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后,国家开始对私营企业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改造。开始是一个一个地实行“摘苹果”式的合营,后来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摘葡萄”式的合营。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经销代销,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建会员起到了骨干作用。早在1952年,李烛尘、侯德榜等主持经营的国内著名私营化工企业永利化学工公司业就已公私合营。1954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组成、人事安排、利润分配等问题给予明确规定。民建总会发出通函,号召各地方组织和会员深入学习、讨论。《暂行条例》公布后,在工商界中引起了不同反应,一些具备条件的私营企业有合营要求,但对合营后清产核资如何进行,薪金、职位如何安排,特别是对盈余分配问题以及合营后还有没有自主权等问题,则存在不少疑虑,因此表现犹豫不决。针对这些思想,分会采取了多种宣传教育形式。首先召集了东亚企业公司、寿丰面粉厂、恒源纱厂、丹华火柴公司、仁立实业公司、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纱厂、永明漆厂、利中酸厂、福星面粉厂等47个大、中型企业的民建会员座谈,交流公私合营经验,并由利中酸厂万国权等以现身说法,汇报他们创造条件争取合营的经过,畅谈企业合营后发生怎样可喜变化、如何进行清产核资、对清产核资应抱什么态度等。
万国权1919年出生于吉林农安。1947年至1953年任天津利中酸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公私合营后任天津市利中酸厂副厂长、天津市化学制造同业公会主任委员。1956年至1957年任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1957年至1963年任天津市河东区工商联主委,1964年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民建天津市委副主委、工商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第四、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大家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尤其是亲历者的切身感受,认识到合营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企业实行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制度,的确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生产有了明显的转变。特别是公私关系融洽,公方能处处尊重私方的权利和意见,私方人员敢于负责,做到了有职有权,并且有公方代表的帮助教育,私方提高了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公私合营后的优越性。民建分会还与天津市工商联联合举办了大型业务辅导报告会,邀请合营的大、中、小三种类型民建会员企业的代表向工商界做辅导报告。同时,民建天津分会还召集已合营的会员座谈对《条例》的反映,征求其意见和要求。为了进一步启发工商业者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认识,增强合营的信心和决心,并为改善经营管理提供模式,民建分会组织会员参观了北洋纱厂、利中酸厂、示范机器厂、新兴钢厂,以及鞍钢技术展览会。参观时,除对工厂经营管理做了详细介绍外,还对合营后的生产变化做了重点说明,使参观的工商业者亲眼看到合营后的新气象。这种联系实际的教育方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通过一系列经验交流、座谈、辅导及实地参观考查,大部分工商业者解除了思想顾虑,纷纷申请公私合营。
1955年10月毛主席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分别在颐年堂、怀仁堂座谈。他在讲话中系统阐明了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殷切希望民族资本家认清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解趋势,逐渐转变到新制度方面来。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对毛主席亲自出面做工作很感动,李烛尘当场表示,要积极推动民建和工商联的会员搞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1955年12月民建总会发出《关于迎接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培养、提高工商界中骨干分子工作的指示》,要求全体会员明确以下几个根本性的问题(:1)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有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2)在工商界中需要有一批骨干力量,协助国家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3)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4)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长期存在并将继续发展和巩固。民建总会还提出四项要求:(1)要求工商业者中的民建会员按照国家的需要,首先把自己所主持的企业纳入公私合营轨道。并且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下,充分发挥以大帮小,以先进带落后的作用,帮助与自己有关的企业纳入公私合营。(2)要求分会根据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在中共党委领导下会同工商联组织,积极地、有区别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守法教育。(3)要求会员,特别是工商界民建会员,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形成核心力量,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和爱国守法教育。根据民建总会的要求,民建天津分会做了传达,随之在工商界中掀起了全行业申请合营的高潮。首先有橡胶、车具、染料、面粉、植物油、烟草、针织、毛麻纺8个工业行业被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天津市私营工业实行全行业合营的第一批;在商业方面,以糕点业为全行业合营的试点单位,共有238户,劳资户占73%,家庭户占27%。通过并店和以大带小等互助方式,取得商业全行业合营的经验,尔后,再向其他行业推广。
天津市实现全面公私合营后,李烛尘主委向毛主席报喜
1956年1月初天津市私营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当时已有20多个行业被批准全行业合营,其他行业也已申请,形势发展极为迅速,工作量极为繁重。民建天津分会在推动各级组织和会员协助政府对合营企业的财产进行清产核资和估计、核定私股股额、定息工作的同时,又组成了民建工商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队”,进一步协助政府加快推动全市工商业合营的进度。李烛尘主委任工作队总队长,周叔弢、毕鸣岐、朱继圣任副总队长,天津市工商界有3000余人参加工作。工作队分市、区两级组织,均与有关专业公司对口。在进行宣传、推动合营和执行清产核资政策及引导工商业解决具体问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全行业合营起了良好作用。《天津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协助政府推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社论,对工作队给予了很高评价。
工作队在清产核资工作中,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分两步走,一是财产估值;二是核定资金。前者由工商业者个人进行清估,职工协助;后者由对口单位审核,最后由领导定察。清估的原则是“公平合理,实事求是”,适当掌握“宽”和“了”的精神,即在财产清估时,涉及公私利益时,则采取适当“放宽”的精神;对企业在合营前的债务问题,则尽量要求在合营时“了结”。由于工作队积极抓紧清估工作,仅用很短时间即顺利完成了任务。在工作中民建会员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如红桥区工商联主委、民建会员田玉璞动员本区私方放弃参加新年招待会的机会,奋战一夜完成企业的资产清点工作;民建会员王绣舜被安排为南开区纺织行业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南开区委直接领导下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全区纺织行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对业不抵债的企业户则采取发动本区同行业的企业户开展互帮互带的办法,一起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
工作队还派干部到已申请合营的企业户进行具体辅导。派出的工作干部驻厂办公,给公私合营工作解决了不少问题。对此,会员颇有感触地说自己“象出嫁的姑娘”,“娘家”来人帮助,心里感到温暖。(www.xing528.com)
通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天津市101个私营工商行业2.4万工商户于1956年1月15日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1月22日天津90多万人举行了“天津市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黄火青市长在大会上讲话。大会还向毛主席发出致敬电。至此,天津市私营工商业胜利地完成了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过渡,天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迎接公私合营高潮中,工商业会员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许多人积极增加企业投资、缴清欠税、归还宕账、认购公债,把推动自己亲属和企业其他资方将私蓄、垫款投资企业的实际行动作为向全行业合营的献礼。在各行业申请合营、筹备合营、经济改组工作中,民建发挥了组织力量和会员的骨干作用。特别是工商界的青年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2月,团中央与全国青联为了鼓励在合营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工商界青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各地代表,王光英作为天津的代表受到接见。
王光英1919年出生于北京。1942年任辅仁大学助教,1943年起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建国后历任天津利生针织厂经理、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民建天津市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6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全国工商界妇女代表时与天津市工商界妇女代表戴翩英亲切握手
与此同时,民建的工商界还成立了工商业者家属工作队。以陈庸庵为工作队大队长,孙斑禄、戴翩英、路荣寰为副大队长(均为民建会员),向全市工商业者家属普遍深入地宣传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鼓励她们积极做好自己亲人的思想工作。1956年3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者家属代表大会的民建分会会员戴翩英,代表全国工商业家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天津市工商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做出的成绩,在北京天安门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胜利实现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伟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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