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苏区政府成立与土地革命的展开

1930年上半年，连续经过“二七”会议和赣西南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赣西南区域革命斗争的“发展走上了平衡的形势，赣西南赤色区域的联系亦甚精密”，“整个的武装斗争局面已建立起来了，同时与湘粤闽等省取得联系”^[25]。在赣西南党的“一大”上，新成立的赣西南特委又设立了6个行委，使赣西南的苏维埃区域得到扩展。由于赣西南党的总目标已经明确，具体的行动方案也已确定，这样，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已是刻不容缓，其基本条件也已成熟。

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赣西南红色政权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1929年4月，红四军根据前委确定的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利用蒋桂军阀战争期间赣南反动驻军空虚的机会，在赣南地区开展分兵活动，所到之处，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4月12日，在红四军的帮助之下，于都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赤卫大队，随后还建立了于南、于东、于西、于北四个区的革命委员会。4月15日，在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的指导下，兴国县的红色政权也建立了起来。随后，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政纲强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区、乡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取消国民党政府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建立游击队和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保卫革命政权。与此同时，兴国红色政权还颁布了由毛泽东起草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进一步完善起来。4月下旬，在于都、兴国县境内分兵的红四军所属部队，东转宁都县境活动，29日攻克宁都县城，5月3日，宁都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7月，东国和延福两区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0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随着各地红色政权的建立，红色区域的扩大，建立相对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就大大加强了。为此，1929年11月，召开了有吉安、吉水、峡江、安福、分宣、万安、泰和、永新、莲华、宁冈等县一百多名代表参加的赣西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权，选举曾山为主席。1930年“二七”会议之后，又召开了赣西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产生了赣西苏维埃政权。至此，赣西南的苏维埃政权已初具雏形。

赣西南党“一大”曾强调：“赣西临时苏维埃是群众斗争更进一步的走上苏维埃阶段的一组织。”^[26]并且决定，在“一大”后，将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管辖赣西南区域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仍任主席。同时，决定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之下，设立五路苏维埃办事处，并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分别任命领导人。这五路办事处及领导人分别是：北路办事处，周鉴清为主任；西路办事处，刘子干为主任；东路办事处，黄鉴为主任；西河办事处，丘达三为主任；东河办事处，肖大鹏为主任^[27]。至此，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行政体制初步形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赣西南这块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尽管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新生的政权是处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之中，因而，赣西南政府无论在政府机构设置上，或在工作人员配置上，以及其他政府行政工作方面，都存在着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的地方。对此，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在一份报告中，特别要求赣西南政府要加强如下两项工作：一是要“健全西南政府本身”。主要内容有：建立常委会；充实工作人员，建立政府各部；加强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多做巡视工作；实行集体分工，各部工作须有计划进行；淘汰不积极及表现不好的工作人员，等等。二是要“创造真正代表会议政权”。主要内容有：凡不是经由民众直接选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一律召集代表大会改选；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须按期召集；实行撤换违反群众利益的代表及委员；加紧苏维埃意义的宣传，使群众明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28]。由此可见，建立完整的、高效率的赣西南苏维埃政权，是受到赣西南党高度重视的。上述两个方面，既可看作是加强赣西南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措施，又可看作是巩固和发展政权的奋斗目标。赣西南苏维埃政权的发展，正是在这样轨迹上进行的。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土地革命随之全面展开。就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夕，红四军前委根据赣闽粤三省斗争的新形势，以及红军攻取赣州不克的新情况，在赣州城外楼梯岭发出《前委通告第三号》，决定红四、五、六军以“三个月为期”，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开展大规模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通告对分兵的目的和意义作了如下说明：“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29]通告指出，那种迟迟不进行土地分配，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做法，是一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30]。因此，通告要求红军在到达有长期武装斗争经验的县内，应立即有计划地进行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要树立从前没有过的新观念，即“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31]，这就是“伴着发展”和“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原则。红军的分兵活动，对赣西南苏维埃政权更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根据“二七”会议以来赣西南党有关土地革命指示精神，在主力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赣西南全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赣西南对于土地问题凡是建立了赤色政权的地方均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均分配’的原则，而且不论反动派的家属、豪绅的家属，只要在赤色政权下能遵守赤色的纪律而且不应杀的，一律平均分得田地，孤儿寡妇老弱残废大小男女均一律平均分得田地，分田是以一乡为单位……平均分配容易办，群众也欢迎……平均分配每人分得七斗田至八斗田为普通”^[32]。当然，在不同的地方，由于政权组织健全程度不同，群众发动程度不同等原因，土地分配的彻底性也有所不同。如水南、白沙两区平分土地的程度就较为彻底。这些地方的分配方法，一般是先将阶级成份划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五种，然后没收地主、公堂会社和富农的土地，以及地主的全部财产和富农多余的财产。分配方式一般按照自然村为单位，以人口多少进行平均分配，田多的村多分，田少的村少分。这种分田方法，一般速度较快，体现了毛泽东在“二七”会议上提出的“一要分、二要快”的分田原则。

在分田过程中，除了遵循按人口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的基本原则外，有的地方在分田开始之前，充分发动群众，激励群众参与分田运动。其基本做法是：首先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向群众阐述分田焚契的意义与政策；同时，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分田愿望，解除他们的顾虑，在群众大会上，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讲清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具体有效地领导分田，由群众民主选出土地委员会，成立以贫农为骨干、有中农参加的分田委员会。委员会负责调查全乡人口、土地状况，并在群众中进行核实，再根据核实的人口和田亩数，算出每人平均应得田亩数，按“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原则，逐户算出应进或应出数，明确进出是哪家和哪里的田。最后，完成“认田”与“过田”的手续，插界牌和发放土地证书。采用上述的方法和步骤，分田过程较快，分配的土地也较准确，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群众较为普遍的欢迎。

从上述分田过程来看，赣西南地区的分田方法主要是以平分为原则。对于这个方法，在“二七”会议上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发现寻乌在分田中，由于没有成法可援，曾提出过4种分田方法。一是按人口平分，二是按劳动力状况分，三是按生活财源多寡分，四是按土地肥瘦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33]。平分土地对于广大劳苦民众来说，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赣西南的农民在政权机关里有个呼声‘要平田’，提出‘没收一切土地，不论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口号，没收分配，以乡为单位，用抽多补少的方法”^[34]。对于违反这种分田原则而采用其他不符合群众要求的方法，赣西南特委在一份《通告》中强调指出：“借口发展生产以劳动力的标准分配土地，忽视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35]总之，平分土地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土地政策，它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欢迎，从而使党和政府争取了群众，使得他们认识到苏维埃政府为他们作主，这样的政权是自己的政权，这样他们就更加支持和拥护苏维埃政权，使政权的建立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为政权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赣西南区域的土地革命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发展迅速，成果可观。到1930年5月，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吉安、吉水、兴国全县都分完了田地；永丰、乐安、南丰、广昌、于都、泰和、万安以及分宜、新余、峡江等县各一部或大部地分完了田地。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5月的一份文件中也提到，赣西南“土地革命比较深入，赣西二十一县除了中心县份全分田以外，其余分了一半的或全分了的没有哪一县没有，赣南之兴国、于都、寻乌、安远、信丰、大庚、南雄、上犹、崇义、会昌等县都先后分了田或正在分田”^[36]。分到田地的农民群众，得到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所列举的事实，农民有了田地和山地，解决了口粮问题，按政府的政策，废除了债务，最重要的是夺取了政权，贫农群众成了农村政权的中心骨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可见，土地革命的发展，是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的最基本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