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在赣西南区域武装斗争的发展，土地革命的展开，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的基础上实现的。早在大革命时期，赣西南地区许多县就建立了中共组织及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工农运动的勃兴，是赣西南区域红色政权建立的基础。
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下，赣西南先后爆发了吉安、东固、延福、万安及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于都里仁、信丰、寻乌等地的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后的地区，一般都先成立农民协会，再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条件较成熟的地方，才建立苏维埃政权。到1930年1月，赣西南地区已陆续建立起14个县（赣西10县、赣南4县）的红色政权，并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也在此基础上创建起来，赣西南苏维埃区域随之初步形成。
1929年1月，红四军由闽西入赣，并同赣西南的红五军和红六军相呼应，“使得这里成为南方各省大规模苏维埃运动的中心”[1]。但是，赣西南工农运动的发展，遭到地方军阀的进攻。1929年8月，湘系军阀在占领南昌后，立即对整个江西革命势力开展围攻，尤其是对赣西南采取更为积极的进攻政策。敌人的进攻，给赣西、赣南党组织的活动和工农运动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甚至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特别是在延福和东固受到攻击之后，“赣西党内外充满了悲观冷落的情绪，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相继一步一步的坍台，……在赣南当然是同样，……总之赣西南三个特委所管理辖下所有的党员都在朦胧中摸索，没有找出一个中心工作来团结党员、发动群众、建立党员奋斗的目标”[2]。显然，解决赣西南工农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在赣西南工农运动既在发展壮大，又处在受到反动势力打压的困境之际，中共赣西特委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特委领导人刘士奇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在政权建设、土地分配、攻打吉安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导致“形成党内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3]。在这关键时刻，赣西特委派人前往赣西永丰，向到达此地不久的红四军汇报情况。为此，红四军前委随即致函赣西特委和红五、六两军军委，建议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和解决赣西南存在的问题。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赣西特委等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吉安陂头举行了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红四军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后的赣西特委代表刘士奇、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王如痴、刘士奇（因刘兼六军政治委员）、姚起华，五军军委代表彭德怀、滕代远因赣河阻隔，不能参加会议，委托黄公略、刘士奇为五军军委代表，苏维埃党团代表李文林，江汉波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了会议，共计40余人。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确定了红军和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
第一，会议对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作了明确规定，提出“（一）建立苏维埃，（二）彻底分配土地，（三）扩大工农武装”[4]，是赣西南党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这三个任务的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5]会议还决定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湘赣边特委合并的赣西南特委，以及决定召开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二，会议讨论了是否攻打吉安和如何攻打的问题。赣西特委根据江西省委1929年10月的指示，提出打到吉安去“推翻赣西豪绅地主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目标，受到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拥护，因而“实行攻打吉安的行动是可行的”[6]。由于攻打吉安口号的提出，“竖立党内外群众斗争的目标，确是赣西南转败为胜的严重关头”，“的确挽救了党内冷落的危机，消灭党内外群众的失败情绪，且号召了党的干部，发动了广大的群众”[7]。会议充分肯定了赣西特委提出的“打吉安”口号的正确性，并确定了行动目标，作了战略和战役的部署。
第三，会议还讨论了土地分配的政策。关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赣西南党内有过分歧，产生过两种意见。“一为没收一切，平均分配；一为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和祠庙土地依照劳动力分配。”[8]会上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发表了看法，认为赣西地区有较好的条件，完全可以将土地革命发展起来，但是在一些地方尽管割据已达两三年之久，政权才迟迟建立，土地革命也刚刚开始，这显然是不适应正在发展着的工农运动的要求。因而，毛泽东强调指出：“赣西土地迟迟分配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根据闽西工作经验，应为：赤色政权久已建立者应没收一切，其初起来的应如后说，分配方式应平分，以平分能夺取整个群众，否则，不能夺取全部群众。”[9]在毛泽东看来，前一种意见较适合赣西南的现状，也较易较快取得成效。会议在毛泽东表态后，基本统一了意见，“结果照毛同志的意见通过”。这样就结束了这场拖延已久的争论，为赣西南地区土地革命的迅速发展打开了通道。
“二七”会议根据赣西南土地革命的需要，制定并通过了《土地法》，史称“二七”《土地法》，共有4章33条。“联席会议决定革命的土地法，反对迟迟分配土地，指出不论何地凡暴动驱逐了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分与农民……对于分配土地，指出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联席会议指出，表面上站在左边，现时阶段主张所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理想，实际是帮助豪绅保持封建势力，达到违反彻底破坏封建基础的任务。同时以劳动力标准分配，与男女老幼平分，应该采取后者，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10]。“二七”《土地法》直接政治目的在于以“争取群众”作为土地分配的第一标准，因此，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要求为立法基础的。
