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行，侨界与祖国心连心

从建国初期到60年代，天津市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归国华侨。在天津市落户的归侨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大多数是从欧美、日本、东南亚国家回到祖国的。

从欧美回国的华侨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出国留学的学生，他们在国外学成后，很快就受聘于各个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们激动万分：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当他们得知周总理号召在海外的学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消息时，他们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投入祖国的怀抱，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才能。然而，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他们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以此来迫使中国妥协。他们实行最严酷的封锁，制造重重障碍，阻挠我们的知识分子回国。但是帝国主义制造的重重障碍，并不能阻挡华侨学者的爱国情操和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内燃机专家史绍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受聘英国威尔士大学任研究员，他关于内燃机的研究为英国内燃机界所重视。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推荐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当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史绍熙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待遇，谢绝各种挽留与劝阻，冲破重重困难，于1951年回到祖国，到天津大学主持创建了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和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

化学家陈茹玉和何炳林夫妇申请回国受阻，通过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将他们及20多位理工留学生用墨笔签名的信，由尼赫鲁总理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指责美国无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行径，从而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人才封锁，使他们实现了回国报效祖国的理想。

黄其兴在法国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当工程师，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很优厚，但是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他激动不已“：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是炎黄子孙，怎么能贪图安逸而忘记贫穷的祖国呢？应该把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他想回国也不是容易的，当时中国和法国还没有建交，而国民党在巴黎有大使馆，如果被他们知道谁要离开法国，他们就要劝其留下，诱以经济上的资助。如果一定要走，就得去台湾；如果非到中国不可，就要在旅途中想方设法进行暗害。黄其兴的两个同学就是因为执意要回到新中国而被他们暗杀了。即使这样，他还是毅然辞去了工作，告别了家人，1955年冒着生命危险回国了。当年国庆节他荣幸地出席了国庆宴会，宴会前周总理亲自在会场门口迎候，他幸福地握着周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先生，您好！我响应祖国的号召回来了！”

加拿大华侨李光（又名李宝光），在多伦多伊丽莎白医学院脑系科学成后一直从事脑系科临床工作，很有名气。在李光到香港进行医疗研究时，当时天津市医学泰斗朱宪彝亲自到香港邀请李光回国服务，李光很受感动。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停办了自己的诊所，辞去了医院的工作，辗转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最后从香港走过罗湖桥，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像他们这样回国的科技人才还有很多，如陈荣悌、余国琮等。

从日本回国的华侨有一部分是台湾籍旅日华侨。日本战败后，国内经济崩溃，物资匮乏，台湾国民党动员台湾籍旅日华侨回台湾。我国政府为了扩大新中国在海外的影响，也争取在日华侨回大陆定居。日本的华侨总会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侨胞回到祖国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东京华侨总会的左派领袖邱绍棠更是首当其冲，积极发动华侨回国。在他们的组织下，1953年至1957年共有14批日本华侨携妻带子返回祖国。日本归侨入境口岸设在天津新港，为了做好安置工作，中央侨委在天津市设立了华侨接待站，实行“集中接待，分散安置”的政策，在天津新港集中入境后，再行分配全国各地安置，但大部分留在了天津市。留在天津市的日本归侨由市政府专门机构负责安排工作，解决住房等生活问题。

从日本回国的归侨中有许多是医生或工程技术人才，如钱端礼、乐锦煌、温士颖、吕康泰等。他们有的带着技术，有的带着设备，有的带着资金，做好了投身于祖国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日本归侨詹德戊，在日本开了一家私人牙医诊所，回国时把诊所的全部设备和家当都带了回来，捐给了天津口腔医院，他也成了口腔医院的主治医生，为祖国人民服务。三个华侨青年从日本带回资金和设备，合资兴办了“东侨低温设备厂”（现“天山冷气机厂”前身）。

从日本回国的华侨中还有一位台湾籍声乐艺术家吕水深，他在日本系统地学习了声乐艺术，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想：新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建设人才，也需要文艺人才，需要讴歌社会主义的歌唱家。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国的归程来到了天津，在中央音乐学院任声乐教授。

