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共产国际与中国苏埃政权理论

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且尖锐对立的中央政权。一个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前者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代表着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阶级的利益。

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这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至1907年的革命时期创造出来的一种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这二组织形式被列宁所发现与肯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这一组织形式成为俄国与苏联的政权机关。 1922年底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苏联，其全称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各级政权机构，也一律称之为“苏维埃”政府。可见，“苏维埃”这一组织机构的最早倡导者，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列宁。

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原来向西方学习的目光，转向了俄国。 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如江流东下，滚滚传入中国。中国的社会，也由此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照十月革命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开始了伟大的变革。更为主要的是，1919年列宁领导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创立了第三国际，也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后来，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方针与决策都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因此，自中共成立之始，至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22年间，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段极为密切关系的历史，可以看到共产国际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朽功绩，也可以发现其由于曲解中国国情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严重后果。

了解了十月革命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这样一种关系，也就可以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乃至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设置及其运作方式，与共产国际是密切相关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在这个世界的诞生。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产生出来的一种完全新型的人民政权。那么，像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能否经过一场伟大的变革，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呢？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

显然，按照列宁的观点，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只要在苏俄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与组织下，完全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只是在列宁作出这样的论证之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建立中国式的苏维埃政权当然还无从谈起。

中共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兴起，而且在广州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权，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在整个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针是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广州革命政府性质的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即使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而其内部国民党右派势力日趋右倾之时，共产国际也还在极力要求中共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因此，也不再提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口号。(www.xing528.com)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共产国际内部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至武汉汪精卫“七·一五”政变之前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突出反映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要求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准备加强与扩大苏维埃运动，并且反对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认为在武汉政府中的两个共产党员谭平山和苏兆征“假如不是打击工人的假面具，就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抵押品”。他还反对中共同武汉的汪精卫联合，要求中共走独立的革命发展的道路。^[2]然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讲，猛烈地抨击了托洛茨基，认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南京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3]。会议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欠妥当的，因为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4]

然而一个多月以后，武汉政府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共产国际很快改变了上述理论。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武汉政府已经转到工农的敌人一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必须立即退出武汉政府^[5]。但是，对于中共退出武汉政府以后是否应当另外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共产国际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直到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公开叛变革命以后13天，即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指出，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也就是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阶段。但是斯大林又认为，中国成立苏维埃政权，必须要等到革命潮流高涨之时，而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6]

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是在是否赞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工农民主政权，共产国际仍然没有明确的态度。所以，“八七会议”决议还是打算继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建立有左派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为临时革命政权，因此这个决议写入了这样明确的决定：“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改变原先的主张。8月9日，共产国际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中共中央于9月19日作出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7]

自此以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便伴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而蓬勃地开展起来。从以上的事实可以发现，中国苏维埃口号的提出与实行，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后的事实还将表明，共产国际的旨意，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