《土地法》对土地的没收对象、没收内容、分配对象、分配标准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总体上体现出土地分配，主要以打击封建势力，争取大多数民众，稳定农村社会，保证土地的合理有效使用，有利于满足广大贫苦农民要求的原则。因此，《土地法》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赣西南地区土地革命的发展。
在“二七”会议上，“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11]，决定组织新前委，即以红四军前委扩大为指挥湘鄂闽粤斗争的前委。其成员是：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星元、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等。会议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星元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后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www.xing528.com)
“二七”会议是一次对赣西南党和苏维埃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尽管会议存在一些错误的提法和做法，如对江汉波的处理等，但会议的成功召开，“解决党内的争执，确定了党的几个中心任务和策略，挽救了赣西南党的危机”[12]。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的革命形势开始好转。红军第四、五、六军集结于赣江两岸，先后占领了吉安周围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和红军的大规模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惊恐。在1930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先后急调唐云山、邓英、张辉瓒等部，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红军和赣西南特委根据敌情，采取了“‘侧面解决敌人’，‘敌南北进’，‘敌北南进’，即敌人向南路进攻时，北路必须前进，以攻敌之背，如敌向北进时，则南路同样的进攻”[13]的游击战术，从而最终打败了敌人，保卫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在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为贯彻“二七”会议精神，加强赣南党的建设，1930年3月15日，赣南工作会议在兴国县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省巡视员张怀万，赣南各县、区负责人，以及“二七”会议指定的赣西南特委全体常委，共40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政权、土地、武装、组织等问题。
会议根据“二七”会议的基本精神，着重批评了赣南一些地方没有将土地革命开展起来的错误做法，特别指出兴国县的一些同志“认为土地革命是宣传时期，而非实行时期”，对群众“抗租债，均有拖延不理的表现”[14]的错误认识与做法。会议同时还纠正了赣南特委在苏维埃发展方向上的不切实际的路线。江西省委曾规定赣南苏维埃区域扩展的三条路线，“一由赣州、兴国向北发展，取得与赣西的联系；一由赣州经南康向大庚发展，取得与广东南雄的联系；一由赣州向于都、瑞金、会昌发展，取得与闽西的联系，其主要的中心城市为赣县”[15]。会议认为，按照赣南的实际情况，赣南的发展方向在于“向瑞金取与闽西联系，次要为南雄路。”[16]会议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意义，认为这“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17]。
赣南会议实际上是“二七”会议的继续，它对整肃赣南党的组织，重新确定赣南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赣南会议后，根据“二七”会议的决定，1930年3月22日至29日，赣西南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安县富田召开。到会的有赣西南地区30余县78名代表，代表党员3万余人。会议由刘士奇作政治报告，并组成12个起草决议委员会。会议讨论的事项“有政治、组织、宣传、武装、政权、兵运、经济济难、职工、农运、妇女、CY与青年工作”[18]等。会议在分析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后，对赣西南党的任务作了如下四项规定：“1、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2、彻底分配土地；3、扩大苏维埃区域；4、武装工农扩大红军。”[19]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代表大会强调要扩大苏维埃组织，认为“赣西南各县区有了两三年的长期斗争和赤色割据，尚未建立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一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巩固斗争的胜利”[20]的错误倾向。大会决定由赣西南党团负责，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各级苏维埃，建立赣西南苏维埃政权。
代表大会产生了赣西南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赣西南特委，选举肖道德、肖芳全、丘达三、李文林、刘士奇、胡炳田、胡品、胡益寿、王怀、龙超清、陈婉如、丛允中、郭贞、曾如柏、谭思聪、刘天干、郭承禄等17人为特委委员，曾炳春、金万邦、钟蛟球、贺一、赵世嘉、谢汉昌、左柏、段起凤、李白芳、周勉、彭桂峰等11人为候补委员，并由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推选肖道德、刘士奇、李文林、丛允中、王怀为常务委员，刘士奇为书记。大会决定在特委之下设立六路行动委员会，即西河行委，黎日晖为书记；东河行委，罗寿男为书记；东路行委，金万邦为书记；中路行委，毛泽覃为书记；北路行委，郭承禄为书记；西路行委，周高潮为书记。
赣西南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对赣西南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有重要影响的会议。“自‘二七’联席会议后，赣西南党已开始布尔什维克化，复第一次代表会党内有很大的进步，在会议中求得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21]。大会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比较‘二七’会议要深入，更具体”[22]。大会“确定了以完成赣西南赤色政权、彻底分配土地、武装工农为三大政治任务，同时确定夺取赣河中段政权、巩固南段政权、开展北路政权、与邻省革命势力联系夺取五省政权（湘鄂赣粤闽）为奋斗总目标”[23]。这次大会也使得“赣西武装斗争的局面有长足的扩大，赣南斗争亦逃出了日常斗争的圈套，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且有迅速的发展”[24]。党的组织建设的加强，土地革命的发展，武装斗争的壮大，苏维埃区域的扩展，使得建设统一的赣西南苏维埃政权，成为赣西南党必须解决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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