人数最多的是东南亚青年学生。20世纪初，在祖国惨遭列强蹂躏、军阀混战的时候，苛重的捐税和地租、各种超经济的剥削，使中国的劳苦大众濒于绝境，沿海地区大批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相继渡海到外洋谋生；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殖民主义者“卖猪崽”拐贩出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契约华工”；还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部分革命志士在国内无法立足也辗转到了海外。在东南亚的华侨和其他海外华侨一样，是多么盼望祖国繁荣强盛；多么盼望祖国太阳的光辉照亮他们生命的旅途，多么盼望成为有太阳的照拂能够高耸参天的大树；多么盼望背后有强大的祖国关心他们的疾苦，保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和权力。为了祖国，从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到八路军抵抗日本侵略者，至共产党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在东南亚的炎黄子孙以巨大的热情支持国内革命，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没钱没物的人家献出自己的儿女，“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中山全书》），爱国精神充分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一代代华侨在东南亚生生不息，热爱祖国的传统代代相传。

陈嘉庚是让东南亚华侨为之自豪的华侨旗帜。他毁家为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组织人才、物资，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这面旗帜指引着东南亚华侨走爱国之路。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东南亚的华侨把自己的孩子送回祖国，让他们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越南归侨何月萍姐弟三人就是由他的父亲送回祖国的，当时的何月萍年仅12岁。

因为家庭和个人与祖国存在着的不可分割的亲缘，使东南亚的青年学生也十分向往自己的祖国，新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大使馆也经常举办中国电影周、中国形势讲座等等，华侨青年学生从来都是最热心的观众和听众。华侨青年面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他们读完了中学，有的甚至才读完小学，就恳求父母让他们回国。他们年轻热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执着于报效祖国的理想。有的千方百计说服父母，不惜以放弃财产继承权为代价；有的父母难于割舍子女的远离，变卖家产陪子女一起回国；有的背着父母私自踏上回国的征途；有的家庭经济困难，靠亲友资助回到祖国……

庄涛的父母在新加坡是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名流，庄涛看着同学们纷纷回国羡慕极了，她向父母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可是父母舍不得。她就瞒着父母悄悄登上了驶往香港的轮船。几天几夜的海上生活令她难以平静。她对自己不能为父母尽孝而感到内疚，然而她更对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而感到欣慰，她一直憧憬着回国后的新鲜生活。到了香港码头，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下舷梯，但守候在码头的警察旋即请她进了接待室，第二天又把她送上了驶往新加坡的轮船。原来她的父母发现女儿失踪后，立即向海关查询有无离境，知道是去了香港，给香港警方打电话请求帮助，把女儿接回来了。但是接回女儿的人，拴不住女儿的心，庄涛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林如璧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同学们回国后，她也吵闹着要回国，她的父母百般相劝没有结果，又舍不得唯一的掌上明珠，只好变卖家产，陪她一起回国。

曾瓒碧和她的丈夫在印尼都是华侨总会的热心参与者，他们在印尼苦心经营，克勤克俭，挣下了一份家业，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激动不已，卖掉了产业，携带全部财产和两个女儿同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刘华是富家子弟，他在越南上学之余给父亲帮忙打理生意时，经常阅览《人民画报》，看中国电影。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激荡着他的心，他也想回国。然而几次向父亲提起都被拒绝了，家里的生意十分红火，而父亲却年事已高，家里离不开他，父亲甚至连大学都不想让他上，高中毕业就让他接班。但是，他报效祖国的决心已定。高中毕业后，在一次父亲让他出外收账时，他把收来的账款做路费私自回国了。到了中国他怀着歉疚的心情给父母汇报行踪，请父母原谅他的不辞而别。

满腔热血的华侨青年放弃了哈佛，放弃了剑桥，离别了父母，舍弃了财产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们虽然知道新中国还没有脱离一穷二白，但还是义无返顾、满怀豪情地奔赴祖国。他们有的上华侨补校，有的在普通中学插班，有的考上了大学。他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在积极、热情地接受新的观念、新的知识，学习刘胡兰、雷峰、邱少云、焦裕禄……这些富裕家庭出来的少男少女，习惯向妈妈撒娇的乖宝贝们，不久就懂得了“学习要向水平高的人看齐，生活要向水平低的人看齐”。而且为了实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俭朴目标，学会了拿针线，学会了补衣服；他们到农村参加麦收，到工厂大炼钢铁，参加四清工作队等等，不以此为苦，反而为有这个难得的思想锻炼机会而高兴。在祖国大家庭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广大归侨青年迅速成长，融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

