇农在利益上是极端冲突的，在任何时候都是要站在反革命的地位”^[135]。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会议不但强调要在党内消除富农分子，而且“在苏维埃政权中富农分子要尽量肃清富农的领导，制止其活动，使雇农贫农站在领导地位，剥夺富农在政治上的地位”^[136]。在这种错误主张支配下，一些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对赣西南苏区有过重要贡献的党和政府的干部，受到不公正的打击，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力量。

第六，在苏区经济建设上，会议无视赣西南经济发展水平，认为在土地革命后，“每个农民都有了土地，把过去的地主垄断土地的剥削经济变为每人都有土地的小农经济了，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在表面完全消灭了”^[137]。因此，“现在要组织集体农场……再渐渐推广转私有生产为共同生产，走上社会主义经济的前途”^[138]。这种跨越中国革命阶段的经济政策，给苏区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的混乱。

总之，“二全会议”贯彻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主张，把赣西南苏区各项工作从原来正确的轨道上纳入了“左”倾错误的轨道。赣西南特委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赣西南苏区造成的危害作了这样的总结：“立三路线传达到了赣西南党，党的路线犯着盲动冒险主义，放弃对苏区的巩固工作，绝对集中武装……用左倾口号，组织集体农场，说：平均土地是农民意识等，来根本破坏土地革命的深入……造成赣西南斗争中最严重的危机。”^[139]

在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召开的前一个月，为贯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7月8日至20日在龙岩召开。大会的召开，开始了李立三“左”倾错误政策在闽西的贯彻执行。

大会接受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对全国和闽西的革命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的估量。福建省代表王海萍在对大会所作的致词中称：“目前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急剧的走向崩溃，全国军阀的大混战已经不断的爆发，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是一天天的动摇破产，这一危机是国民党必然崩溃的背景。在另一方面，全国工农兵贫苦群众已经不断地起来罢工、暴动、兵变配合的平衡发展，必然要配合起来形成中国革命高潮。”^[140]这种所谓的国民党已“必然崩溃”，工农暴动和兵变已“平衡发展”，全国革命高潮就要到来的主张，为整个大会定了调子，以致大会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全盘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因为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加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军阀制度的存在，是以军阀混战日益扩大延长；资本加重进攻，社会经济更加急剧的破坏；工商业衰败，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士兵当炮灰，灾荒、米荒，普遍的发生，使统治阶级政权日益走向崩溃；改良主义的影响日益缩小；党的政治影响广泛地深入群众中去，工农兵斗争飞快的发展，普遍而且平衡。现在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了门前”^[141]。这完全是一种对形势的错误的分析和判断。

按照上述对形势所作的“左”倾估量，大会将省委代表在致词中给闽西党规定的总任务照搬进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一条政治总路线，即“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142]。大会根据这条政治总路线，规定了今后以“猛烈的扩大红军”、“加紧反富农斗争”、“发动工人政治斗争”、“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等14条为闽西的工作任务。^[143]

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导致了中共闽西“二大”在制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完全违背了党的“六大”和毛泽东指导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的精神，如在土地斗争策略上，提出“今后闽西土地斗争的总策略，应该是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其方法就是：一、防止富农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二、发展集体农业生产，三、改良土地”^[144]。在处理富农问题上，认为“富农始终是反革命性，尤其在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富农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145]。并且认为“加紧反富农斗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是目前闽西党的中心任务之一”^[146]。还指责毛泽东、邓子恢等同志1929年以来在闽西土地革命方面的正确方针，称“第一次代表会在政权上明显规定小商人得派代表参加政权组织，更表示十足的富农路线，这一富农路线的社会来源便是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同时也因为当时受四军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所致”^[147]。在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上，强调“闽西现时是向东江发展斗争，争取闽粤桂三省革命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148]。在扩大红军方面，指责“过去闽西党鼓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的工作，多偏于优待士兵家属与提高士兵地位，很少站在政治上，使士兵明了参加红军的意义，而能自觉地入伍”。而出现逃兵现象，是因为“入伍后又很少注意政治教育，结果工农加入红军，等于变相的雇佣性与虚荣心”^[149]，等等。

由于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的错误，因而会议期间，在关于中央再次命令闽西红军向东江发展的问题上，邓子恢、张鼎丞等吸取了两个月前红十二军第一次出击东江受挫、闽西苏区遭受损失的教训，不同意中央的指令。争论的结果是，以邓子恢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和排斥，邓子恢本人也先后被免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及红二十一军政委的职务。与政治路线一样，中共闽西“二大”也推行了一条“左”倾的组织路线。

为了使中共闽西“二大”的决议和政策贯彻到政府中去，1930年9月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召开了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和条例，从而将李立三提出的各项“左”的错误方针政策贯彻到各级政府领导机关，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执行。

闽西工农兵“二大”在政治上全面修改了6月以前闽西根据地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不恰当地估量了革命形势，认为革命以迫近高潮，目前正是全国总暴动的前夜，因而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尽一切革命力量，争取全国革命胜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二大”在一系列决议中，强调要“加紧反富农斗争”，“猛烈的扩大红军”，“集中各县武装力量，向敌人进攻，夺取重要城市”，并且要加强对“群众共产主义的教育”，使群众认识革命高潮的前途，等等。这一系列“左”倾政策，曲解了革命任务，混淆了革命性质，破坏了闽西的大好形势。

