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的正义立场,民建天津分会筹委会积极响应联合宣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尽管是爱国的,但对当时敌强我弱的状况却十分担心。在一部分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中还存在着亲美、崇美等思想。民建天津分会筹委会针对这些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活动。为配合形势宣传,民建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反美讲座,邀请对美国有深刻了解的民建会员担任主讲,讲座涉及美国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情况,以其切身感受,揭露美帝纸老虎的实质。7月9日筹委会举办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座谈会,并积极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天津分会的工作;组织动员工商界投身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签名的有241个行业。通过和平签名运动,激发会员们的爱国热情,提高政治觉悟,认清美国的侵略阴谋。
1950年11月2日民建天津分会召集主要负责人座谈抗美援朝的重要意义。11月11日工商界召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商界各行业公会的主委。李烛尘、毕鸣岐、朱继圣分别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孙起孟和市长黄敬、副市长李耕涛的时事报告。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人民政府抗美援朝的决定。李烛尘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好四项爱国保证:(1)贡献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的志愿行动。(2)坚守工作岗位,保证积极经营,搞好生产(。3)坚决支持政府政策法令,保证稳定物价,反对囤积居奇,投机倒把。(4)加强时事学习,认清目前形势,扩大宣传,统一思想,认清敌友,不听反动分子造谣。
1950年11月30日民建天津分会与市工商联联合发起了全市工商业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这是一次震动全国的大事件。11月30日上午,工商界各行各业的队伍在行业主委的率领下汇集在第一体育场(今新华路体育场),游行路线由第一体育场集合出发,经中心公园检阅台,沿和平路、东马路至东北角。参加游行的工商界人员1万多人(民建全体会员在内)。天津市人民政府黄敬市长、周叔弢副市长、黄松龄部长、吴砚农秘书长、财委会李耕涛副主任、公安局许建国局长、工商局杜新波局长、马力克副局长、韩子敬副局长及财政局宋景毅副局长等被邀参加检阅。大会总指挥、民建主委李烛尘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向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慰问信,并致电毛主席,表达天津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盛大的游行开始,一辆贴着“贡献一切力量保家卫国”标语的宣传车开道,游行队伍高举毛主席画像、乐队奏起雄赳赳、气昂昂的乐曲。在游行队伍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民建天津分会、市工商联共同订立的五项爱国公约和一个大型工商业统计表,统计表显示着天津市解放后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情况。当游行队伍经过中心公园检阅台时,受到黄敬市长、周叔弢副市长等人的检阅。队伍在行进中许多群众主动参加,游行队伍群情振奋,特别是一些小商小贩,放弃了手中生意,不断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沿途一些高层建筑上的居民也随队伍高呼口号,大家情绪激昂。到游行结束时,队伍已达4.2万余人。民建总会闻讯后,立即发电祝贺。毛主席为天津工商界反美示威大游行发了复电:
你们在11月30日给我的电报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1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这封电报发表在全国报纸上。电文是毛主席亲自拟稿并签发的,这是毛主席生前用自己的名字发给工商界唯一的一份电报。
抗美援朝大游行后,天津工商界立即开展了实际支援活动。民建天津分会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利用报告会、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由于民族工商业者是受政策保护的对象,因此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当时,一些著名的企业如: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耀华玻璃厂、东亚毛纺厂等都捐献了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等武器。(www.xing528.com)
民建分会最初的捐献活动是在民建会员陈庸庵家中酝酿的。当时谭葆直、李烛尘、朱继圣等人正在她家中聚会,陈先生说:“抗美援朝,我们工商界应有所表示,我决定捐款五千万元(旧币),你们怎么办?”陈庸庵的捐献提议,立即得到了在座工商界同仁的一致响应。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提出捐献飞机两架,同时提出捐献六个月超产部分15%的利润。