1957年天津市侨联成立了，归侨有了自己的“娘家”。

来到天津的华侨，有的工作，有的上学，他们在学校或居住区成立了归国华侨联谊组。在学校的归国华侨联谊组由学校党委副书记直接负责，逢年过节召集归侨学生开茶话会、联欢会。天津市的归侨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落实党中央的侨务政策，1957年开始筹备成立天津市侨联。那时天津市侨联采取个人会员制，归侨和侨眷可以自愿申请入会，不申请入会就不算侨联会员。规定会员有义务缴纳会费，每年一元，学生伍角。但对会员和非会员一视同仁，都是侨联的工作对象。会员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具有章程规定的一些权力，如参加会议和各项活动等。关于吸收会员的主要对象，天津市侨联筹备委员会认为“：解放前与解放后回来的华侨都是归侨。但对于解放后回来的华侨，尤其是最近回来的华侨，由于他们回国时间不久，在生活习惯方面、思想意识方面，还有些地方与国内同志不能完全一致，侨联就是要按照党和国家的侨务方针、政策，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更好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所以这些同志是侨联工作的主要对象。”

1957年成立天津市侨联时，归国华侨有资格入会者2564人，其中华侨学生入会1782人。第一届天津市侨联共有会员2281人，占有资格入会归侨、侨眷总数的88.9%（1980年至今，侨联实行团体会员制，归侨、侨眷不再需要个人申请入会）。天津市侨联第一届领导班子和驻会工作人员都是归侨，主席是廖灿辉，秘书长李峰，其他驻会工作人员有：温婉美、林尚文、刘显华、郑仁寿、云志方、李斯彭等六人。除了成立天津市侨联以外，在归侨比较集中的单位和学校也设了专职或兼职的侨务干部，如天津二中的廖汉芬，毕业后留校当侨务干部。

归侨有了自己的“娘家”，有事随时都可以找侨联，天津市侨联不仅热心为归侨、侨眷服务，帮助归侨、侨眷解决各种困难，而且也加强了对归侨、侨眷的政治思想教育，起到了“协调、帮助、教育”归侨、侨眷的作用。1957年一年内，天津市侨联（及筹备期间），共处理了归侨和华侨学生的来信65件，接待来访420多人次。内容有咨询海外探亲、与海外未婚妻在国内结婚的登记、海外家属回国如何安置、汇款问题；要求开具回国时携带的物品免税证明，要求协助解决住房问题、工作调动；归国华侨学生的升学、就业、生活补助和转学问题；还有节假日多举办活动的建议等等。

我们的侨务干部注意发挥了侨联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按照侨务政策，以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不同类型的问题，分别进行适当地处理，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协助解决。对合情合理、当时能够解决的问题，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有些意见虽然正确、合理，但由于条件所限，不能马上解决的，就尽量讲清原因；对有些不合理的要求的，则进行说服教育，如1957年5月日本兴安丸轮船来到天津新港接刑满释放的日本战犯，在天津、山西、上海的部分日本归侨和日籍妇女听到消息后纷纷来到天津市，他们集中在天津国民饭店、惠中饭店等，打算乘来船之便，去日本探亲，要求侨联协助联系。当时要求探亲的人数较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侨务委员会的同志来到天津，动员他们回去；天津市侨联的同志们也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告诉他们搭刑满释放日本战犯的轮船去探亲很不妥当，而且来的是货船，既拥挤也不安全，探亲要通过正常途径办理手续。经过侨联干部们的努力，天津的归侨、侨眷带头撤出。(www.xing528.com)

天津市侨联寓教于乐，经常组织各项有意义的活动，活跃远离父母远离家庭归侨学生和归侨职工的业余生活。节日、暑假开展文娱活动，与文艺团体、驻津部队等单位联合举办归侨及华侨学生联欢会，每次都有2000人以上参加；有时还在天津青年宫举办大学、中学华侨学生联欢晚会，安排电影、舞会、篮球比赛、自己动手做“家乡菜”等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归侨学生忘记了远离父母和家庭的孤寂。此外还利用暑假组织归侨学生去北戴河、旅顺、大连和青岛参观旅行。通过参观造船厂、机车厂、玻璃厂、军事博物馆、人民海军舰艇等，归侨学生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了解；组织全市归侨、侨眷利用星期日参观自行车厂、针织厂、机床厂等企业，使大家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为了丰富归侨、侨眷和归侨学生业余生活，侨联还设立了“华侨乐园”。每年暑假开辟一个有阅览室、游艺室、康乐室等活动设施的“华侨乐园”，吸引天津市的归侨、侨眷、归侨学生参加，每天平均有190人来“华侨乐园”参加活动，使归侨和归侨学生能够愉快地度过暑假，也使他们有一个相聚的场所和机会。许多归侨学生反映“：到这里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解放初期回国的成年归侨大多数都携带家属，有的日本归侨带着日本籍妻子，印度归侨带着斯里兰卡妻子等；华侨学生都是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刚刚从国外回来生活水平落差很大。50年代中期国务院制定了国内侨务工作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八字方针，在党的侨务政策的关怀和侨联组织对归侨的团结教育下，天津市的广大归侨顺利闯过了思想关、学习关和生活关。

