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历程

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观点，来之于列宁、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受到了十月革命以后俄国、苏联革命道路模式的启示，因此，中共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对此，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8]

1922年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分析了中国社会与革命性质之后，在《大会宣言》中又一次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9]。 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认为中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因而中国无产阶级应当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以便联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10]。

很明显，中共中央一开始就把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政权制度，作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形式。但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很清楚，在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各派封建军阀割据，而自身力量还十分单薄的情况下，这种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难于付之于实践。因此，中共中央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没有把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开始阶级直接实践的目标，而是主张在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11]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在20年代前期对于政权的追求，还不是立刻实现苏维埃，而是努力投身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扫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与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共曾一度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发动一场“议会行动”，试图加入到北洋军阀控制的议会中去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破坏与分化军阀政府的议会，并在议会中“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12]。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中央的这种计划是不现实的，所以也不能付之于实践。随着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的势力崛起，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一种潮流之时，特别是在1924年实行国共合作之后，中共中央全力以赴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不再提出独立地领导工农群众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是与国民党一起，共同努力建立联合战线性质的国民革命政府。在北伐军克复武汉、南昌、福州并占领南方各省大部地区，广州革命政府迁移武汉之后，中共中央的态度仍然十分明确，在1927年1月28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中，以十分急迫的文字号召工人、农民及工会、农会：“我们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拥护帮助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争斗的国民政府，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13]

不过，国民革命运动与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对由不同阶级集团利益结合起来的国共合作的基础发动了强烈的冲击，其结果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即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场革命，使得中共一直坚定地支持的国民政府这一革命政权发生质的变化，迫使中共不得不考虑重新组建由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政权。这一政权，并不是由中共中央首先提出，而首先是由湘、粤、鄂、赣诸省农民在大革命的潮流中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农民协会。

事实上，农民协会这种农村自治形式的政权机构，在国民革命初期即已产生，到了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1926年冬至1927年春已成燎原之势。只是由于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反对与造谣污蔑，把农民革命的造反行动贬斥为“痞子运动”，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害怕破坏统一战线而对农民运动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所以对农民协会这一农村中实际由中共领导的基层政权重视不够。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一批领袖，尤其是战斗在工农革命第一线的党的各级干部，对于农会这一农村革命政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32天的调查之后写出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响亮地喊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指出在乡村中，“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四·一二政变”之后，特别是在长沙“马日事变”之后，武汉汪精卫的叛卖嘴脸日益暴露，陈独秀在中共党内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共中央开始在农村变革的事实面前和毛泽东等的极力主张下，开始考虑在农村巩固与发展农民革命政权。1927年6月14日，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部共同签署发布的《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提出，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但是“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政权之争斗”。这份通告还特别附录了中共五次大会以前的《中央农委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这份决议明白地指出：“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农民不特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再次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这份通告认为，土地革命的成功，必须推翻封建土地的乡村统治，建立农会形式的革命政权；而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很明显，中共中央在这里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某些主张，明确地把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几项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初步体现了未来毛泽东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本因素。

汪精卫叛变革命半个月以后，毛泽东于7月底在武汉起草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更加鲜明地提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的湘南地区举行武装暴动，在湘南形成由四五个县联成一片的独立的政治区域，在这一区域中成立一个由中央领导的革命政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的这项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8月3日，中央制定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央决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www.xing528.com)

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这时提出的建立农村政权与湘南革命政府，对其名称、体制及运作方式都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研究，但其描述的形态，与后来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后来的事实也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计划与实践，成为了中共在这些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行动。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们寄予期望，对于以国民党为旗帜的国民革命仍想继续下去，所以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虽然规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仍然不主张在革命区域内发动与组织苏维埃政权。8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定：“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总之，这个决议表明了中共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主张，概括起来即：（一）不放弃联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二）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三）建立有左派国民党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实行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政权归民选革命政府。

历史发展的进程很快证明，中共中央的上述主张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方针难以实行。于是，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中，中央决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同时决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但是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由于受到共产国际与苏联模式的影响，对于建立苏维埃的重点只是放在中心城市，认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在农村里面则根本不提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只是重申“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完全有效”。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申述了中国革命已进入到创建苏维埃时期的思想，并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向广州挺进，如能同农民运动结合，就可以成立苏维埃。^[14]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对过去关于苏维埃的认识作了进一步阐释，要求各地（无论是城市或乡村），党的组织应当坚决地领导工农群众举行武装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画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决议还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士兵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15]决议同时还决定，在农民暴动获得胜利之后，农民协会应转变为农民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政权，原先提出的“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予取消。

此后，中国革命便真正地进入了创建苏维埃时期。于是，广东海陆丰农民在彭湃等领导下举行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于1927年1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同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发动以后，立刻按照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中共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与运作手段，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因此，最初的苏维埃，基本照搬了俄国革命的模式。但是应当肯定，海陆丰和广州苏维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实践中的首次尝试，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但这一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海陆丰苏维埃与广州苏维埃虽然由于共产国际与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提出了若干过“左”的政治纲领，例如提出打倒资产阶级，“杀尽富农”，排斥上层小资产阶级，实行“红色恐怖”等等。但是，其主要的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以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为例，具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苏维埃政权代表了工农兵的根本利益，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第二，充分实现了工农兵群众的真正民主，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制度，组成了工农兵民主政府，保证了苏维埃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第三，苏维埃政权全力加强工农兵统治机器的作用，对一切反革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第四，发挥了发展苏区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的职能。所有这些，对后来各地相继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在许多地方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勇于开拓，摆脱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过于注意城市苏维埃而忽视农村苏维埃的教条主义束缚，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将斗争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苏维埃区域，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从而把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