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共同整风座谈会

在建立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会组织的时机趋于成熟的时候，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蓬勃发展的时刻，相继发生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以后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十年动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农工党中央把讲话的重要精神向全党作了传达，布置了学习任务。广大党员学习后深受教育和鼓舞，尤其是对讲话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更是感到十分亲切。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了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不仅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工作，还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广大知识分子听后，精神为之一振；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的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毛泽东说“：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的论述，使广大农工民主党党员消除了疑虑，工作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尤其对毛泽东提出的“八字方针”印象颇为深刻。

中共中央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落实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整风决定，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明确规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指示》还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这次整风的主题，主要应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建国”等方针的情况；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请章伯钧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批评意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和他亲自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召开的座谈会，极大地鼓舞了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积极性。农工党中央为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除向全党发出通知外，还从5月16日至6月7日，于每周一、三、五分别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和北京饭店等地，邀请农林水利界、科学教育界、中医界、西医界、戏曲界、北京市党员、师大和科学院的教授、学者举行座谈会，鼓励大家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农工民主党天津筹委会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农工党中央的号召，分专业召开了九次党员座谈会，帮助共产党整风。农工党员就党群关系、中共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提出了积极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医务界党员还就医护不分、医疗和护理质量下降、药品质量下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广大党员尤其对不顾客观条件、不尊重科学的独断专行的行政命令作风提出了尖锐、中肯的意见。座谈会发言踊跃，有善意的批评，有尖锐的意见，有的党员也有满腹牢骚，因此也难免有些过激的言论。但当时天津农工党员中未曾有攻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者。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即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农工党中央在形势的推动下，成立了“整风领导委员会”，各地组织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在全党掀起了反右派斗争。此后，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系列文件，指导反右斗争。在6月26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提出“：划分右派必须实事求是，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当然也决不要扩大化。”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避免的不是扩大化，而是唯恐划得太少。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由此，给农工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9月间农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整风会议。会议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并迫于形势的压力，对自己的政治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反右斗争进一步加温并严重地扩大化。全党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达1000多人。

农工党天津筹委会于7月20日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和整风办公室后，各支部也相继成立了整风小组。从这时起一直到1959年1月9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农工党天津筹委会的工作一直由整风领导小组主持。至1958年6月天津的农工党员中，共有2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有9人被同时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有4人后来被改为“右派分子”），有1人被定为“反动分子”，共占全市党员的11%左右。

反右斗争结束后，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指出，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动，各民主党派也要整风。2月12日农工党中央制定了《整风计划》，并通知地方各级组织采用“四大”方式进行一般整风。天津整风领导小组按照中央的通知，从3月到5月组织党员进行一般整风，号召党员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批判自己与“右派分子”在思想上的联系；自揭互揭问题。至此，在一般性整风的基础上，又掀起了“向共产党交心”的运动。

农工民主党的（人民）内部整风（即一般整风）和“向共产党交心运动”是在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的结果，使广大党员变得谨小慎微，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958年11月15日至12月10日，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通过了《改造规划》。1959年1月9日至18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市政协礼堂举行。大会传达了农工党“七大”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天津筹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组织及成员的改造规划，通过了京、津、沪三地组织的社会主义改造协议书，选举了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受“左”的思想指导，因而如同中央召开的“七大”一样，对组织和成员作出了不切实际的政治估价。筹委会的工作报告主要总结了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大会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组织社会主义改造规划》，以及农工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北京、上海、天津代表团订立的三个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大协作协议书。

1959年进入暂时经济困难后，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庐山会议后共产党内“反右倾”运动的开展，加之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插红旗，破权威等的冲击，使农工党的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绝大多数人思想仍然紧张，疑虑重重，心情压抑。为此，农工党中央每季度编印医卫、文教、科技《学习参考资料》，按界别寄给党员人手一册，推动党员学习理论，学习政策，做好岗位工作，参加当时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并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以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1960年7月25日至9月6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二中（扩大）会议。会议的任务和目的是：进行国内外的形势教育，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交流思想工作和自我改造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以进一步调动党员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会议采取“神仙会”的方法来进行。所谓“神仙会”即采取“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自、三不”方针，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摆出来，通过充分讨论，互相帮助加以解决。(www.xing528.com)

农工中央这次全会是同民革、民盟、民建、民进、致公、九三各兄弟党派的中央全会同时在北京召开的。出席各党派会议的共有1800多人。周恩来给大家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会议开得很成功，既敞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各党派出席中央会议的全体人员，并一起照了相。这是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支持帮助下召开的一次空前的盛会。

农工党在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决议》。按照《决议》，从1961年起对全体党员运用“神仙会”的手法进一步进行形势教育，把形势教育作为1961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求各级组织和党员通过教育，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认真贯彻中央精神，从1960年10月起到1962年底，开展了“神仙会”式的自我教育活动。活动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结合国内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引导党员认清形势，提高认识。第二阶段，以讨论知识分子如何适应形势发挥作用为内容。

通过运用“神仙会”的方法进行形势教育，使广大党员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对国内存在的暂时经济困难，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大家坚持做好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共产党一道共同渡过难关。

1962年2月16日至3月8日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十二年来，我国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会议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在那次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随后而来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所以在这次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知识分子作用和地位的讲话，是对广大知识分子和农工党员的莫大鼓舞和鞭策。

1962年9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当年12月农工党中央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着重讨论了国内外形势。会议要求各级组织“结合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认真地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根据这一精神，天津市委会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了“三个主义”的学习和教育。1964年2月，农工党中央又向各地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要加强对“三个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提高了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天津市委会于1964年集中开展了一年的“三个主义”教育。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中共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市委会到基层各支部均被迫停止活动。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文革”结束后，各地开始落实政策，平反各类冤、假、错案。

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全系统大会，为各民主党派平反，为受迫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昭雪。黎钦部长宣布，1956年农工党在天津的组织发展是正确的，对象全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后，责成专人负责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与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和有关单位相互配合，于1986年底基本完成了此项工作。

在十年动乱中，农工党的不少党员尽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但依然信赖中国共产党，依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专业。不少人在被批斗之后，整整衣服、擦擦脸，又回到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多党员在被下放劳动或被关进“牛棚”后仍未停止对专业的钻研与写作；许多老专家仍认真参加会诊，解救危重病人。十年中虽然各民主党派停止了活动，统一战线工作陷于瘫痪，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直没有忘记各民主党派，没有忘记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十年中周恩来总理虽然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但他总是为统一战线，为各民主党派操心。在1969年军代表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后，他亲自写信晓以政策：不准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不能以中共的标准要求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叶剑英同志也曾强调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庄严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响亮的声音，使正处在极端艰难困苦中的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感到了春天般的温暖，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十年中，广大农工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住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各种破坏，在逆境中，他们没有倒下去，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同中国共产党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渡过了难关，迎来了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