建国初期，国家在物质、经济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很大的力量来妥善安置回国华侨。日本的归侨大多数携妻带女，国家给有专业技术的归侨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为带家眷的归侨安排住房，子女就近入托或上学。

华侨学生的安置也充分考虑了归侨的特点，把他们安排到天津一中、二中、三中、五中、南开中学、女一中、女二中等天津市最好学校插班学习，这些学校都具备宿舍、食堂、洗澡房等条件。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津市迎来了东南亚的一批归侨学生，最小的才11岁，在他们刚刚习惯北方生活时，饥饿的年代悄然来临。为了便于照顾和管理，侨务部门把他们集中安排在塘沽中学读书。从缅甸、老挝等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回国的学生，一般没有外汇去买高价糖果、饼干，侨务干部温婉美等同志对他们关心备至，为了给十几岁的孩子们补充营养，她和云志方等侨务干部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争取到为15岁以下的孩子们每月补助半斤饼干和半斤黄豆的照顾政策。每月她们都要亲自把这些物品送到孩子们手里。

国家从1959年开始将归侨、双方都是归侨的子女、归侨学生、归侨中的代表人物和港澳回来的学生定为生活照顾对象，给予物质上的照顾：按本人粮食定量的80%从粮店购买大米；在北方地区，天津是率先供给归侨大米的城市。归侨学生每人每月两块香皂，归侨及双方都是归侨的子女半年每人三块；归侨学生每人每月还有半斤糖。对刚回国不足两年的归侨除给予其他归侨的照顾外，每人每月增发食油二两、肉一斤、糖一斤、水果一斤，吸烟的按自己定量加一倍。除此之外对归侨学生还有临时性的照顾，如在节假日期间有鱼、肉、油、糖等照顾。根据东南亚归侨学生的特点，在寒、暑假期间给予辣椒的照顾；少数困难者给予冬装补助，给侨生多的学校解决取暖用煤等等。

侨联对归侨的关怀不仅仅在生活方面，侨联还经常组织时事报告会、侨务政策报告会、侨务干部家访、观看《革命赞歌》《、刘胡兰》等革命电影话剧、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览》《、越南抗美救国展览》等活动，通过这些参观学习活动，对归侨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归侨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人生观，涌现出了许多生产标兵、模范、先进工作者。公用局43位归侨中，有一人获市级劳动模范、10余人获厂级先进工作者称号；轻工业塑料制品厂的归侨陈秋华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并在运动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医院的归侨吴月娥，原打算新年结婚，得知有下乡任务后，主动推迟婚期，三番五次找领导申请下乡，最后如愿以偿；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张永平，对1000个人进行结扎和人工流产手术，成功率100%，被评为天津市计划生育工作积极分子，并在河北省计划生育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现场示范表演。

市侨联和各单位的侨联小组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让每一个踏上祖国大地的侨胞，都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让归侨学生能够与国内人民一道前进。他们对落后的进行批评教育；对学习有困难的帮助提高成绩；对生活有困难的给予经济补助；对违法乱纪的则进行规劝挽救。归侨廖汉芬、林梅芝就是很称职的侨务干部，她们回国后在天津二中学习。当时天津市归侨在天津二中等十来个学校学习，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管理，廖汉芬和林梅芝毕业后留校当了侨务干部，她们对归侨学生满腔热忱，真正从生活上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北方的生活习惯，从学习上关心他们跟上国内的课程，从政治上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有的归侨学生谈恋爱、互相之间闹意见，她们也要去帮助解决。

侨务干部对归侨学生就像家长一样，他们时刻关心着归侨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和身体状况，每年都要对所有安排归侨学生的中学进行调查，了解归侨学生的表现。对学习跟不上的妥善安排就业；对患病不能正常上课的，积极联系医疗单位进行治疗；对有潜力但因为语言不习惯而学习落后的，请学校教师“开小灶”补习，使归侨学生得以健康成长。当年的归侨学生蔡秀慧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老师就像家长一样，心情紧张地在考场外面等着。考完之后，学校老师和侨联干部一起给我填志愿。”

