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及其原因

赣西南、闽西地区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实行武装暴动并建立起最初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为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一次尝试。但是，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地区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虽然较之其他地区更强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势力也并不强大，但就全国的情势来考察，这些暴动和如萌芽一般的苏维埃政权，是处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的重重包围之中，显得十分脆弱，加之党与苏维埃政府自身存在有许多弱点，革命主观力量还相当单薄。因此，这一地区的暴动和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国民党大举进攻之下，很快遭到失败。这里仅以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和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为例，简要介绍初创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的失败情况及其经验教训。

1928年1月赣西地区的万安暴动，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江西省最早成立的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在江西全省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因此，国民党当局当然会竭尽全力镇压万安革命势力，摧垮这一新生的红色政权。

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第三天，国民党当局立刻增调大批反动武装赶赴万安。敌人进攻之初，以杨如轩的第八十一团和七十九团一个营从吉安溯江而上，直抵泰和，并用一个连的兵力会同泰和靖卫团向与万安毗连的泰和五区进攻。万安、泰和两县农军3000余众，为保卫暴动胜利和新生的红色政权，奋起抵抗，一度打击了敌人的锐气。敌人复又增兵，以一个整团的兵力于1月2日向退守万安城内的农军发动攻击。不久，国民党又增派第十六军方鼎英部一个师从赣江顺流而下，加强对万安农军的进攻。

国民党在向万安农军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施行政治欺骗与分化瓦解，向群众提出的口号是：“拥护工农，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我们赞成你们废除债务，不过要还粮”。中共万安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加强宣传和动员，揭破反动派的欺骗。由于强敌压境，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决定放弃万安县城，将城内粮食尽行搬空，并烧尽所有反动派的房屋。

万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率领农军于1月23日撤离县城之后，转移到山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们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39]。这一游击战术，是万安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同敌人作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游击战术的高度概括与结晶，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县苏维埃撤离县城，国民党军队即于1月24日入占万安，并立刻开始血腥屠杀，对暴动领导人和工农群众实施残酷的镇压。据当时的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同年7月在苏联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的报告，国民党军在占领万安以后，凡见到万安籍民众便要抓捕，对共产党人实施斩尽杀绝政策，甚至提出“藏匿共党者同罪”的口号。“担任过农协工作者，重则杀头，次则抄家，再次则抄没家产之部分，领导者则全家杀戮，入狱者更不计其数。”在此白色恐怖之下，万安县村村淌热血，处处闻哭声。据当时的估计，全县死在反动派屠刀之下者约600人，其中党员占47%，团员约占7%。党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农民协会干部大部分被杀害。暴动领导人曾天宇牺牲。县委书记张世熙化装单身越过敌人搜捕，到达南昌省委机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光万率领剩余的数十名武装战士转战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闽西永定县溪南苏维埃政府，是在1928年6月底7月初的永定暴动成功之后建立起来的。同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的形势一样，这时不仅在全国，而且在福建，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闽西已经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等地区的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条件不成熟，都未能实现土地革命，也未建立红色政权。这些地区暴动所保存下来的一批武装骨干，势单力薄，仅仅在几个不相连而面积又不大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不能给溪南苏区以有力的支持。加以新成立的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在短时间内还来不及创造出一支坚强的红军主力部队，因而难以抵御不断增援的敌军的镇压，更不可能形成寻找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主动出击的局面，所以很快就陷入了被动应战的不利态势。尽管苏区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同敌人的军事进攻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终因孤军奋战，难以久支。因此，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两个月左右，就很难再继续存在下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在获悉永定暴动的报告以后，对整个闽西的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估量，提出了新的方针。8月8日，党中央致信福建临时省委，指出闽西的农民运动目前应着重“发动农民最迫切的经济斗争，如抗债、抗捐等。在这些斗争中去加紧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武装组织，扩大苏维埃与土地革命政纲的宣传”。在没有夺取政权以前，工农革命军不必组成正规部队，可以编成许多支部队分散游击，有利于发动群众和发展队伍。^[40]

随后，中央巡视员郑超麟携带中央的指示抵达厦门，于8月11日召集福建临时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接受了中央指示，分析了永定暴动一个月来的情况，认为原来“以为永定邻近各县有援助并响应永定”的估量不能实现，以致永定农民几乎是孤军奋斗；另外，永定各地斗争发展不平衡，难以实现全县的暴动与割据。因此，省委过去提出“以永定暴动为发端，立即实现闽西的割据局面，并向闽南发展”的方针，是“过重估量了暴动的条件”^[41]。根据这一分析，省委于同一天向闽西特委和永定、上杭、龙岩、平和四县委发出指示信，指示他们必须“深入并扩大我们的暴动工作，切实准备闽西割据的条件，布置闽西割据的前途”，以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很有把握的能实现这个前途。

党中央和临时省委的上述分析和意见，基本反映了中央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在苏联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10月间，出席党的“六大”的福建省委候补书记罗明回到福州，他在向省委传达“六大”精神后，与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一起前往闽西各县传达。

这期间，中共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鉴于溪南苏区在坚持了四个月的斗争，屡受反动派摧残之后，群众情绪逐渐低落的实际情况，于11月上旬改变了斗争策略，决定暂时收缩力量，停止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并将各县武装分成若干小队伍，派回各县工作。

11月12日，罗明与陈柏生经广东抵达永定溪南，当即与郭柏屏、张鼎丞、邓子恢及永定县委负责人召开闽西特委扩大会议。第二天，会议转移至永定合溪继续召开。会议由罗明传达党的“六大”决议，研究了永定的形势与斗争方针。会议除了同意一个星期以前特委采取的策略以外，确定了闽西斗争的总策略，这就是：“夺取群众，准备游击战争，同时发动小斗争，并扩大党的宣传巩固民众组织”，以便发动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42]。

