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社内整风运动—风雨同行永世情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5月19日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常委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做出号召社员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决定，并改组了分社工作机构。会议认为推动社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帮助共产党员开展整风运动，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应鼓励和帮助社员及所联系群众，解除顾虑，敞开思想、大胆地鸣放，积极地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批评意见，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决定将分社宣传部和学习委员会合并为宣传学习部，施锡恩任部长；科学文教委员会改为医药卫生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医药卫生委员会主委由方先之兼任，文教委员会主委由雷海宗兼任，妇女委员会增选杨化光（天大建筑系美术教研室教授）、杜梓伯（中心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为副主委。在分社和各基层组织的推动下，广大社员以满腔的政治热情、严肃认真的态度和良好的愿望积极参加各类报告会、座谈会，把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存在的想法和意见建议，坦诚地发表出来，希望藉此能够帮助党员干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今后的各项工作搞得更好。当时天津分社社员所谈及的问题主要有：1.党群关系问题。认为党与群众之间有一堵墙，如有的党员脱离群众，有的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不走群众路线；2.党内外政治待遇不同。如党员犯错误在党内解决，党外人士犯错误，在大会上批判；3.党的领导不虚心学习业务，把党员说成特殊材料造成的，主要是指政治条件好，但是政治与业务不结合好，工作做不好；4.党外干部有职无权，不被信任，不能发挥积极性；5.外行领导的问题。党可以领导科学，但应该由内行而不是外行去领导；6.党员有宗派思想。如党员之间对一点成绩往往夸大，对缺点往往互相庇护；7.党与民主党派的地位问题。各民主党派由共产党扶助起来是事实，然而能否真正地位平等并实际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此外还有诸如个别党员对工会不重视，工会开会不愿参加；有的院校评薪评级不当；医生工作调动不应采取强硬的办法；对运动有顾虑，认为是放长线钓大鱼，怕将来挨整……但意见最集中的还是党群关系问题。然而，整风运动并未依着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6月间，整风运动矛头转向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把反右斗争定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光明日报》发表了《为什么民主党派必须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社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往往是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基地……作为他们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桥头堡……民主党派一部分组织，已被右派分子改变了面貌，实际上已处在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位置上，变成了共产党的敌手，危害着全国人民的利益……”一时间，极“左”思潮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九三学社天津分社根据社中央关于号召全社展开反右斗争和进行社内整风的决定，对分社的工作做了部署，要求各基层组织成立整风小组，每周召开一次整风会议，并主动依靠本单位党组织取得党的领导和帮助。分社还成立了整风工作委员会，刘锡瑛为召集人，虞颂庭为副召集人，委员有方先之、王达津、朱宗尧、屈鸿翰、张湘琳、冯致英、雷海宗等九人，下设整风办公室。

7月反右斗争开始后，根据社员在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内划为左、中、右、极右几个档次。结果，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共有雷海宗、张纪正、朱宣光、傅筑夫（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郭德隆（结核病防治所所长）、卢绳等24人被作为右派“揭露”出来，受到了批判。

11月1日、11月8日分社整风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分别批判了郭德隆和朱宣光，社员心中充满了疑惑。这期间，李维汉部长作了题为《民主党派要进行根本自我改造》的报告，又使用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波动。

1957年10月6日至22日分社召开全体社员整风工作会议。许多社员们对李维汉报告中所说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表示不理解或不能接受。有的社员说“：参加九三学社是为了紧跟共产党，为了追求进步，谁知原来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入社岂不是绕了弯子？”“过去要知道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说什么也不加入。”一些社员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脑力劳动者，“靠技术和劳动吃饭、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什么还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的社员说：“民主党派内部出了大量右派分子，给党带来了麻烦，不如解散，取消算了。”一些社员对九三学社的作用前途失去了信心，要求退社。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小组10名社员，有7人申请退社，其余3人虽未正式提出，却也从此不参加社的活动。这些言行体现出社员坚决拥护和追随中国共产党，要求进步的纯真感情。(www.xing528.com)

1958年1月25日各民主党派中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联合制定了关于处理各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规定。据此规定，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对右派分子分别作出处分，雷海宗、顾学勤（第二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徐家昌（人民出版社编辑）等8人被开除社籍，其中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杨敬年和师范学院中文系刘维俊按反革命处理，朱宣光和师范学院外文系讲师李善金、中文系讲师王学奇等6人被监督劳动改造，王德延、张纪正、黄夏（结核病防治院副院长）、欧阳乾（第一中心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傅筑夫、卢绳等16人留社察看。22人（除了甘怀杰和公安医院药房主任韩辉彰免予处分）在本单位均受到撤职或降职降薪、撤销社会职务的处分。他们的亲属也受到了牵连。

随着形势的变化，从1959年国庆节开始至1961年底，分社留社右派成员16人中已有13人陆续摘掉右派帽子，其中就有“大右派”雷海宗。雷海宗（1902年—1962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世界史专家，河北永清人。1922年清华大学毕业。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历史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并代理过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世界史教研组主任。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津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反右之初，雷海宗精心撰写了《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论文，在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大会上作报告，以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和亲身经历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追随。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后，社籍开除，社会职务撤销，并由原来的二级教授降至五级教授。1961年9月，59岁的雷海宗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已沉疴在身。他一方面忍受着疾病与“天灾”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仍孜孜追求着思想上的改造和进步，他乐观地表示：“主观虽尽可能努力，仍感学习不够，今后争取继续努力学习，并多争取各种学习机会，在思想认识上早日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以便有能力好好为人民服务。”不幸的是，他的盼望成了奢望，没有等来最后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