朱继圣(1894年—1972年)浙江人,民建天津分会创建人之一,1919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1932年在天津建立仁立毛纺织厂,成为当时天津民族资本经营的第一流毛纺织公司。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彻底崩溃的经济,对人民进行公开掠夺,朱继圣隐匿未报仁立公司在美国存有的41万美金,解放后交给国家,以解国家经济的燃眉之急。抗美援朝时期他带头捐献以“仁立号”命名的两架战斗机。1954年被选为天津市政府委员、市政协副主席。他的这一行动,在工商界中起了带头作用。李烛尘代表永利、久大捐献“永利号”飞机一架;孙冰如代表寿丰面粉公司捐献飞机一架;毕鸣岐等人领导的进出口公司捐献飞机五架,并提出改善管理,增加收入,继续捐献。
毕鸣岐(1902年—1971年)山东利津县人,民建天津分会创建人之一,济南法育师范学校毕业,多年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1934年利用与苏联边贸运输之便,掩护中共高级干部进入苏联。1946年在天津独资创办华生贸易行,1948年任天津商会会长。天津解放后,为发挥私营进出口业的作用,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带头将私营的进出口业实行联合经营,为后来的公私合营建立专业进出口公司奠定了基础。1954年带头把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曾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董少臣领导的五金同业公会捐献飞机两架。会员刘绳武结婚不久,随即将结婚戒指也拿来捐献。还有许多会友如杨天受、陈锡三、宗德淳、王云鹏、齐业五等(后来入会),除已在会外捐献外,又在会内做了捐献。这些工商界著名人士带头捐献,为天津工商界后来普遍开展捐献活动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经过民建分会推动,共收到捐款人民币二亿二仟七佰九十六万二仟五佰二十元(旧币),全部转交抗美援朝支会;另外,会员所在企业及同业公会捐献飞机十六架、大炮二门、高射炮二门及现金二十九亿二仟四佰六十五万元(旧币)。
在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分会会员和会友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有的会员被培养为分会的骨干,有的会友则被吸收为会员。为了支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前方多打胜仗,天津工商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军运动,组织了大量生活必需品和食品慰劳前方将士。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天津工商界组织赠送的大批慰问品占全市慰问品一半。抗美援朝期间,民建天津分会的主要成员和工商界代表人士李烛尘、资耀华、朱继圣、毕鸣岐、杨健庵、谭志清等分别代表民建赴朝慰问,并组织会员到各后方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在慰问期间,代表们听到了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的事迹,以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行为,更增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一致表示要以增加生产,加强国防的实际行动来支援前线。
民建分会把组织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界人士协助政府稳定市场,恢复生产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国营经济阵地较小,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一些反革命残留势力和投机奸商兴风作浪,破坏正在建立的国民经济秩序。政府运用政权统一的力量,调动物资,利用市场供求规律,狠狠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为此,民建天津分会组织工商界会员参加了多次政府举办的物资交流大会,带动工商界为沟通城乡贸易,巩固市场秩序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要求会员束身自爱,不参与破坏经济秩序的活动。会员们表现积极,涌现了许多模范人物及先进事迹。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建会员杨玉文为仁立毛纺厂开发新产品的事迹。仁立毛纺厂生产的西服花呢、派力斯、法兰绒等产品在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且出口美、英、法等国。1949年解放后,由于中美关系恶化,帝国主义封锁,产品不能出口,国内经济萧条,生产陷于停顿,毛料基本没了销路。朱继圣、杨玉文等人认为只有改产才是唯一途径。当时朝鲜开战,物资紧缺,杨玉文据此提出了改织民用呢为工业呢的建议。由于两种呢子生产设备不同,改产遇到很多困难,工业呢中最大用量是造纸呢,但造纸呢要求幅面宽,仁立的织机达不到,杨玉文带领一批技术人员开动脑筋,想出妙策,把呢面改为两摺或三摺,等于加宽一倍到两倍,织完后再对摺加以修整。这样,很快做出了造纸呢,打开了销路。除造纸呢外,仁立还研制成功了印刷厂使用的印刷用呢和纱厂使用的各类皮辊上的白呢。这些工业用呢过去都依靠进口,解放后因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断了来路。仁立改产工业用呢,不仅为自己走出困境找到了新出路,而且也为很多用呢厂解决了原材料匮乏的燃眉之急。这一恢复生产的举措,为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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