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各地的武装暴动至建立起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的艰苦过程，最终形成的有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战斗其中的红色区域。在赣西南和闽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苏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土地革命，进行了推翻旧社会制度的社会改造运动，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赣西南、闽西红色区域在赣西南苏维埃政权和闽西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前后，各县、区、乡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尽管新生的红色政权遭到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红色政权并未因此被摧毁，反而在同敌人的不断战争中越发扩大和发展。红色区域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当作自己的政权，并从实际行动上拥护和支持它。苏维埃政权既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起来，也是广大群众生活和生产的根本保障。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的最大利益，是在政治上摧毁了反动统治政权，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摆脱了千百年来在政治上受压迫的命运。“工农兵齐心一致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土豪绅土军阀官僚，以及非骡非马作威作福的国民党指导委员会与帝国主义的的侦探——神甫牧师等剥削工农压迫穷人的恶魔，斩草除根的杀得干净！”[99]苏区人民在推翻反动政治统治的同时，纷纷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组织，选举自己的领导，治理自己打下的江山，根本改变了昔日受凌辱、任宰割的政治地位。政治上的翻身，使苏区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党和政府的政治意识在群众中得到普及，“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100]。
第二，苏区人民完全理解而且支持党和政府领导的革命斗争，比如在赣西南，“群众对党的信仰非常好，因为党在斗争中能够起政治的领导，赣西方面中心区域，特委的所在地，组织上亦相当能起领导作用，尤其是党领导他们打吉安赣州行动中，得到非常大的成效，计算自攻取吉安到现在，群众总牺牲了将近一万，没有哪一个有怨恨，打死了，自己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的房子，亦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对党信仰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101]
第三，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权是由乡、区、县基层苏维埃政权发展而来的，其政权职能，必须通过下级政权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许多政令亦须经过下级政权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这样的政权组织系统中，以代表大会的形式来实现管理政权的权利。“各级苏维埃政府是由群众大会中选举代表，开代表会议，决定工农本身的一切问题。”[102]如在闽西，“县苏维埃的代表由各乡群众大会中选举一定数目的代表，经过复选，出席大会。工人以职业为单位，红军、赤卫队、兵士以部队为单位，选举一定数目的代表，经过复选出席县大会。闽西苏维埃代表经过区县两次复选出席闽西大会”[103]。在苏维埃政权下，凡在16岁以上的男女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要没有反动行为，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豪绅地主、官吏和其他以剥削为生的分子，均无选举和被选举权。这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政权民主制度的阶级性。在组织政府方面，由选民选举代表，由代表选举苏维埃政府委员，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为了充分体现民意，加强人民群众参予管理政权的权利，“各级苏维埃代表会是定期举行，决定一切问题，如遇某代表不能代表所选出地群众的意见时，由群众自动召集大会，撤消代表资格，另选代表；政府委员如不愿或不努力执行代表会决议时，由代表会议撤消其委员资格，另选委员充任。总之是绝对的民主政府，它的一切行动与主张，都是群众的意见，与国民党的军阀政府完全两样”[104]。此外，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包括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方面的广泛自由。总之，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度，本质地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和利益，这是苏维埃政权深受人民拥护的政治基础。
苏区人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同时，经济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增加了工资，废除了那种在“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105]制度。苏区人民在苏维埃政府的带领下，烧毁了豪绅地主的田契、借约、债据等。农民可以不交租、不完粮、不还债，苛捐杂税被废除，高利贷剥削被消灭，工农群众的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善，与在反动统治下的生活截然不同，“人民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除盐比较困难外，其余都能自给……尤其是吃了便宜谷米，苏区两元钱可买一担，白色区要二十元一担，这样与未革命的区域比较，即相差很远了”[106]。尽管在战争环境之下的苏区，新的经济体制无法健全，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保护下，苏区人民恢复了生产的热忱，生活得到了改善，最重要的是摆脱了往昔为活命而四处奔波的困境。
