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历史-闽西暴动与溪南苏维埃政权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福建传达以后，闽西各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但在斗争的初期，还只是限于分散的，以减租抗租和反抗烟苗捐等为目的的经济斗争，规模也比较小。通过这些斗争，闽西各地党的组织获得了恢复，确立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威信，宣传了党的土地革命主张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道理，从而为后来的创建苏维埃区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27年12月5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临时省委分析了全省的形势，认为闽西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急剧进展，象征着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指出目前党的主要口号是苏维埃，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人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为此，临时省委把全省划分为四个暴动区域，闽西的龙岩、永定、平和为第一暴动区。省委要求闽西暴动区率先举行暴动，向漳州、厦门发展。

此后不久，闽西各县的农民运动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从1928年3月开始，龙岩、平和、上杭、永定等县的农民协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豪绅地主及当地的军阀统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很快发展成为武装暴动，从而把农民运动推进到一个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农民暴动首先爆发于龙岩后田。后田是龙岩县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乡村。龙岩的反动派在1927年4月15日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龙岩县委机关就设立在这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闽西以后，特别是福建临时省委作出要求闽西率先发动暴动的决定之后，中共龙岩县委就积极创造条件，准备举行武装暴动。

1928年初春，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涨价。地主豪绅为谋取暴利，运粮外销，激起农民愤慨。后田农会为保障农民生活，决定禁粮出境，平抑粮价。于是，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已经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农民跃跃欲试，准备给地主豪绅来一个反击。中共龙岩县委积极加以引导，训练武装骨干，添置武器，并在农民中间宣传共产党的主张。3月4日，在县委的领导下，后田农民举行暴动，镇压为非作歹的反动分子陈北瑞，收缴反动派的各种武器。

后田暴动发动的当天晚上，龙岩县委连夜召开群众大会，向大家揭露地主豪绅的阴谋，当场宣布废除旧债和田租，焚毁田契借约，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交由农民分配。第二天，农会又收缴了地主的粮食，同时限令地主全部交出拖欠的公偿账款，分配给贫苦农民。

在后田农民暴动的影响下，中共龙岩县委及时在全县发动，后田附近十多个乡村的农会起而响应，领导农民收缴当地豪绅武器及田契借据，并在暴动区域实行赤色戒严。

但是，中共龙岩县委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发动群众以实施土地革命，也未能及时地组织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军队与当地豪绅地主势力就很快纠集起来，向暴动区域实行疯狂的镇压与屠杀。在强敌进攻面前，龙岩县委立刻率领暴动武装奋起应战。由于农民武装缺乏训练，武器装备又十分低劣，终于不敌而失败。尽管如此，龙岩后田暴动的枪声进一步唤起了民众，开辟了闽西地区工农武装暴动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新一幕。

龙岩后田暴动的枪声刚起，附近的平和县农民也举起了武装暴动的大旗。中共平和临时县委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长乐乡一带对农民自卫军加以组织和训练，设立了统一号令的指挥部，宣布废弃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革命标帜，在长乐乡一带断绝交通，捕捉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实行赤色割据。

中共平和临时县委在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以后，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乃向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提出报告，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分配土地。1928年3月8日，数千名武装起来的农民在总指挥朱积垒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冒着大雨向县城发起进攻。各路农军奋勇作战，攻入县城，打开监狱，放出被捕同志和群众20多人，烧毁了县公署、县教育局和三四户劣绅的房屋。大约二三个小时以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又集结起来，分路向城里的农军反扑。农军由于指挥失当以及缺乏作战经验，匆忙退出县城，返回长乐乡集中。

平和暴动5天以后，驻守在漳州的国民党军张贞所部，出动大批兵力前往镇压。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激战数小时后不敌引退。国民党军占领长乐乡以后，屠杀无辜，焚烧民房，对长乐及周围乡村肆意摧残。中共平和临时县委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估计敌人将对暴动区域实施更加残酷的镇压，原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计划暂时不能实现，乃决定暴动武装转移到附近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以待时机发动新的斗争。

相继而起的龙岩、平和两县暴动虽然失败，却并未遏制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1928年6月25日，上杭蛟洋地区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又一次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蛟洋地处上杭与龙岩、连城三县交界处，党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蛟洋传达以后，这里的党组织和农会确定工作的中心是发动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斗争。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提出了“二五减租”的口号，向地主索回当年已交的租谷的二成至三成。农民们从斗争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纷纷加入农会。因此，蛟洋的农会实际上成了当地乡村的人民政权。

