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省的南部和福建省的西部地区，一般称为赣西南、闽西。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这个地区包括有赣南的赣县、于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寻乌、龙南、定南、全南、宁都、瑞金、石城、大余、南康、上犹、崇义；赣西的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遂川、万安、永新、宁冈、莲花；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漳平、宁洋（今已撤销建制，分属漳平、龙岩、永安）。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在这个地区建立与发展，其中一部分地区构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辖区。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总是与红军的活动密切相关。而红军大多处在游击战和带运动性的游击战状况，战线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中央苏区的范围时有伸缩。到1931年秋打破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苏区的地域相对稳定，其辖区有江西省的瑞金、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兴国、会昌、寻乌、安远、信丰；福建省的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建宁、泰宁，共21个县城，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
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复帝，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势力不断扩张，赣南、闽西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依然处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之下。特别是北洋军阀势力向南方拓展之后，在赣南、闽西建立了封建法西斯式的军阀统治。
军阀统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带有严重封建主义色彩的军事掠夺与独裁。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在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争斗不息，相互混战，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无穷的痛苦与灾难；在其各派的统治区内，与当地的封建地主与豪绅势力相勾结，对民众实行血腥的封建统治，与经济上的巧取豪夺。
以闽西为例，1922年，北洋军阀的皖系段祺瑞和直系孙传芳部为争夺统治权，不断发生混战。结果，皖系兵败，直系夺取福建统治权，以周荫人为福建督理。在周荫人统治期间，驻扎闽西的大小军阀就有李凤翔部陆军第三师，张毅部陆军第一师，还有当地的民军、土匪郭凤鸣、卢兴邦等杂牌军。这些军阀势力又各自为政，扩充势力。他们在闽西攻城掠地，连年混战。 自1922年到1925年间，大小混战竟达30多次。
各地军阀为了筹集军饷，中饱私囊，在其统治的地盘内，卖官鬻爵，县长、区长、营长、警长都可以标价出售。其中以李凤翔统治下的闽西最为典型。据记载，卖一个县知事（即县长）官衔，自三四千元至万元不等，且每隔几个月就要换一次。于是，那些巨豪富贾，竞相买官纳职，在其任内敲骨吸髓，鱼肉百姓。这样，每换一任县长，就要增收一次田赋捐税，因而“闽人处此环境之下，困苦颠连，转徙流亡，黠者窜为盗匪，愚者坐以待毙”[22]。由此可见，军阀统治下的赣南、闽西的旧政权，完全是封建官僚与豪绅地主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的统治机器。
在赣西南与闽西地区，由于封建地主与官僚军阀把持各级政权，在政治上实行血腥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施以掠夺与层层盘剥。这种封建官僚地主的政权，其最重要的基础是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农村中，封建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大多数地方往往是聚族而居，或是一姓一村，或是一姓数村。村里的豪绅地主把持族长的地位，他们利用这一地位，在各地建筑有规模宏大的宗祠，订立各种封建族规，利用家族组织控制各种公堂会所，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如瑞金县地主豪绅组织的所谓“廉义社”，麇集着一批如狼似虎的豪绅首脑，号称“三虎”、“六豹”、“十二狼”，是这个县最为凶恶、势力最大的一个封建组织。这种封建组织把持公堂，包揽诉讼，与官府相勾结，贪污勒索，无恶不作。
封建的政权机构，必定孳生出封建的武装组织。除了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正规部队以外，赣南、闽西地区的地主豪绅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趁势建立与扩展自己的私人武装。各县地方武装如“民团”、“团防局”、“靖卫团”等等，实际都是豪绅政权的统治机器。这些武装少则一二百人，多的有五六百至上千人枪，逐渐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的土著小军阀。其中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比较著名的有赣西南的赖世琮、赖世璜、萧家璧，闽西的郭凤鸣、华仰侨、钟绍葵、卢新铭等。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上的渗透影响与经济上的掠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主要特征，与封建军阀的经济同样的残酷，所不同的只是方法与手段。(www.xing528.com)
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样渗透到了偏僻的赣南、闽西山区。他们在各地设立教堂、建洋行、办医院、开学校，掠取经济资源，推行文化侵略。当时一些进步青年对帝国主义分子在武平县开办的“圣家学校”作了一番调查，揭露了这个学校的种种劣迹，指出其“教员之滥竽充数，课程之旧陋，设备之缺乏，虽不能震古烁今，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他们的校主，原不是存心要使武平的教育普及，文化进步的，不过想借此多造几个慈善的招牌，使更多数的中华国民无条件的变成他们的顺民罢了”。[23]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往往同军阀官僚相勾结，控制地方政权，共同残害民众，用贱买、租骗、强占等手段，霸占大量土地房产。仅上杭县城，被帝国主义强占的土地，竟占全城面积的1/6。这些遍及城乡的帝国主义侵略机构及洋人洋教，尽管在中国土地上作奸犯科，恶行昭著，却处处受到封建统治政权的庇护。人民群众稍有触犯，轻则罚款鞭笞，重则坐牢杀头。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打垮了盘踞在赣南、闽西的北洋军阀，摧毁了他们的各级政权机构。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骨干，在这一地区着手筹建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由于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局势也还不稳定，各县新政权有的是由北伐军政治机关直接任命的，有的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联络当地各方进步人士组成的。也有一些县的县知事及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为原来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因此，这期间赣南、闽西的政权良莠不齐，其性质也混杂不清。
但是，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人民大众很快觉醒并自觉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群众运动。在此基础上，各县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成立之初，其权力在农村中可谓至高无上，实际上发挥了农村革命政权的作用。1926年12月，在闽西地区由共产党员主持，分别成立了（龙）岩、（漳）平宁（洋）政治监察署和长（汀（）上）杭武（平）永（定）政治监察署，1927年2月又改组扩充为汀属政治监察署，管辖原汀州府属的闽西八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这些刚刚诞生如嫩芽一般的革命政权，很快被反革命势力摧毁。 自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了反革命的独裁政权，以新军阀取代旧军阀，赣南、闽西仍然处在以地主、豪绅为中心的反动统治之下。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与旧军阀时代一样，就是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形成割据和相互争斗的局面。在福建，分别由杨树庄和张贞、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五支部队割据。其中，杨树庄的海军驻扎于闽东至闽西的沿海地区，其主力的陆战队约三四千人；驻防于漳州的张贞部有2个旅4个团，其势力范围主要在闽南地区；号称“闽北王”的卢兴邦旅约七八千人；盘踞在闽西地区的为长汀的郭凤鸣和龙岩的陈国辉旅，兵力都在四五千左右。郭、陈、卢部均为土匪部队，装备不强，战斗力也极差。江西的各派军阀主要为滇系朱培德部和湘军鲁涤平部。滇军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仅待遇菲薄，且薪饷经常被克扣或拖欠；加以旧军队内的军阀主义极为严重，士兵动辄受到残酷折磨，一旦伤病，苦不堪言。因此，军心动摇，士兵哗变与逃跑时有发生。
总之，在封建军阀、帝国主义与地主豪绅势力相勾结的黑暗统治之下，赣南、闽西地区政治腐败，混战连年，社会经济衰败，盗匪出没，工农业濒临破产，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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