自此以后，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停止了工作，参加暴动的民众一部分留在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还有一部分返回家乡。但是由于溪南区各乡群众力量强大，国民党军队及当地豪绅地主虽欲施以镇压，农民分得的土地重新被地主夺回，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与赣西万安县相比较，苏维埃政府解体以后受到的摧残要少一些。

总之，无论是赣西南，还是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在贯彻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之后，都积极地加以实施，广泛组织与发动农民，领导武装暴动，创造了最初的几个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当时主观条件的不成熟，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都十分短暂，很快归于失败。其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有如下一些方面。

在客观方面，主要是敌人力量大大强于革命势力。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国民党依仗其正规训练的军队和优良的装备，对一哄而起缺乏训练的农民武装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与血腥屠杀。例如，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第三天，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和卫戌司令王均即抽调2个师的兵力，分别从吉安和赣州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国民党军进驻万安之后迅速占领了苏维埃区域，到处驻札重兵，岗哨林立，仅在暴动领导人曾天宇家不远处的罗塘墟，就驻扎有一个团。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在极其孤立的情况下，显然是难以坚持的。万安暴动的领导人张世熙在不久以后作的报告中，对万安暴动与苏维埃失败的原因作了冷静的分析，指出这些这些原因为：“甲、在敌人大结合的强大的力量四面包围的孤立搏斗之中。乙、自开始暴动，虽杀豪绅反动派200余人，然大的豪绅均已漏网。丙、未建立强固的党的基础。”^[43]由此可见，敌人力量的强大，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次，当时全国的形势正处在低潮时期，革命势力在遭到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打击以后，还没有复兴。而反革命营垒内部在1928年春夏之间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当赣西南、闽西地区小块红色区域形成，红色政权建立之时，各地的反动势力很快集结起来，一致对付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条件时，其中有两个条件，一是白色政权的分裂与战争，二是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当1928年春夏时节赣西南、闽西红色政权初创之时，这两个条件还不具备。就如毛泽东所说：“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44]

赣西南、闽西初创的红色政权的失败，在主观上也有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量，认为在国民革命失败以后，经过将近一年的恢复与发展，党和群众的革命力量已经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因此在制订和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的计划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急躁情绪，以为只要建立一县或数县红色政权，更多的红色政权可以轻易地创造出来。例如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就提出了“以永定暴动为发端，立即实现闽西的割据局面，并向闽南发展”的方针。及至永定溪南红色区域因受敌人压迫，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局面之时，福建临时省委才认识到这一方针是“过重估量了暴动的条件”^[45]，决定按照党的六大方针，改变斗争策略，加紧群众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以准备创建新的红色割据局面。

第二个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党的领导机关与苏维埃政府在方针策略上受到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实行了某些错误的政策。例如在武装暴动之初以及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采取了过份的烧杀政策。万安县委提出了“杀尽豪绅反动派”的口号，有些暴动地区甚至提出了“杀尽城里人”的过激口号，混淆了阶级阵线，脱离了群众。万安暴动以后，至苏维埃政权失败，总共处决豪绅反动派200多人。但据当时的报告，这200多人都是一般的反动分子。县里那些主要的反动骨干和大的豪绅都已闻风出走。所以，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杜绝祸患，反而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气氛，也招致了反动派更加疯狂的报复与杀戮。

永定溪南苏维埃在受到敌人围攻，群众难于在乡间生活而向被迫上山藏匿之时，一部分群众发生动摇，要求停战并与反动派妥协。党的组织与苏维埃政府未能帮助群众解决疑虑，化解困难，反而提出了“杀死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其结果，非但不能遏制敌人的进攻，反而使得群众更进一步要求与反动派妥协。许多群众提出：“大家都知道苏维埃土地革命是好的，大家都要革命，大家都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可是现在我们的地方太小，太孤单了。最好你们把其他地方的工作都做起来，我们暂与反革命妥协一下，暂时做一个‘白皮红心’，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到了这时，中共闽西特委才不得不停止苏维埃的工作，把革命力量转入山区作暂时的隐蔽。

【注释】

[1]《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四卷第279页。

[2]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308页。

[4]同上书，第331页。

[5]《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7]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10]同上书，第140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12]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1922年7月印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74页。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www.xing528.com)

[14]杜文焕、刘德喜：《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460页。

[16]《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见《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17]《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8月19日），见《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19]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

[20]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21]毛泽东：《并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22]王楷：《福建政治军事概况》，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1926年7月8日印行。

[23]谢剑声：《基督教侵略福建之调查——武平》，1925年12月11日，载《集师学生》第三期。

[24]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1月印行。

[25]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日）。

[26]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日）。

[27]《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闽西特委的指示信》（1928年7月10日）。

[28]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29]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30]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页。

[31]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32]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33]《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1928年1月）。

[34]《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1928年1月）。

[35]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36]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37]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见福建省委党史征委会编《福建党史资料》第三辑，第26页。关于溪南土地分配的政策，1929年8月22日中共闽西特委在《关于武装斗争、党务工作的报告》中的记载与此不尽相同，其要点是：“本乡农民分本乡土地”；分田方法“照年岁分配”；土豪劣绅“不可分田地”；“自耕农之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里采用的是邓子恢、张鼎丞的回忆材料。

[38]《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

[39]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40]《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信》（1928年8月8日）。

[41]《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闽西特委转永定、上杭、龙岩、平和县委指示信》（1928年8月11日）。

[42]《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特委及各县的工作情况》（1928年11月21日）。

[43]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4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45]《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闽西特委转永定、龙岩、平和县委指示信》（1928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