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毛泽东创造赣南、闽西割据的方针与理论依据

关于创建苏维埃政权，毛泽东早在八七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初步的理论。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特别是经过了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毛泽东对于在中国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建立红色政权，以及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他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5个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作了更深层次的阐述。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个全新概念的政治名词，并且指出这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由此可以发现，毛泽东已经把八七会议及其以后提出的“工农武装暴动”思想，演进到了“工农武装割据”这样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念。

那么毛泽东之“工农武装割据”，应当包容有哪些内容呢？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就是以乡村为基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式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白色政权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模式。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上升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中，在割据区域创立巩固的红色政权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政权的存在，也就说不上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毛泽东经历了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以及后来创造赣南、闽西割据，也就是创造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实践以后，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及其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建立赣南、闽西割据的方针与理论，主要反映在红四军首次占领长汀后，毛泽东于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以及随后于4月5日代表前委在瑞金给中央的信。在这两份文件中，毛泽东有感于对赣南、闽西沿途调查研究所得的感受，以及对于南方各省乃至全国形势的分析，向中央提出一个明确而大胆的计划：“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6]在这里，毛泽东提出的依然是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模式。只是此一割据比井冈山割据的范围要大许多倍，其割据区域的行政领导机关，依然是工农兵代表大会性质的工农民主政权。

毛泽东提出这一行动方针，自有他的理论依据。这一依据的核心，虽然没有脱离5个月以前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阐述的关于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5个基本条件。但是，由于形势与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具体的内容上也就更加充实。主要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全国形势正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曾说过：“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7]毛泽东1929年春在闽西、赣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候，对于全国的形势作了相当乐观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在1928年冬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将很快恢复，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会很快的消失，因此，毛泽东断言：“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8]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大胆的、积极的态度，用积极的口号和积极的精神，才能领导群众，才能很快地恢复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错误，而现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都要加以纠正。

第二，白色政权的分裂与敌人内部矛盾的加剧，给创造赣南、闽西苏维埃政权割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历来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各派新旧军阀持续不断的矛盾与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9]。

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只要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当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1929年3月14日攻占长汀，4月1日又回师瑞金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的期间，中国的大地上正在爆发一场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之间的混战，白色政权又一次发生了大的分裂，这就给了创造闽西、赣南红色政权割据的大好时机。所以，毛泽东在长汀前委会议当天和在瑞金给中央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有利条件。

当时的情况是，1929年2月，以桂系李宗仁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下令改组湖南省政府，撤免亲蒋的省主席鲁涤平，改以何键为省主席。蒋介石为此极为恼怒，下令查办武汉政治分会，并调动大军进迫湖南。蒋桂战争如在弦上，一触即发。所以，毛泽东认为：“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10]

除了蒋桂两大派军阀的矛盾激化，就闽、浙、赣三省国民党的力量来看，也是相对薄弱。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这三个省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军阀势力虽有14个团，但郭凤鸣部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二部均为土匪军，战力甚低；海军陆战队两旅在沿海，战斗力也不强；驻守闽南的张贞部也只有两个团能够作战。在此五部之间，彼此矛盾，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然不能统一。而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二部共16个团中，大多曾与红军交战，除李文彬一旅之外都曾被红军打败过。(www.xing528.com)

白色政权内部的分裂与战争，以及闽、浙、赣三省敌人军力的薄弱，便是毛泽东确定创造赣南、闽西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另一重要依据。

第三，党和群众基础的坚强，是创造赣南、闽西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又一条件。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到达井冈山，再由井冈山进兵赣南、闽西，在实际的斗争中对于湖南、江西、福建三省党和群众的基础，了解得十分透彻。毛泽东4月5日在瑞金给中央的信指出，江西、福建二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一些，赣北的德安、修水、铜鼓原是发动过秋收起义的地区，仍有相当的基础；赣西地区原属井冈山根据地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也依然存在；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正日益壮大；赣东北则有方志敏的红军在活动。毛泽东认为，这在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特别使得毛泽东感受深切的是，他与朱德的红军在赣南、闽西所到之处，都可以发现这一带的党和群众基础十分强盛。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11]

由此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于闽西赣南的党和群众的基础是十分肯定的，特别是对于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江西全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以及对南昌造成包围的态势，使他对于首先争取江西全省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信心。因此，他于4月5日在瑞金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这样的行动方针：“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毛泽东的这项计划，虽然不能认为十分圆满，但是其实质内容，却包含着一个更为远大的战略目标，这就是通过赣南、闽西20多县范围的割据，广泛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向四周拓展，以与浙赣边界、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相连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农村苏维埃割据局面，促进中国革命潮流的高涨。这一设想，体现了毛泽东由以城市为中心转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萌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片面强调了城市对农村的领导作用，不相信农村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能够促进革命高潮的观点，而毛泽东在这里却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见解。毛泽东在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的前提下，特别肯定了农村苏维埃的建立对于革命发展的作用。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2]。

从这段言论可以发现，毛泽东固然把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割据作为“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反映其以城市为中心的观念尚未完全褪落；然而他总的倾向明显地表现出在当前局势下，特别加强农村斗争的主张，提请中央注意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的特点，也就是必须注意于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和理论指导，毛泽东3月20日在长汀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时，经过对不同主张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决定以闽西，赣南，湘赣边界三地为游击区域，放手分兵游击，争取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号召群众的反军阀混战，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政权”^[13]。自此以后，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在赣南、闽西分兵游击，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