在关于扩大红军问题上，闽西工农兵“二大”认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形势已经来临，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政权首先胜利的条件已成熟，因此，红军应当猛烈扩大，采取集中进攻的策略，向中心城市展开，以战胜敌人。“二大”甚至强调，如谁放弃这一进攻策略，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闽西工农兵“二大”更明显地反映出“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大会通过的“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错误地认为农民中的富裕分子叫富农，是“新发户”，并且认为过去一般中农或贫农中的一部分，已开始转变为富农，他们的脑子里装满“富农的幻想与企图”。这种划分富农的标准，将实际上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作为打击的对象。决议案还在政策和策略上脱离实际，没有正确区分富农与地主的性质，以及富农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不同政治态度，将富农一律看作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另外，决议案强调反富农的目的，在于要使农村经济平衡发展到社会主义，使革命更快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决议案的这种提法，显然犯了混淆革命性质的错误。

闽西工农兵“二大”在一些重要的决议中，虽然也有些正确或较正确的主张，但由于此次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高潮时召开的，因此大会完全贯彻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左”倾错误主张。在政权建设中造成了诸如政治方向、经济政策、阶级政策、军事方针、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错误，损害了闽西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顺利发展。

尽管在8、9月份，闽西红军第二十一军按照李立三的“左”倾主张，出击东江遭到失败，但各级苏维埃政府为了配合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行动，还不得不忙于军事动员和猛烈扩大红军，甚至在短期内将红军扩展到1万人。地方武装也因将一枪一弹集中到红军中去，导致了闽西武装力量降低了质量和战斗力，以致陷入困境。

总之，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苏区的贯彻执行，给闽西苏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除了军事上的失败和苏区力量受到削弱之外，在经济、土地、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损害，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好转。

【注释】

[1]蒋伯英：《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的历史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2]《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3]《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4]《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5]《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6]蒋伯英：《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7]《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8]《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199页。

[9]《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10]《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174页。

[11]《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页。

[12]《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13]《赣西南特委通讯》（1930年4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

[14]《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15]《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16]《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17]《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页。

[18]《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一号（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19]《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一号（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20]《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一号（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21]《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22]《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5页。

[23]《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24]《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25]《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26]《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一号（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27]《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1930年5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版，第604～605页。

[28]《赣西南特委政权工作报告》（1930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116页。

[29]《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页。

[30]《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页。

[31]《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1页。

[32]《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33]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34]江虞：《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35]《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一号（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36]《赣西南特委给四军前委信》（1930年5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37]邓子恢、张鼎丞 ：《闽西的春天》，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38]张鼎丞 ：《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页。

[39]《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暴动及政权、武装、群众组织情况》（1929年9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305页。

[40]《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四号》（1929年11月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89页。

[41]《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29年6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112页。

[42]《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133页。

[43]《中共闽西特委通告十五号》（1929年11月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92页。

[44]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45]《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暴动及政权、武装、群众组织情况》（1929年9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306页。

[46]《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暴动及政权、武装、群众组织情况》（1929年9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307页。

[47]《中共闽西特委通告二十八号》（1930年1月28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2页。

[48]《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1929年11月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87～288页。

[49]《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1929年11月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88页。

[50]《中共特委通告第十四号》（1929年11月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90页。

[51]《中共特委通告第十四号》（1929年11月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90页。

[52]《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02页。

[53]《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02页。

[54]《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02页。

[55]《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03页。

[56]《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1930年2月6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9页。

[57]《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1930年2月6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50页。

[58]《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1930 年 2月6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51页。

[59]《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1930 年2月6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51页。

[60]《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0页。

[61]《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1页。

[62]《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5页。(www.xing528.com)

[63]《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5页。

[64]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65]《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页。

[66]《赣 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页。

[67]《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68]《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69]《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70]《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71]《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72]《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73]《赣西南特委政权工作报告》（1930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74]《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案》（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75]《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5页。

[76]《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7～199页。

[77]《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7～199页。

[78]《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2页。

[79]《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2页。

[80]《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81]《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82]《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83]《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84]《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页。

[85]《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3页。

[86]《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87]《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354页。

[88]《赣西南的土地革命彻底实行的有二十县》，《上海报》1930年6月10日。

[89]《富农问题》（1930年6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35～336页。

[90]《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1930年9月9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104页。

[91]《另一个世界的闽西》，《红旗日报》第14号，1930年8月28日。

[92]《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9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176页。

[93]《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213页。

[94]《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213页。

[95]《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五号）——关于组织粮食调剂局问题》（1930年6月14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20页。

[96]《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五号）——关于组织粮食调剂局问题》（1930年6月14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20页。

[97]《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七号——关于设立闽西工农银行》（1930年9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194页。

[98]谢汉秋：《福建全省群众组织情形报告（节录）》（1930年7月13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52页。

[99]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79页。

[100]《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101]《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102]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79页。

[103]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79页。

[104]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79页。

[105]《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106]《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107]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

[108]《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109]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

[110]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

[111]《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112]《赤光普照的赣西南》，《红旗》第95期，1930年4月19日。

[113]《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114]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

[115]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81页。

[116]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1页。

[117]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1页。

[118]《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119]《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120]《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121]代英：《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1930年3月26日），《红旗》第87期，1930年8月26日。

[122]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2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

[123]《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124]《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125]《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126]《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127]《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128]《 赣西南朱昌偕报告》（1930年9月）。

[129]《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1930年8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130]《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1930年8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131]《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1930年8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

[132]《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1930年8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

[133]《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134]《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135]《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136]《 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137]《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138]《 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331页。

[139]《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9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405页。

[140]《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与各项文件》（1930年7月8日—2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69页。

[141]《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印发），《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05页。

[142]《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印发），《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08页。

[143]《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印发），《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13～417页。

[144]《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特委通知第一号》（1930年8月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19页。

[145]《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特委通知第一号》（1930年8月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19页。

[146]《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三十一号）——关于组织雇农工会问题》（1930年7月1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50页。

[147]《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印发），《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11页。

[148]《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印发），《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13页。

[149]《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特委通知第一号》（1930年8月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