1928年春，蛟洋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和农会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禁止粮食出境，抗纳国民党政府的捐税粮饷。经过这些斗争，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党的土地革命主张深入人心。蛟洋及邻近乡村约3万人口的地区，实际上形成了割据的局面。这些斗争使得豪绅地主极为惊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与当地驻军郭凤鸣旅的仇恨。郭凤鸣与土豪劣绅勾结起来，不断对蛟洋农会施加压力，强行勒捐派款，扬言“武力剿办”，企图迫使农会屈服。同年5月，国民党上杭县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蛟洋农会立即解散，交出“共产分子”。蛟洋农会在党的领导下表示坚决反抗，扩充农民自卫军，准备实行武装自卫。(www.xing528.com)

郭凤鸣看到农会不肯屈服，决定武力镇压。6月25日清晨，郭凤鸣部300余众在当地豪绅民团的配合下，分两路向蛟洋进犯。中共上杭县委领导蛟洋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举行暴动。农民自卫军虽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由于农军使用的武器低劣，火力不继。敌人凭着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再次向农军发起攻击。最后，农军终因火力不足，加以缺乏训练，被迫向山区转移。至此，蛟洋暴动也落入低潮。

正在这个时候，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暴动，夺取县城，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把闽西暴动推向了高潮。

永定县是闽西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山区。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不久，特别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以后，永定的农民革命运动发展十分迅速。至1928年3月，全县已有30多个乡恢复了农会，入会者2500多户。永定的革命力量，在当时的闽西各县中最为强大。

1928年初，中共永定县委先后领导溪南、湖雷等地农会开展反抗捐税、打击贪官污吏和捕杀土豪劣绅的斗争，群众革命情绪极为高涨。至6月间，由于国民党军队加紧镇压农民运动，阶级斗争更趋激烈。中共永定县委认为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召开党代表会议，研究时局和对策，特别研究了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金砂、金丰、湖雷等地的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准备情况，成立了以张鼎丞为总指挥的暴动指挥部。

经过分析和研究，永定县委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首先在永定县的东乡湖雷一带发起暴动，溪南和城郊一带乡村则按兵不动。待城内敌人出动镇压东乡农民暴动时，集结在溪南一带的农军主力再乘虚袭击县城，营救狱中难友。

6月29日，阮山、熊振声等按照县委的计划，率领湖雷农军首先举行暴动，收缴地主武装的枪支，逮捕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一举击溃了保安队。短短几天之内，农民暴动的风暴席卷永定东部数十个乡村，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湖雷一带暴动发起之后，驻守县城的国民党军果然以主力驰赴东乡各地镇压。张鼎丞即按预定计划，率领溪南农军直逼县城。7月1日，各路农军兵临城下，发起了攻击。经过一番交战，城内留守敌军难以招架。农军攻入城内，一举击溃守敌。但是由于农军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未能杀伤和瓦解敌军，以致在受到国民党军反攻之时，失去了主动权，被迫弃城撤退。

永定暴动的影响波及全县，参战农军达数千人，在闽西南各县引起了剧烈的震动。特别是过去农民运动开展较好的地区，更是受到鼓舞。如龙岩、平和、上杭等县农民纷纷闻讯行动起来，决心响应永定，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

永定暴动发生之后，中共上杭县委决定响应，立即派邓子恢赶赴永定，与张鼎丞等研究协同配合事宜。邓子恢在了解永定暴动情况之后，根据八七会议和龙岩后田、上杭蛟洋暴动的经验教训，向永定县委建议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并肃清反革命分子。中共永定县委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在各乡建立苏维埃政府。

与此同时，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对永定的局势也极为关注，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永定暴动发生以后的形势与工作方针。临时省委决定，立刻成立中共闽西特委以领导闽西地区各县的农民暴动，并发出指示，要求闽西特委“在占领地区应即召开各级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乡、区、县或数县的苏维埃政权”^[27]。

为了贯彻省委指示，省委派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王海萍专程前往永定，传达执行。王海萍到达永定以后，在溪南指导成立了由郭柏屏、张鼎丞、邓子恢3人组成的中共闽西特委。闽西特委成立后，立刻在割据区域的溪南各乡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十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并积极准备分配土地。

9月中旬，在各乡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永定县委领导召开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至此，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国民革命失败以后的艰难奋斗，终于创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形成了第一块红色区域。这个政府虽然还很稚嫩，所辖范围也不过数万人的一小块地区。但这一红色政权成立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价值，不仅是对敌人的莫大打击，更是给闽西以至福建全省人民群众的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为今后闽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