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归侨的海外关系变成了特务、特嫌、反动资产阶级权威，归侨、侨眷和祖国人民一样陷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水深火热之中。海外关系变成了“里通外国”的嫌疑“。文化大革命”期间归侨遇到了太多、太难的难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归侨的“娘家”——侨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有的干部都下放劳动，侨联被迫解散。许多归侨、侨眷因极“左”路线的影响受到了牵连和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冲击，什么“特务”、“特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像无形的枷锁压得归侨、侨眷喘不过气来。尽管如此，广大归侨、侨眷爱国之心没有动摇，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和改造世界观，到工厂、下农村、巡回医疗……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伟大的祖国。广大归侨、侨眷依然痴情地在逆境中实践自己的报国志向。
其实归侨们建国初期从国外回来，大多数都是愿意刻苦改造世界观的，下乡劳动、巡回医疗都积极报名参加。华侨青年回国的愿望是在祖国上大学、工作，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母亲。那时候回国几乎没有谁打算几年后再出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极大地挫伤了归侨的爱国热情，一部分归侨就是因为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和对自己命运的渺茫不得已而选择出国、出境，部分归侨捧着破碎的报国梦离开祖国。
尽管祖国当时也正在遭遇浩劫，但更多的归侨热爱祖国的心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的摧残而改变，他们认为：祖国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母亲，我们爱祖国，这就够了。爱自己的母亲是不求回报的。面对冬雾迷茫，大家坚信“：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确实是这样，在逆境中，归侨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并一如既往地为祖国母亲努力地工作着。
眼科医生张福昆50年代从印尼回国，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当医生。他如愿考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医院做眼科医生，从此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病救人的高尚工作中。1966年邢台大地震，急需医务人员去支援灾区，他积极报名参加。他背着药箱，冒着余震的危险在灾区的瓦砾中奔波。几天几夜没有睡个安稳觉，没有正式吃过一顿饭。饥饿干渴他全然不顾，心里只有一件事：救人！救人！他要抓紧每一分钟抢救伤员。周总理来到地震灾区慰问时，得知他是从印尼回国的归侨医生，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啊，好啊，你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医生，要为人民服务。”回到天津后他把与周总理合影的照片放在书桌上，也正是这张照片陪伴着他走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1976年唐山大地震，张福昆又一次奔赴灾区，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去救助遇难的同胞。
像张福昆这样的归侨医生还有很多，如人民医院的黄建树、河东医院的温士颖、天津工人医院的钱端礼、叶锦煌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但是他们没有消沉，更没有放弃治病救人的义务，哪里有疑难病症需要他们医治，他们就去哪里。在那个年代能够给病人看病，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幸福。
在科技战线也是如此，一些归侨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当“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的科学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陈茹玉在“文革”中继续从事化学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制，她的有机磷除草剂的研究缩短了新农药的开发周期，为祖国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www.xing528.com)
归侨当中教师占相当比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厉害，学生给他们贴大字报，让他们做喷气式，有的甚至给他们剃阴阳头，有的学生还把一壶开水浇到归侨教师林道明的脖子和后背，留下了终生不能消除的疤痕。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像辛勤的园丁培育幼苗一样培养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他们热心教育工作，“复课闹革命”，他们把学生召回了学校。为了使学生们安心学习，在没有教材、没有课本、只能唱语录歌、背毛主席诗词的情况下，归侨教师曾兰香、廖汉蔚等发挥能歌善舞的特点，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学生们活动，或编排舞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学唱样板戏、搞爱国卫生运动、打扫教室，或带领学生慰问军属老大娘，帮助军属做家务活等，为了祖国的花朵他们操碎了心。那时候学校要学工、学农、学军，归侨教师们都积极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社会实践，夏天拔麦子，冬天去拉练，从来不甘落后。天津二中的陈耕老师甚至还在红光农场建立了教学基地，把他领导的生物组拉到那里去，边学习边劳动，他因此成为天津市的学习典型。
归侨青少年从小就离开父母和家庭回到祖国，在一起过集体生活，由国家和组织安排一切。这个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养成了很强的集体观念和依靠党、依靠组织的信念。就是在“文革”当中，他们也依然依靠组织，听党的话。“文革”大串联他们去了；医务界组织“六二六”医疗队下乡，他们去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也去了。他们回到祖国就要和着祖国脉搏的节拍，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祖国也没有遗弃他们，侨务干部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依然艰难地贯彻侨务政策，关心着远离父母的孩子们。
60年代初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务农，1963年天津二中的林玉金、蔡秀宝等十几名归侨学生响应国家的号召，分别去了团林林场和东陵林场。他们植树造林，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在了祖国美丽的土地上。今天南戴河和东陵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就是他们当年用青春和汗水浇灌成长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武斗、打砸抢，林场也陷于无政府状态。林场职工都回家了，林场的归侨学生怎么办？这件事沉甸甸地压在了教育局领导和天津二中教师们的心头。如果不管他们，也没有错，但是那些归侨学生的生活和安全谁来关心呢？如果伸手去管他们，本来“革命小将”给教育局“走资派”和老师们贴的大字报就不少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去关心从资本主义社会回国的归侨学生，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批判肯定会升级。然而，1970年天津市教育局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把林场的十几名归侨学生接回天津市，给他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武清县归侨曾泰喜在游泳时溺水，虽然已经是深秋季节，但闻讯赶来的乡亲们集聚在北运河旁，会游泳的下河营救，其他人从家里拿来白酒，给下河的人们暖身子；有的扎好担架等着救上来立即送医院；有的在医院排队等着给华侨学生输血……曾泰喜虽然第二天才在10里以外的闸口被找到，回天无术，但祖国人民对归侨的关心和爱护，却永远铭记在归侨的心中。在没有了侨联的日子里，武清县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志还艰难地坚持着贯彻侨务政策，保持着“外交无小事”的工作作风，细致周到地尽自己的能力关心、爱护武清县的归侨青年们。刘志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革命，她因丈夫是武清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冲击，但她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仍然坚持做好侨务工作。她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经常过问归侨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安排在农场的归侨出现工作问题时，她即时找到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重新调配。通过努力，农场的归侨除李红坚决要求扎根农场外，其他归侨分别安排到武清县炼油厂、食品厂、农机修造厂等单位工作，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文革”当中归侨含冤自杀、被捕入狱等事时有发生，侨务干部克服种种困难，尽最大能力去保护、去解救、去安慰他们的亲属，在严寒的冬天里送去一缕缕温暖的阳光，让归侨、侨眷坚信“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