党的侨务政策的关怀和侨联组织对归侨的团结教育，使天津市几千名归侨经受了思想关、学习关、生活关的重重考验，在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归侨有条件出国，但他们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不逃避，不退缩。在学校的归侨学生与老师一起到郊外挖野菜充饥；参加工作的归侨们主动要求降低粮食定量。他们坚信：有共产党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要尽自己所能与祖国共度难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津市广大归侨和祖国人民一起顽强地度过了难关，近5000名归侨基本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苦而出国的，他们经受住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

1963年天津市侨联特意组织了回国10年纪念活动（1953年归侨回国的最多）。归侨们通过座谈会、写感想、写回忆文章、诗歌、散文等形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豪感，他们说“：我们回国正好赶上了祖国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能够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感到无尚光荣，我们回国10年来，从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收获，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也为祖国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努力工作，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党和政府对我们归侨无微不至的关怀，为迎接新的五年计划，继续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从那时候过来的归侨们，不论今天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过去在党和政府及侨联组织关怀下的日子，始终铭刻在心，永志不忘。

归侨人才济济，为天津市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薄弱，科技落后，百废待兴。从国外回来的归侨为中国这个睡醒的雄狮注入了科技、文化的营养。天津的归侨们回国之后，把爱国热情倾注到工作当中，他们努力工作，争先恐后地为国家做贡献，不论在教学、科研、工业、农业、体育和卫生等战线都涌现出了出类拔萃的人物。

史绍熙作为内燃机、工程热物理与燃烧学家和教育家，致力于大学教育和工程热物理及动力机械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并在流体力学、燃烧学、缸内流动、代用燃料、测试技术及产品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何炳林、陈茹玉夫妇回国后，立即投入南开大学化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何炳林在南开大学化学系主持创建了高分子化学教研室，还建成了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培养了大批高分子化学专业人才，并把它办成了全国重点学科及全国重点实验室。此外还协助学校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化工厂。陈茹玉在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讲授半微量有机分析课，并建立起半微量有机分析实验室。1957年她接受了研制新农药的任务，与杨石先教授一起搞科研，经反复实验，终于在1959年研制出了防治虫害效果很好的磷杀虫剂——敌百虫，填补了我国农药方面的一项空白。

余国琮回国后于1952年开始在天津大学任教，率先在国内研究大型蒸馏设备的模拟，并参加了我国12年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从60年代起他一直参与制定我国化学工程学科的科研规划，并为国家重点项目“蒸馏”的主要负责人。他负责我国重点项目重水的研制，并发展了不稳态蒸馏过程的理论，指导了重水工厂的设计与调试，研制了最终浓缩的高效设备，为建立我国重水工业做出了贡献。

加拿大归侨李光回国后顾不上洗去一路风尘，马上投入天津市总医院脑系科——全国第一个脑系科的创建工作。脑系科建立后，他负责购买设备，担负脑系科的治疗工作，同时承担了培训任务，全国各地的许多医生集聚到天津市，向李光学习脑系科医疗技术，他为中国脑系学科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北京阜外医院原院长王忠诚和天津市著名的脑外科主任谢金澄就是李光当年培养的第一批学生。

还有从日本回国的技术专家、医生和技术工人们，他们为提高天津市的医学水平和科学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原天津市侨联主席廖灿辉是建筑工程师，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管道工程的设计；陈亨是活性染料的发明者，在化工染料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多年致力于化工的研究，其成果增白剂是天津的拳头产品；多年从事小儿血液病研究的周郎是天津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张杏霜创造了防霉变的粮库保管技术；林德时在日本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技术工人，回国后到天津第一机床厂工作，他在磨工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回国当年就创造了无残次品的奇迹，被评为劳动模范，后又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刘金华回国后安排到公用局汽车公司当司机，他在节油、安全行车等方面独树一帜，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日本归侨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天津市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他们用所学的技术对工人们进行言传身教，对促进天津市技术工人队伍的充实和壮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归侨们在体育、艺术方面也为天津市增添了光彩。印尼归侨林慧卿很喜欢乒乓球运动，从印尼回到中国，乒乓球拍从没有放下，在天津上学时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乒乓球台旁度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被选进天津市代表队，很快又被选进国家队，她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与队友们一起打败了日本女队，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女子团体冠军，并与郑敏之合作夺得了女子双打世界冠军。陈蓉蓉喜欢唱歌，她回国后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上学期间，苏联专家对她的演唱艺术大加赞赏，她的歌声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传到了东南亚。

天津市的归侨虽然人数不多，最多时不到6000人，在天津市所占的比例甚微，但是他们心中时刻不忘报效祖国，时刻不忘为祖国建设服务，时刻不忘要把祖国建设成富强的国家，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的财富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他们在各条战线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