苏维埃政府注重在苏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苏区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满足苏区普及教育和提高苏区人民文化水平的需要，各地苏维埃政府先后开办了许多列宁学校、训练班、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以及各种适宜于革命斗争需要的教育机构。“各县开设列宁师范，区乡列宁小学现在已十分之六七的地方开设了……成人补习夜学亦渐渐到处兴办，除学校教书之外，还有一种普通的识字运动，以乡为单位，按群众住所，不分男女老少，十人一组，从中选出一较识字者为组长（即教员），每周由乡苏维埃召集各组长授以科目与教授法，以革命歌谣，及工农所需要的东西为教材。”[107]有的地方还“发行各种革命的教本《工农兵读本》、《劳动读本》等”，有的苏区教育部门还自编“一些革命的名词理论等材料”[108]，作为社会教育的教材。总之，文化教育的发展，使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为苏区创造了一个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树立新文化、新道德、新风尚的文明氛围。
苏区广大妇女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因此，苏维埃政权给广大妇女带来的政治参予权，经济自主权，人身自由权和教育享有权，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进步与文明的政权形式。在苏维埃政权下，“妇女得到了解放，各级苏维埃代表与委员都有女子参加。无论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与男子丝毫没有两样。同样妇女对革命的贡献与男子也是一样，无论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作战、放哨、游行示威，女的也一样参加”[109]。苏维埃政权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妇女的种种合法权益，这在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www.xing528.com)
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积极动员起来，组织赤卫队，建立地方武装，输送大批青年男女参加红军，使红军的队伍不断扩大。如“在整个闽西百多万革命群众中除老少外，强壮的男女红军，赤卫队的后备军队，少年先锋队，二十万以上。”[110]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苏区范围内的农村，都带有军事化的特点，“每个赤卫队（加入了苏维埃的，多半是赤卫队）、少先队都能经常下操，农民的军事常识都能懂得些，没有操会散兵线的很少，扩大红军，没有新兵，农民一到红军，即会开枪及初步动作，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的队伍非常整齐，如红军一样，甚至妇女也有很多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111]。这是在苏维埃政权下，苏区群众军事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苏区群众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还参与了由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各种生产活动、公益建设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
苏区群众自愿参加由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各种合作社，是苏区群众社会经济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在赣西南苏区，“各种生产消费和使用合作社，许多地方都已成立；东固苏维埃管辖的东固银行，他所发行的流通券，信用极好。通行各县，一直到吉安城外半里的水东也可通用，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东固银行的基金充足，同时也是群众的热烈拥护，拒用反动阶级的票币，争着拿现洋来换东固的纸币所致”[112]。赣西南政府还将“东固银行扩充为西南政府的银行，在兴国县城永新县城设立分行，银行在群众中的信仰很深厚”[113]。在闽西，大多数苏维埃区政府也“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即农民银行），苏维埃下的群众，有正当需要（用在农业或工业上），可向政府借贷，至多只取一分的利息，打破了高利借贷的剥削”[114]。各种合作社的成立，保障了苏区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稳定，其作用是重大的。
在苏区，由于苏维埃政府开办了医院，苏区人民的医疗生活得到了初步的保障。“区乡政府聘请了医生，设立公共看病处，苏维埃下的群众有病去诊断，不取分文钱，同时各地均设立药材合作社（或名公共药铺）。农民过去有病请医不起只有问菩萨一条路，现在农民不但发生政治问题要提出意见到苏维埃解决，就是身上小小的病患，都有苏维埃解决……”[115]这不能不说是苏区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的证明。
为满足苏区群众业余文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各苏维埃乡政府都设有俱乐部，“它的作用不但供群众游玩，而且是教育群众最好的地方”[116]。在俱乐部里，墙壁四周贴满了标语和画报，以最简便直观的方式向群众作有益于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宣传。俱乐部“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讲剧，唱歌，呼口号”[117]。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深受欢迎，尤其是“每逢纪念节的文明新剧，革命小调，都普遍的有”[118]。总之，俱乐部起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对苏区人民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政治热情，起了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苏区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倡导下，开展了移风易俗的活动，使苏区呈现出新的文明景象。如在赣西南“苏维埃的胜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119]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遭到群众的摒弃，是苏维埃政府倡导的社会改革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苏区群众改变旧的社会生活的表现。
为了改善苏区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苏维埃政府还注意开展一系列的公益事业的建设。如赣西南地区，苏维埃政府“办学校，办合作社，办理粮食的互相的补济……又办有赤色邮政，……永新县政府办有缝衣工厂，东固埠田也办有缝衣工厂，阜田修有一伟大的列宁堂”[120]。又如闽西，许多“乡村的水沟桥梁道路都大加修理起来”[121]，甚至“苏维埃政府修理了一切水道，每个农民田里都可得到充分的水，一面不会干坏禾苗，减少收获；他方面农民间没有争水的斗争了”[122]。苏维埃政府的这些举措，是稳定苏区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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